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一路讲学，其实是说了一路的梦话。“梦想”（“理想”）大概就是我的教育演讲的中心词。这和我的“体制外谈教育”的言说地位和立场有关，更是显示了我对教育的体认：在我看来，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大谈理想的背后所隐含的对于年青一代生命的关注，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也是我不想掩饰的。因此，这不是一本以教育专家的身份，眼光，学养来谈教育的书，这是一个从教四十余年的老教师生命体验中的教育，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眼里的教育。于是，也就有了我的两个教育关键词：“生命”与“立人”，我关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其着眼点始终是处于身体发育和精神发育不同阶段的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具有不同特点的教育问题。而我对农村教育和打工子弟教育的关注，则贯注着教育“平等”与“权利”意识，这大概也是我的教育关键词吧。——以上，就算是我的编后总结吧。
最后，自然要感谢这次南下讲学的组织者，邀请者，主要有广西教育出版社，福建语文教育学会，福建一中，福建“1+1读书俱乐部”，东莞教育局，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文学院，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朋友，当然，更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在今天这个无梦的时代，能够如此尽兴地说梦，还能以书的形式继续说，实在难得。
2008年3月12日
《致青年朋友》后记
2002年8月退休，就意味着离开了北大讲台；没有想到，却因此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讲学，走向了更广大的讲台。尽管我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中小学教育和农村教育，但依然没有忘记当代大学生，和他们有不少的接触。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的一个自觉的努力。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的一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离不开年轻人。我的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就是明确“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的。因此，我和几代年轻人——二十世纪“40年后”、“50年后”、“60年后”、“70年后”的四代人都建立了密切的精神联系。我退休前几年，大学里就已经出现了“80年后”的一代人，退休之后，大学生就基本上都是“80年后”这一代了，这一两年又出现了“90年后”这一代人。按一般人的看法，我这样的“30年后”人，和“80年后”应该有很大的“代沟”。但我却恰恰想突破这样的“代沟”，努力地去理解这一代人，并试图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即我所说的愿意和正在思考问题的年轻人，建立某种精神的联系，这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也是一个自我挑战。
本书的演讲与书信，大都是我在退休以后，和“80年后”这一代大学生（也包括之前、之后的部分大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我最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无论是青年大学生，还是我自己，都没有感到什么障碍；每次演说，通信，都达到了我所期待的生命的互动。这构成了我晚年生活的最大亮点，我因此对听我演讲，和我通信的大学生朋友永怀感激之情。这确实是相互的给予，共同的享受。
本书所收的演讲，主要是近几年的——最近的是2008年上半年的，因此，大多是第一次收集。但也有几篇是从已经出版的《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漂泊的家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文学艺术出版社）、《我的教师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书里选入的，这是要请购买了这些书的读者原谅的。书信的一部分也曾收入《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生命的沉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但主要部分还是为此书而专门整理的。其实，我写的书信远远不只这些；因为都是手写（这是我的习惯，总是觉得电脑里打出的不是信，真正的书信还得手写），写完就匆匆寄出，绝大多数都没有复印或留下手稿，只有少数几个年代，如2000年，2004年的几段时间，留了点心，复印了一些书信。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书信都集中在这几年几个月，原因就在于此。这里，顺便说一句，如果有读者收到并保留了我的回信，觉得信的内容还有点意思，那就请复印一份给我，寄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算是我们彼此结缘的一个纪念，我当感激不尽。
2008年6月4日
《语文教育门外谈续编》后记
《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出版于2003年，距今已经五年，现在又要出《续编》了。这些年语文教育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而我还只是“门外谈”，自从2002年退休后，自然就更进一步边缘化了，但本性难移，也还在关心语文教育及改革，也就以旁观者的身份，说了一些话。而且我还接着当年做的事继续往下做，于是就有了《新语文读本》出版七年后的修订，自然也就有了历史的回顾与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相应的调整。
可以注意的是二、三、五辑的文章，它是显示了《续编》的两个新的特点的。首先是注意对第一线老师在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理念和经验的总结。这是我在多个场合都说过的，语文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标准》，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讨论、调整，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正是在语文教育改革所提供的大环境，总体气氛下，一些身处第一线的，有理想，有志气，有创造精神的老师，获得了把他们的教育理念、追求转化为教育实践的机会，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我们面对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时，显然不能重新陷入无谓的争论中，更不能走回头路，而是应该注意倾听教学第一线实践的声音：不仅用实践来检验我们提出的各种教育理念、方案，而且要注意总结教育实践中所涌现出的新经验，从中找到解决当下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也就是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老师所说的，要“从坐而论道的太平交椅，站起来，走下去”，走到‘个案’中去”，研究学生学语文的个案，老师教语文的个案，从中“发现机理，究究本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教学实践中真实而严肃的思考中。正像我一再申明的那样，我不是教育专家，但我愿意倾听教育实践的声音，从中引发出自己的思考。如果说《门外谈》里许多的理念带有更多的理想成分；那么，这本《续编》就更注重对语文教学实践的个案研究，当然限于主客观条件，仅作了点尝试，但我却有一种落在实地的感觉。因此，我对本书所论及的洪宗礼、陈日亮、商友敬、严凌君、曾宏燕、李寰英、管建刚、刘发建、连子波几位老师一直心怀感激。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对本书写作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而且我自己也参加了有限的中学语文教育的实践，这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特点。2004年、2005年，我利用退休后的条件，到三所中学进行了高中选修课的实验。这既是出于“寻根”的内在生命需求，同时也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一个检验，是沟通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一个尝试。为编辑本书，我特地将上课时所积累的资料作了初步整理，深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活力所感动。我们过去，也许至今还是对中学生的学习潜力估计不足，而且由于我们教育体制、理念、方法上的问题，总在有意无意地压抑学生的创造性：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坚持进行教育改革的最主要的理由。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在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调整，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008年11月30日
