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他更有深谋远虑。就在反右、整风运动取得基本胜利的1957年10月，他就提出，以后还要不断搞这样的运动：“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477页。问题是如何始终绷紧这根阶级斗争的弦？毛泽东将其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运用到娴熟地步的“阳谋”经验，再作发展，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策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即是说，没有对立面，可以设置，矛盾不尖锐，可以激化，潜伏的矛盾也可以诱发出来，用一切手段制造阶级斗争，既可以将不安全因素消灭于萌芽中，又可以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逼使全党全民始终处于“革命状态”。
应该说，李井泉对毛泽东的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后来和上海的柯庆施等一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与重用并非偶然。毛泽东说过“要定期放火”，并且问：“以后怎么搞呀？”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42页。李井泉于1958年发动中学生社教运动，就是放了一把火，可以说是他对毛泽东策略的创造性的发挥。问题是居然对未成年人设置陷阱，就特别令人发指。但对毛泽东、李井泉这样的政治策略家来说，只要“政治正确”，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而且他们既已经认定这些十七、八岁的娃娃是最危险的“敌人”，就更加不择手段了。
五，建立新的制度：政审、档案等。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已经一再引用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的那个著名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应定为制度”，“初中以上学生应建立档案制度”。《五八劫》，259页。
四川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指示和《教育厅、民政厅、公安厅、高教局、人事局关于对报考高等学校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工作的联合通知》，有三点颇值得注意。其一，所谓政审，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预防地、富、反、坏、右等分子、混入高等学校”。这里所说的“等分子”，就包括了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中学生。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歧视，以家庭出身、思想观念与政治的原因而剥夺了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57年高教部《关于高考学生政审要求的一些具体意见》甚至规定：“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要注意从严掌握，政治和现实表现一般的可以不予录取”。《“建议不予录取”》，《五八劫》，513页。其二，在中学生中划分右派与坏分子，并且由公安部门直接介入高校招生，掌握主导权，如本书编者所说，“大概算作我国在世界上的又一创举”，《五八劫》，370页。更是表现了当局的“专政”思维：不仅把一部分中学生视为专政对象，而且在他们看来，教育也是实行专政，专政部门的介入就是必然。其三，政审的内容，包括了“本人成分、出身、经历，主要社会关系及其亲属的政治面貌和他们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的情况。是否有台、港、澳关系”，这是典型的唯成分论和株连术。同时还包括“本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鸣放辩论时的政治态度和在城乡大辩论中的表现，学校政治排队情况”，以及“本人操行评分及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以上所引《指示》与《联合通知》见《五八劫》374页，371—373页。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这里可谓“图穷匕首见”：运动不过是对无知纯真的中学生设下的政治陷阱。这样的“政治审查”一旦成为制度，就成了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控制与迫害的“杀手锏”，扼杀了多少年轻有为的青年！
而且这样的政治审查材料还要进入个人档案。这就将政治控制与迫害延伸到受害者的一生，许多人就因为档案里有“政治不良”记录而被“控制使用”，成了终身“政治贱民”。本书中许多有关回忆，实在惨不忍睹。这都是血写的历史，是必须正视的。
“五八年的高中生”
但一切体制都是有效也有限的。因为人的精神是压不服，摧不垮的。
于是有了“五八年的高中生”这样的“名片”和共同命名。如其中一位成员所说，多年来，他们“相知于心，始终都在相互寻觅”。现在，他们以这本《五八劫》显示自己抹杀不了的存在。
他们当年受难，是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屈服过。
1962年，他们给周总理写信，却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有的被提审五、六次之多，有的因此而入狱。陈启为：《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前前后后》，《五八劫》，142—146页。
1967年至1968年，他们成立“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写的证言。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遭到残酷迫害。但他们仍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留下了历史的铁证。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记事》，《五八劫》，189—190页。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对李井泉这样的当权者的批判，以及积极参与这样的造反和批判的“造反派”，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做具体分析，绝不能因为总体指导思想、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更不能用“反右思维与逻辑”，视之为“阶级报复”。像“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活动，或许有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但其正当性与正义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至于造反派问题，我完全同意何方先生的看法：“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量往造反派的箩筐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这都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还它本来面目的问题”。（《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466页，473页，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从2005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又编辑、自行出版了《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纪实》一书：“用五十年的血和泪，记下这行将被遗忘的历史”。
他们有理由这样无愧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有一句话，我必须讲出来，就是四十八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认过一次错，也没有向他们写过一份检查。我始终认为我是受害者，我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心”。王建军：《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胡星林访问记》，《五八劫》，112页。
“回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深切地感到我们这些入另册的同学，虽然未成年就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都能坚忍不拔地直面人生。他们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挺着腰杆做人；在名利面前，淡泊人生，洁身自爱；在工作面前，兢兢业业，能挑重担，挥洒自如。虽然没有丰功伟绩，却为社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张安杰：《小凉山怀旧》，《五八劫》，132—133页。
历史将记着这一切。
2008年6月21日—28日陆续写成
示众
——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作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