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七）
我的师兄
龙一
杨志广是我的师兄。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八○级的学生，他是七七级，长我三届，但在学校未能相识。
我年近不惑才开始学习写小说，1978年，我在《中国作家》发表第一篇小说，终审是师兄，责编是张倩老师，但那时我们仍未相识。直到二十年后，肖克凡兄将我引荐给他，我们才算接续上这段同门师兄弟的关系。
那时我的小说写得不好，师兄只是看着我努力，并未表示过主动提携我的意思，这是南开大学的传统，我心中明白。2003年，我在《中国作家》发表第二篇小说，稿子是直接寄给师兄的，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领奖那天，师兄过来陪我吃早餐，开会时将我介绍给各位文坛重要人物。这大约是我第三次与师兄相见。
第四次与师兄相见，应该是在2004年夏天，师兄携夫人和公子来天津旅游，约天津的几位作家一同住进一处尚未开张的“农家乐”。记得那天我与师兄在同一个池塘里钓鱼，我钓上来一条不足两斤重的草鱼。这是我钓鱼史上的最高纪录，克凡兄赞我该走运了；师嫂比我还开心，当晚便亲手用这条鱼烧了盆鱼汤，甚鲜美。回到天津的时候，我请师兄在我家里吃了顿便饭，最贵的菜是两只鸽子，菜市场买的，25元，却烧得很糟糕，咬不动。那天，师兄对我上初中的女儿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有些话她考上多伦多大学之后仍然记得。师兄离开天津时，我原打算买两盒麻花给他带上，但同行作家已经有人送来，便省我破钞。师兄将带来却未用完的香烟留给我，我也老实收下了。
第五次见师兄，是2005年春天，我将第一部长篇小说亲自送给师兄，当年8月发表，用来纪念抗战胜利。我写小说十二年，将近一半的作品是在《中国作家》发表的，终审是我师兄，责编是张倩老师。后来我又见过师兄几次，都是在会上，交流不多。我成为他的师弟三十年，相识近十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大约也只有十次。
最后一次与师兄见面，是在医院里。克凡兄告诉我，志广病了，已经住院治疗。克凡兄那天家中有要事处理，我便不顾友情，撇下他独自去了北京。下火车之后，我给师兄打电话，师兄说医院里的饭不好，你吃过再来。午后我见到师兄，病房条件很糟糕，师兄却告诉我，能够住进来治疗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那天，我待的时间不太长，话说的也不多。我走的时候，师兄送我到楼梯口，身上穿着医院的服装，上衣没系扣，气色尚好。他没提再见面的事，只说挺远的，不方便，别再跑了，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此后，师兄便将我的事全部委托给张倩老师，我至今仍然在《中国作家》发表小说，几近每年一个。
接下来的几年，师兄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也只是在想起师兄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话仍然不多，只是表达个惦念之意而已。师兄的病情我不敢问，多半都是克凡兄转述给我的，知道他找到了对症的药物，后来又知道他找到了购买较便宜药物的渠道等等。再后来，从报刊新闻或朋友那里开始听到，师兄偶尔回编辑部工作了，或是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了。有时，我也会在某些刊物上看到师兄的照片，因是合影，人像很小，看不清脸上的气色，但我仍然为他感到高兴。
几天前，克凡兄告诉我，他原想到北京去看望我师兄，但师兄已经搬到乡下去静养了。我们相约等师兄回京之后，带上好酒一同去看他，哪怕让他浅尝一口也好。今天早上，我起床后看到一条短信，是克凡兄发来的，时间是2009年11月3日9点35分，内容是“志广过去了，8：56整”。
我很难过，前所未有地难过，因为我失去的是一位花费了十年的时间牵引我前行的兄长，内中深意，只有我自己刻骨铭心。写完这篇短文，我要为师兄敬上三支香烟，奠一杯酒；到他“七七”的时候，我要再为师兄烧两只鸽子，与上次的烹调方法相同。
原载2009年11月10日
忆雷加
陈建功
