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柴窑十八罗汉的现身，不免会引发藏界朋友的唏嘘声。究其原因，就因为历史上发生过“三武一宗”教难之厄，具体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期的“灭佛”，郭荣正好为其一宗。不过凡事皆有来历，求取甚解方入正轨。笔者作了一番调研后认为，事情或许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下面摘其要义的，是为专于世宗限佛研究的新成果，见之于《文史哲》期刊20 03年第04期中的《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论文作者张箭。
世宗其时，当值唐末五代，战乱不断，人民苦难深重，信佛者大增，到处创建寺院，私度僧尼。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的稳定。更有甚者，佛寺成为逃兵和罪犯的庇护所。为革除其弊，世宗郭荣下诏限佛。世宗限佛是最为温和、文明和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凡与佛道二教相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限佛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既增加了农业人口和国家赋役，又提高了僧尼素质，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显德二年，“是时中国乏钱”。郭荣从战略全局出发，合理配置铜资源，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颁铜禁”遭到佛教徒和朝廷大臣的反对，世宗沉着应对，搬出了“舍身饲虎”的典故，他说：“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驳得反对者哑口无言。据传，周世宗曾经带头捐出宫廷中的铜质祭祀礼器，令窑工烧制一批仿商周的青铜鼎、簋、尊、觚、炉等的祭祀陶瓷礼器，大件的皇宫使用，小件的作为赏赐礼品。
回头思量，既然后周显德年间的限佛措施，正如所颁诏书言：“将隆教法，须辨否藏，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而非旨在灭佛，那么柴窑十八罗汉摆件现身，也就自当不足为奇了。（参见书末后周柴窑精品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