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这种不公正的行径，斯巴达人放逐了他们的五长官之一来山得，处死了他们的国王阿吉斯——斯巴达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从那时起——同样的原因——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暴君崛起，贵族被流放，好端端的国家被搞得四分五裂。遭此不幸的还不只是斯巴达一个国家，这种错误的行径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它最初发端于拉栖第梦，后来逐渐扩大，致使希腊其余各国也因此而相继崩溃。我们的格拉古兄弟——即著名的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阿非利加努斯的孙子——怎么样呢？不也是因为土地改革问题上的斗争而使得他们垮台并丧命的吗？
另一方面，西西昂的阿拉图斯则应受到称赞。当他的城市被僭主们统治了50年之后，他从遥远的阿尔戈斯来到西西昂，悄悄地潜入这个城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该城，推翻了僭主尼科克勒斯，并且召回了曾是该城最富有的600个流放者。因此，他的到来使得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城邦。但在财产和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他觉得很难处理。一方面，他认为，如果让他所召回的那些曾被人剥夺财产的人仍然受穷，那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把持续了50年之久的财产权打乱，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期，这些财产中有许多已由于继承、买卖或陪嫁而转入无辜者的手中。因而他认定，无论是从财产的现有占有者那里把财产夺走，还是在对其从前的所有人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让它的现在占有者继续拥有，都是错误的。所以，当他得出要想圆满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就得有钱这一结论时，他就宣布他要去一趟亚历山大里亚，并吩咐说，在他回来之前一切维持现状。之后，他便兼程去见他的朋友托勒密，当时托勒密乃是一国之主——亚历山大里亚建城后的第二位国王。他对托勒密解释说，他想使自己的国家恢复宪政自由，但目前遇到了难题。由于他是一个名望很高的人，所以没有费多大的劲儿就从那位富有的国王那里弄到了一大笔援款。他带着这笔钱回到西西昂后，就召集了全城50位最有威望的人进行商量。他同他们一起对占有别人财产的那些人的情况和失去财产的那些人的情况都作了研究。他在对那些财产作了估价之后，就设法使某些人相信，放弃现有的财产而接受等值的金钱补偿更可取；使另一些人相信，接受与他们失去的财产等价的现款比试图要回自己过去的财产更划算。结果，双方都各得其所，没有一句怨言，保持了社会的和谐。
我们的国家也需要有这种伟大的政治家！这才是对待自己同胞的正确方法，而不像我们已经两次亲眼目睹的那样，在市场上竖起矛，把公民的财产拍卖掉。远方的这个希腊人，像任何一个明智而卓越的人一样，认为他必须顾及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好公民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最健全的聪明才智——不使公民与公民之间在利益上发生冲突，相反，他在不偏不倚的公正基础上使全体公民和睦相处。“让他们住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用不着付房租。”67为什么要让他们无偿居住？我花钱买地、建房、维修，难道是为了使别人可以不经我的同意享用属于我的东西吗？这不就是把属于某个人的东西夺走，送给另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人吗？取消债务，等于是你用我的钱购置田地，结果你有了田地，我却没有了钱，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那种具有危及公共安全性质的负债。这种危险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防止的，但是如果出现严重负债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听凭富有者丧失其财产而让债务人享用其邻居的东西。因为，能最有效地支撑一个政府的莫过于它的信誉，如果一个政府不用法律的手段迫使债务人偿还债务，它就不可能有信誉。我当执政官时期，要求免除债务的呼声最为强烈。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手拿武器，企图用武力强行通过废除债务的提案。但是由于我竭力反对，这种瘟疫在我国得到了彻底的根治。从此，人们的负债额不再增加，清偿债务也更加痛快或彻底。因为欺诈债权人的希望已经破灭，如果欠债不还，政府就会用法律的手段强制债务人偿债。但是现在的胜利者，虽然当时已被击败，却仍然实行他从前的“废债”计划，尽管这一计划对他个人来说已无任何好处。68他对做坏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即使没有什么目的，他也要去做，因为做坏事已成了他的一个乐趣。
因此，那些关心国家利益乃是其责任的人切不可采取这样一种慷慨的做法，即把某个人的财产夺走，送给另一个人而使其致富。首先，他们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通过公正的执法和公平的判决使每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得到保护，使穷人不因其无助而受压迫，使嫉妒不挡富人的路，阻碍他们保持或重新获得理应属于他们的那些财产的所有权。此外，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他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扩大国家的疆域，增加国家的岁入。
从事这种服务需要有伟人的品质。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经常有人提供这种服务。如果谁履行诸如此类的责任，那么他不但会为自己赢得名望和荣誉，而且同时也能为国家提供出色的服务。
最近在雅典去世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蒂尔的安提帕特认为，在那个涉及利的规则的一览表中，帕奈提奥斯忽略了两点——关心健康和关心财产。我想，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忽略这两条，大概是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有利的。虽然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仍然想就这个论题说几句。保持个人健康的方法是：考虑自己的体质；观察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在满足身体的需要和舒适时始终克制自己（但只是克己到自我保存所必需的那种程度）；摒绝感觉上的享乐；最后，借助于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那些人的专业技术。
至于财产，赚钱是一种责任，但是赚钱的手段应当正当。小心经营，勤俭节约，积蓄钱财，扩大资产，也是一种责任。这些道理，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一本名为《经济论》的书里讲得非常中肯。我大约在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把这本书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
但是对于赚钱、投资（要是还包括花钱就好了）的这整个论题，“交易所”里的某些值得尊敬的绅士作了比任何学派的任何哲学家所能作的更为有益的讨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注意赚钱、投资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完全属于利的范畴，而利则是本卷所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在两利之间权衡轻重，常常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说过，这是帕奈提奥斯所忽略的第四点）。因为人们不但经常拿身体上的利同外在的利进行比较，以及拿外在的利同身体上的利进行比较，而且还经常对各种身体上的利进行相互比较，和对各种外在的利进行相互比较。身体上的利以下述这样一种方式与外在的利进行比较：一个人也许会问，健康是否比财富更值得向往？因此，外在的利以这样一种方式与身体上的利进行比较：财富是否比惊人的体力更好。而各种身体上的利可以相互比较，所以有人宁愿要健康而不要感官上的享乐，宁愿要力量而不要灵活。各种外在的利也可以相互比较，例如，有人也许宁愿要荣誉而不要财富，宁愿从城市产业中得到收益而不愿从农庄中得到收益。大加图的下述那些著名的答词就属于这类比较。有人问他财产最有利的特征是什么，他回答说：“成功地养牛。”其次是什么？“相当成功地养牛。”再次呢？“只是稍微成功地养牛。”第四呢？“种庄稼。”接着那个人又问：“放高利贷怎么样？”加图反问：“杀人怎么样？”
从这段对话以及其他许多事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们不得不对各种利进行相互比较，所以我们在讨论道德责任时增加这第四部分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