我认识雷加于1974年，到他辞世，竟有三十五年之久了。其中从1982年到1995年十三年间，又同在北京作协一个党支部里做专业作家，经历了文场的多事之秋，对老人家的了解就越发多了些。1995年我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后，遇到春节走访或生日庆贺，总是主动要求去拜望老人家。每年的春节联欢会上，也都见到雷加由家人陪伴，来和文场老友聚首的身影。每到这时，我总要趋前问安，又为自己平日里疏于问候而致由衷歉意。雷加总是挥手道：“你忙，你忙，我都理解！”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我又见到他，他已经不得不坐到轮椅上，想想他已届九十五岁高龄，应该是来北京饭店参加团拜的最高龄作家了，我记得当场还开了玩笑，说雷老你厉害啊，九五之尊啊。他朗声大笑，说只要走得动，是一定要来看看老朋友的，见一面少一面啦！他的坦率与自嘲，当场引发笑声。岂料他一语成谶，今年3月10日下午，午睡后突然撒手西去。几天后，到八宝山与他告别，我看着鲜花丛中的雷加，悲痛之余又想起了1974年与他相识、相处的几个月。人这一辈子，永远活得明明白白者不多，到了老年，不偏执、不挑剔，到死都明明白白的人更是少见。而我们的雷加，真是一辈子活得明白、活得潇洒的人物啊。
1974年我还是北京京西矿务局木城涧煤矿的工人，那时就认识雷加了。此前一年，1973年，那个时候“文化革命”也已经搞了七年了。“四人帮”大概觉得不搞点“文艺繁荣”，交代不过去，于是便有了组织工农兵“歌功颂德”的计划。当时在矿区当掘进工人的我，因为政治言论的“出轨”，正受着监控和打击，却又因有点舞文弄墨的才能，便被派出来承担“工农兵”写作的任务。那个时候，浩然正走红，我在花市东兴隆街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招待所里结识了他。其时他正在那里写《金光大道》。浩然热情、平易，对初学写作者尤其热心。应该说，今天看起来，尽管浩然当时的文艺思想颇受左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认识浩然以后，我的创作水平有所提高，应该说从他那里得益不少。我同时结识的，还有诗人李学鳌，他在那里写长诗《向秀丽》，是他把我的处女作《欢送》拿到《北京文艺》推荐发表。同时我还在那里结识了后来在文场大显身手的理由、陈祖芬、张守仁、陈昌本、孟广臣等等，都成为了后来相互砥砺、一起迎接思想解放运动的朋友。我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已经讲过，那时的浩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为自己庆幸，珍惜自己保有的写作权利，因此面对“四人帮”“封官”的诱惑，他不为所动，时而又不能不虚以委蛇。就我所知，他就谢绝了出访日本的安排，也谢绝了出任文化部官员的诱惑，但他也没能拒绝“代表江青”到西沙“劳军”之举，且有《西沙儿女》面世。结识浩然的同时，我又结识了草明。她似乎是刚刚摆脱厄运，一个人躲在东单史家胡同的家里。时任我的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带着我们一群工人作者，前往叩望。草明对于工人作家，从来是关爱有加的。“文革”前她就曾在鞍钢和北京一机床办过写作训练班，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再后，到了1974年，我就认识雷加了。如果说结识浩然是纯系巧合，结识草明，是经人介绍，结识雷加，就是“组织安排”了。那时的雷加，好像刚刚被“解放”，大概也有那么一点考验他的味道，《北京文艺》组织了一个改稿班，大约目标也是“歌功颂德”吧，让我们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的文字。雷加、姚欣等人被派来做我们的“辅导老师”。算起来雷加那年应该是五十九岁，在二十五岁的我看来，已经是“老前辈”了。雷加个头高高的，身材健美，骑着一辆轻巧的自行车，是那种线闸的、车把很低、车座撅起的自行车，老爷子骑上去，用时下的话语，真是酷极了。此后的十几年，甚至到了二十几年，我时不时就看见雷加骑着自行车翩然来去，这就成为了我们一见面永久的话题——“喝，雷老，还骑哪，您七十几啦？”
“七十五！”
“骑着奔八十去啊？”
“你说少了，八十哪打得住！”
他的自行车骑到哪年打住的，我已经忘了。但我敢说，八十岁时的确没有打住。就是因为这心气这活力，他才永远在深入生活的道路上奔走着。听一位作家朋友说，雷加七十多岁时，还和大家一起去酒泉卫星基地，甚至还爬上了卫星发射塔。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还和年轻人一起，顶着飞沙走石，踏访了一番居延海、黑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