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认为，战争的功绩比和平的功绩更伟大。但这种看法需要修正。因为许多人只是出于贪图虚名的野心而去寻求战争的机会。有魄力、有天赋才能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们适应军旅生活，又喜欢打仗，那就更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正视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和平时期的功绩比战争时期的功绩更伟大，更光荣。
例如，不管人们如何称赞地米斯托克利（他也是值得称赞的），不管他的名声比梭伦显赫得多，不管萨拉米斯16可以为他最辉煌的胜利作证（这一胜利比梭伦在设立元老会议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治国之才更辉煌），然而却不能认为梭伦的功绩不如地米斯托克利显赫。因为地米斯托克利的胜利只是一度有利于国家，而梭伦的工作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通过他的立法，维持了雅典人的法律以及他们祖先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地米斯托克利很难说出自己对元老会议有什么帮助，而元老会议却可以公正地断言，地米斯托克利接受过它的帮助。因为那次海战是由元老会议指挥的，元老会议则是由梭伦创立的。
可以说，保萨尼亚斯17和来山得（LySander）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人们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功绩，斯巴达才获得其霸权地位，但是这些功绩远远不能和吕库古18制定法律和纪律的功绩相提并论。甚至，毋宁说，保萨尼亚斯和来山得有如此勇敢、如此纪律严明的军队，这应当归功于吕库古。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少年时代，并不认为马尔库斯·斯考鲁斯19不如盖乌斯·马略20，或者，在我从事公职时，我并不认为昆图斯·卡图卢斯不如格奈厄斯·庞培。因为如果国内没有一个运筹帷幄的智囊团，武器在战场上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阿非利加努斯虽然是一位伟人、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军人，但他摧毁努曼提亚而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也并不比普布利乌斯·纳西卡在同一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大。后者虽然当时还没有被赋予官方的权力，但他除掉了提比略·格拉古。诚然，这一行为不完全属于民事的范围，它还带有战争的性质，因为它釆用的是暴力。但是，尽管如此，它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仍然算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有一句诗说出了全部真相，但我听说，恶毒和爱嫉妒的人往往对它横加指责。这句诗是：
武器屈服于长袍，桂冠21屈服于对
文官的赞颂22.
用不着举其他的例子，在我当政时期，武器不是屈服于长袍了吗？当时共和国正处于空前的危境，和平正遭到空前的威胁。但是由于我的警觉和劝告的结果，武器突然从那些最亡命的叛国者手中滑落——心甘情愿地将武器放在地上！什么战争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什么胜利能够与此相比？我的儿子，马尔库斯，我可以对你自夸，你应当继承我的光荣传统，而且有义务效仿我的为人处世。甚至格奈厄斯·庞培，一个成功卓著的英雄，也在许多人面前这样称赞我，他说，要不是我为国效劳，从而使他有一个庆祝他凯旋的地方，他的第三次胜利就会是徒劳的。
因此，有例为证，文官的勇气并不亚于军人的勇气，而且前者甚至比后者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需要有更伟大的献身精神。
当然，我们在一个高尚的心灵中所寻求的那种道德上的善是由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由身体上的力量促成的。不过，身体还是应当锻炼的，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办事和忍受苦活时服从判断力和理性的命令。但是，我们的论题——那种道德上的善则完全取决于思想和心灵对它的关注。在这方面，指导国事的文官所提供的服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指挥战争的武官所提供的服务：战争常常由于文官的治国才能而被避免或终止，有时也因此而宣战。例如，根据马尔库斯·加图的建议和劝告，爆发了第三次布匿战争，而且他的影响左右了这次战争的行为，甚至在他死后也是如此。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友好地解决争端比用武力在战场上一决胜负更可取。不过，我们得小心，不要只是为了避免战争而不顾及公众的利益。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战争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获得和平，除此之外不应当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但是，要想做到在困难的时候不心烦意乱、不急躁或不惊慌失措，而能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保持心平气和，沉着镇静，不逸出理性的轨道，那就需要一种勇敢、坚毅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个人有莫大的勇气，同时还需要有洞察未来的聪明才智，这样才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中应该做些什么，绝不要弄到只好说：“我没有想到会是那样。”
这些活动标志着一种在深谋远虑和智慧方面坚强、高尚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而鲁莽地参与打架和与敌人肉搏只是一种野蛮、粗鲁的事情。但当为情形所迫而需要这样做时，我们必须挥剑迎敌，宁死也不能做奴隶，受侮辱。
至于摧毁和掠夺城市，我认为要特别小心，切不可滥杀无辜和胡作非为。在乱世中，伟人的责任是，挑出那些有罪的人加以惩罚，宽恕大多数群众，并且在每次分配没收来的财产时，坚持一种公正和光明磊落的做法。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因为有许多人把战争的功绩置于和平的功绩之上，所以，人们也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冒险躁进的建议似乎比冷静审慎的措施更令人钦佩，更使人激动。
当然，我们在避免危险时绝不应当显得畏葸怯懦。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不要去冒不必要的危险，那是最有勇无谋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遇到危险时，应当像医生诊治病人一样对待险情：对轻微的病症，医生们一般只用温和的疗法；对危险的重病，他们只好用药性猛烈的、甚至危险的药物。所以，只有疯子才会在天气晴和时祈求暴风雨。聪明人的做法是，当暴风雨来临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加以抵御，特别是当预期如果成功的话所能得到的好处超过冒险拼搏所付出的代价时，那就更是如此。
伴随着国家大事的那些危险有时会落到那些处理这些国家大事的人的头上，有时会落到国家的头上。为了将这种事业进行到底，一些人不惜冒牺牲生命的危险，另一些人不惜冒丧失自己的名誉和国人的善意的危险。因此，我们应当是，宁愿危及自己的福利也不愿危及公众的福利，宁愿名誉受损失也不愿其他的一切利益（比如，国人的尊敬和善意；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国家的存在及其带来的一切好处）受损。
可是，也有许多人，他们不仅愿意为国家慷慨解囊，而且还愿意为国捐躯，却不愿意丝毫损害自己的个人荣誉一一即便国家的利益需要他们作出这种牺牲，他们也不愿意。例如，卡利克拉提达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指挥斯巴达海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最后却因为不肯听从别人的劝告将舰队从阿吉努赛列岛撤出以免与雅典人交火，而前功尽弃。他对劝告他的那些人的回答是：“斯巴达人如果失去一支舰队，还可以再建立一支。但如果撤退的话，势必会给自己的荣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过，这一次失败对斯巴达的打击还不算最大，最惨的是另一次失败：克勒翁布罗图斯23因为怕别人说自己尿就不顾后果地与埃帕米农达斯24决战。结果，斯巴达一败涂地。
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就稳重得多了！关于他，恩尼乌斯曾写有这样的诗句：
一个人——也只有他——用“拖延”收复了国土，
丝毫不把自己的荣誉放在国家的安危之前。
因此，他的美名光焰四射，流芳千古。
在政治生活中，同样也应当避免犯这种错误，25因为有些人怕得罪人，不管自己有多好的意见，也都不敢坦率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