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序
应该让每一个不了解那一段血腥历史的年轻人都来读这本书。
我多次说过，“强迫遗忘”的要害，是要对年青一代实行新的愚民政策，让他们不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无法识别新的欺骗，不能继承先驱者的精神遗产，导致反抗资源的缺失，而陷于麻木与盲从。
因此，即使是还多少关心一点当年的事情的年青人（更多的年青人早已麻木得什么也不想知道了），也经常发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看起来很和善的爷爷和奶奶，为什么会成了听起来那么可怕的“右派”？他们触犯了什么？究竟犯了什么“罪”？——坦白地说，每次面对这样的天真的提问，我的心都阵阵发凉：天哪，这是怎样的历史的隔膜啊！
那么，我的孩子，就请读这本书吧。钱奶奶告诉你，她的上了《人民日报》，惊动了“中央领导”的“滔天大罪”，就是因为她发表了《九点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
“凡是与群众利益有关的事情，应广泛征求民意”，人民“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求改善目前‘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现象”。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名言：如‘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所做成的’。说得好听一点，这是没有兑现的教条，说得难听一点，那简直就是空话”。
“（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
“我要求对胡风问题作一交代。胡风问题不单是胡风问题，他和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有联系，因为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制”，“党中央为什么不像教导我们的那样，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呢？这岂不是成了‘言者有罪，闻者报复’了吗？”
“不准侮辱人格，不许施以精神极刑！”
“一个政党，当她做的事符合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人民是拥护她的”，“人民看一个执政党，不但要看她的党纲、党章，还要看她的所作所为，还要看党内每个党员的作风”，“人民是会把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党和政府赶下台去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不朽的”。
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但如一位学者所说，“一旦常识遭到普遍的破坏，仅因为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多数人感到自危，生活就会极其可怕”，“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为可怕的”（雷颐：《捍卫常识，为什么要以生命为代价》，文载《同舟共进》2008年2期）。——这样的“因为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的“可怕生活”，而且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训传》和反胡风时，就已经有了先例，但那还是在局部的范围。可以说，从1957年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危中了。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掌权者听着不舒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说出常识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
本书作者1957年说的那句话：“言者有罪，闻者报复”，可谓一语击中要害，点破实质。
请记住这一点：1957年的右派都是因言获罪的“思想犯”。
要问他们为自己的直言付出了多大代价？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血的控诉：多少灿烂的生命被剥夺，多少无辜的老人、幼儿受牵连，多么残酷的身体的摧残，多么深重的精神的创伤，还有永远也去不掉的“烙印”，就是五十年后，梦中惊醒，也仿佛“烙印依旧”，自己还是“思想犯”！
问题是，烙印依旧，是因为“言者有罪”的历史，并没有因为1978年包括作者在内的绝大部分右派被“改正”而结束。
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新闻：某干部或教师因在网络或手机上发帖对领导表示不满，横获“诽谤罪”而被撤职或拘捕，而且这样的新闻也是遍布全国的：前有山东高唐，重庆彭水，安徽五河，近有东北某县，难怪有人说：“言论获罪版本不断刷新，值得反思”（见《炎黄春秋》2008年2期）。
这都表明，本书作者1957年的“危言”依然是今天的现实，这确实令人惊心动魄，却又是必须正视的。
于是，我们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结论只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是回顾1957年的历史，还要把1957年“争取思想、言论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后代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一位朋友说得好：“要保护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图滥用权力的当权者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一旦他们侵犯了言论权利，一定遭到坚决的抵抗。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保障”。
当我们沉默，容忍，就永远没有言论自由；当我们开口，争取，就有了希望。
还是本书作者五十年前说的那句话：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8年3月2日急就
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
——赵旭《风雪夹边沟》序
（一）
本书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的，而且是比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要真实得多的历史。
因为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三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中，或有意回避（反右，大饥荒），或轻描淡写（文化大革命）。
还因为本书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命运，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我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六十劫语。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本书都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鲁迅曾说，中国“官修”和“钦定”的“正史”对历史真相的遮蔽太多，不如去读“野史”，“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你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吗？请读本书这样的“野史”。
（二）
但我又无法将本书当作一本给我以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来读，我是用心去读的，或者说本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并心为之一动的，是本书作者的“身份”。在书中这样介绍作者：“三岁时成了右派狗崽子，于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学，没有读完中学。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种人，大年三十与父母一起押送农村整整十年”。简短的数十言的背后，是一部心酸的历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刚刚参加的一次有关反右运动的讨论会上，一位“小右派”的带血的倾诉——
“1957年，我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
全国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受迫害，我们跟着倒霉。他们是冤枉的，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心迫害，那种凌辱和磨难留下终身的创伤。
我们别无选择地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只能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活着。
我们这些小右派学会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又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谁能够偿还？谁能够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巫一毛：《我们这些的小右派》。）
在这些无辜的孩子的追问面前，不仅罪恶的制造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审判。我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运动时竟然忽略了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历史苦难，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书的阅读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读懂本书，就必须先读懂（了解，理解，体会）“书外”的这一“小右派”的心灵史。
