在履行所有这些责任时，我们应当考虑谁最需要帮助，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他自己是否也能够完成。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按照社会关系的各种等级提供帮助与按照情况的轻重缓急提供帮助，这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有些恩惠应当施予某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例如，在收割时，与其帮助兄弟或朋友，不如帮助邻居。但如果是在法庭上，那么就应当为亲属和朋友，而不是为邻居辩护了。因此，每履行一次道德责任，都应当将诸如此类的问题考虑一番（而且我们应当养成并保持这种习惯），以便成为善于计算责任的人，能够通过增减准确地平衡责任的收支，确实弄清楚对每个人应尽多大的责任。
但是，无论是医生、将军，还是演说家，不管他们对自己本行业的理论有多了解，如果没有经验和实践的话，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同样，正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诚然可以制定一些履行责任的规则，但是这样重要的事情也需要经验和实践。
履行责任所依赖的那种道德上的善是从那些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原则中衍生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已经设定了道德上的正直和道德责任所源出的四种基本的美德，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凭借一种伟大的、高尚的、不因世俗生活变迁而动摇的精神所获得的成就是最光荣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想要赞扬某个伟人时，我们就会设想用更动人的语调歌颂其勇敢而崇高的工作。因此，演说家们都常常提到马拉松、萨拉米、普拉泰亚、德摩比利和琉克特拉，因此我们的科克列斯、德奇乌斯父子、格奈乌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西庇阿、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以及多得难以计数的其他人，尤其是我们整个罗马民族，都是以勇敢著称于世。另外，从他们的雕像通常都是身着戎装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他们喜爱战场上的荣耀。
但是，假如在危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昂的斗志缺乏公正，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斗争，这就是邪恶的。因为这不仅没有美德的成分，而且其本质上是野蛮的，与我们一切美好的情感大相径庭。所以，斯多葛学派将勇敢正确地界说成“支持正义事业的那种美德”。因此，凡是以背信和诡计而博得勇敢的名声的人不会获得真正的荣誉，因为一切不讲公正的行为都不可能是有德行的。
所以，柏拉图说得好：“不仅一切背离公正的知识应当被称作诡计而不应当被称作智慧，而且即便是临危不惧的勇气，如果它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自私的目的，那也应当被称作厚颜而不应当被称作勇敢。”因此，我们要求勇敢而高尚的人同时也应当是善良和正直的，应当热爱真理，反对欺诈，因为这些品质是公正的核心和灵魂。
但遗憾的是，这种无所畏惧的气魄往往会导致肆无忌惮和过分贪慕权力。正像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整个斯巴达民族的性格就是热衷于赢得胜利。同样，一个人越是具有无所畏惧的气魄，他就越是想成为第一号公民，或者毋宁说是，越是想成为独裁者。但是当一个人开始渴望显贵时，他就很难保持正义所绝对必需的那种公正的态度。结果是，这种人既不愿意使自己受制于辩论，也不愿意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公众和法律的权威。但他们往往成为社会生活中的行贿者和煽动者，企图用武力谋取最高的权力而成为优胜者，而不是以公正的态度与他人平等相处。但是，越是困难的事情，越要做得堂堂正正，因为一个人如果犯了不公正的错误，是绝不可原谅的。
因此，不是伤害他人的那些人，而是阻止这种伤害他人的行为的那些人，才能被认为是勇敢的。此外，真正而且明达的勇敢者认为人的本性最渴望的那种道德上的善在于行为，而不在于虚誉，他们所注重的是“实”，而不是“名”。我们应该赞成这种观点，因为那种依靠无知暴民的任性胡为而得逞的人不能算是伟人。另外还有，一个人的野心越大，他为了得到虚名就越容易受诱惑而干出不公正的事情。当然了，我们自己究竟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人，他虽曾历尽艰险，却不企求荣誉作为对他成功的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