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还没有写下个人的这段历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转向父辈的历史：他早在1985年就因自己的尕爷爷饿死在夹边沟，而开始走访活着出来的人，写成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全国首次披露了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血腥的历史，打破了禁区，并顶着各种压力，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于2002年写出了《风雪夹边沟》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五年后又再作修订出版。作者显然怀有历史的责任感：父辈被遮蔽的历史，后代来书写，父辈没有说出、不允许说出的话，后代说出来；父辈的血不能白留，父辈的苦难要转化为精神资源，父辈的精神传统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是历史的命令，是父辈生命的嘱托，更是自己内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本书的写作，而使自己摆脱了体制制造的先天“失脑”（不会独立思考）和“失语”（不会说自己的话）的状态，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我正是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哑巴说话了！”，这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特地写到，小说的主人公杨鹏劫后余生回到当年的坟地，“把热身子贴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难友们的血在我的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其实也是作者的心声：他通过本书的写作，同样感受到父辈的血在自己“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实际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传递。这意义同样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宣布了“强迫遗忘，割断历史”的无用和无效。
“谁能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三）
本书的描写，最引人注目，最惊心动魄之处，自然是关于在大饥荒年代，在夹边沟里，所发生的“人吃人”现象：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不仅“韩胖子”，连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赖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杨鹏和雷燕，都有意无意地吃过人。而小说中的多才多艺的上海小伙子马丰的临终遗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后，难友们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将自己的死讯告诉父母！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曾经震醒了几代人的一大发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曾经说过，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的。首先是实指，即本书所描写的这样的真的吃人。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因战争或灾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记录。但中国的特点，一是这样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别多，一是还有“习得性吃人”，即“理论指导下的吃人”。有学者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统计出清王朝有352次灾荒，发生了19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的相互吃；这就是说，清朝统治的250年间，大约每十五年就发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参看《拒绝遗忘。说“食人”》）。而本书所描写的人食人事件，却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十年之际，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广西等地发生，这个事实是触目惊心的。还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广西吃人，是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旗号下发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论指导的“习得性”吃人；而本书所写到的夹边沟的吃人，其表现形态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后却依然是有“理论指导”的，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牺牲论与代价论”。本书写到，夹边沟农场场长刘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现吃人现象而感到压力，向地委书记商震汇报时，竟遭到了怒斥：“你这是右倾。国家暂时遇到了困难，你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说这话，这是个立场问题。该死的娃娃球朝天，搞社会主义呢，死了一个人，尻子就松了吗？”——在这位书记眼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面前，人的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高论，越是理直气壮，越令人恐怖。
（四）
我们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夹边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本书对此涉及不多（这可能是一个弱点），只有一处点到，就特别值得注意。据说劳改农场后来从夹边沟转移到高台县明水滩，是因为中共甘肃省委要在那里，“联合酒泉一带的十一个农场，让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基地，成为甘肃省的一个米粮仓，以便甘肃在粮食问题上完全自给自足”。——原来在历史的空前惨剧上面，还蒙有一层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神圣光圈！其时也正在河南农村（那里也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劳改的右派，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一语道破这样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浪漫空想的实质：不过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参看《顾准日记》）。这正是典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观”，和反右运动以后极大地强化了的，拒绝科学决策，缺乏制约和调节功能、纠错机制的高度集权体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两千八百多人的劳改犯，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1959—1961年三年内，全国死于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的人数，至今官方还没有提出准确统计，但据学者的研究，总在一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这真是血的教训：“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空想，在专制体制下，它的现实实现，只能是“人间地狱”。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夹边沟事件”的实质。
（五）
最后，还要说到鲁迅所说的“吃人”含义的另一面：那是一种象征，指的是“精神上的吃人”，即饥饿的惩罚之外，还加以精神的迫害与控制，使“人”不成为“人”。
于是，我们注意到，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它有两条平行线索：一条是主人公杨鹏和他的藏族姑娘桑杰卓玛的爱情故事——他们在青海兴海县的“鬼山”上相遇，其时桑杰卓玛正戴着“法王”所强加的“黑带子”，被视为“鬼”；正是时为共产党县长的杨鹏，将她“从鬼变成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结出了爱情的果子；而另一条主线，却是杨鹏无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接受“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要“从人变成鬼”。于是，就有了“改造”与“反改造”，“人”与“鬼”的反复较量：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情节故事与内容。
这里不准备具体分析本书对形形色色，个性各异的“人”与“鬼”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的生动描述——作者一点没有把复杂的生活与人性简单化，而是如实地写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气”（当然也有毫无人气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气”，看似堕落为“鬼”，却在坚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摆脱“鬼”的诱惑、纠缠的斗争等等。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外在环境的一切条件都在逼人为鬼，但夹边沟里的大多数人，都坚守住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并且正是在漫漫无尽的苦难中，维护了人的尊严，理想，独立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从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作为本书描写对象的右派，仅仅看作是历史的受难者，更要珍惜他们身上所积淀的民族精神财富。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右派的后代，正是从他的前辈那里，吸取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从而挺身为“人”的：本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