《做教师真难，真好》后记
这些年，一直在关注中小学教育及其改革，当了解与认识逐渐深入以后，我的目光逐渐集中在中小学教师身上。
第一线的教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一切教育理念，一切教育改革的措施，最后都要落实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上，并接受其检验。但现实生活中的教师，在教育与教育改革上，却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级教育官员，各种教育专家合理的，不合理的，可行的，不可行的，名目繁多，常常是朝令夕改的观念，举措，他们都得听，都得执行，而且承担其一切后果。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教育的压力实际上都是加在这些无权无势，而又极端辛苦劳累的普通教师身上的，这些年不断发生的学生与教师，家长与教师的冲突，就是证明。处于上下左右夹击中的教师就陷入了教育转型中的极度困惑之中。当我听到一位教师“做教师真难，我越来越不会教书了”的呼喊时，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一线教师主体地位与作用的丧失。在我看来，这是暴露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的：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推动的改革运动，因此，不但先天地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持，缺乏内在动力，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就将教师视为被管理被驱使的对象，许多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针对教师的诸如“末位淘汰”、“与奖金挂钩”这类的强制性政策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很难视而不见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师素质的急剧下降：不仅是疲于应命的教师已无精力提高、完善自己，而且还完全败坏了校园的风气，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盛行，形成了几乎遏止不住的教育腐败。而教师的素质就成为教育与教育改革长远健康发展的一个内在制约因素。
但这不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全部：教育腐败的同时，还有教育的坚守。也就是说，教育是有一种自救的力量的：它本质上的理想主义，总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有志向，有眼光，有爱心的教师为之献身。对他们来说，做教师不仅“真难”，而且“真好”，即使难也要尽力。事实上，这些年无论外在的教育环境多么恶劣，总是有教师在默默地坚守教育岗位，尽职尽业，锐意改革，他们分散在各个基层学校，事实上支撑着中国的教育，并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正像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所说：“普通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我们是严重估计不足的。问题更在于，这些教师本来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教育改革的群众基础，依靠力量；但由于他们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却恰恰为现行教育体制所不容，他们在课堂上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是受到多方掣肘的。我们的教育改革，一面以“解放教育生产力”为使命，一面却在事实上压抑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极大的嘲讽。
但出路也在这里：只有这样的真正具有教育改革的自觉性，积极性，并最具创造活力的教师，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尊重他们的权利，恢复他们在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才有可能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指导思想，而且还要有制度的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要对现有教育权力结构有所改变，调整，也就必然要触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又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否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将只会是走过场，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但我们又不能等待。我们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于是，我把目光转向方兴未艾的民间教育改革实验。这是一个由基层学校的校长、教师为主体，民间学者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既是对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改革的一个补充，同时也希望能够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聚集在这里，在相互合作与支持中，一面提高自己的素质、素养，一面进行建设性的教育试验，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享受教育的快乐，获得教育和人生的意义：这既是教师的自救，互救，也是对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实实在在的促进和推动。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教育环境下，它的力量和作用的有限，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但它却是有生命力的。正像我多次说过的：“希望正在脚下”。
而我更关注的，是农村教育，打工子弟的教育和在那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教育工作的老师。尽管我实际上做不了任何工作，但我对中国农村教师始终充满敬意，我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思考乡村文化和教育的重建，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发出无力的呐喊。
这就说到了我和本书讨论的对象中小学教师的关系。这是我一再说明的：第一线的教师是中国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主人，我这样的关心教育，而又毫无中小学教育经验的，非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只能做服务性的工作，无非是写点文章，起一个吹鼓手的作用。因此，最应该感谢的是王栋生、马小平、梁卫星、陈日亮这些一线老师，还有在通信中给我以激励，启发和教益的老师和同学：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教育思想存在于他们的思考与教学实践中。
最后，还要说说本书的编辑与出版。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在2008年推出了《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之后，又同意出版我的《语文教育门外谈续编》，以及这本《做教师真难，真好》。这样，我在2002年退休以后所写的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文章都集中和读者见面了。以后，我可做的工作大概就不多了，或许再写一、二本有关教材分析的书，就要真正退出，休息，或者写我更有兴趣的著作了。
2008年12月1日
《与周氏兄弟相遇》小序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与治学之路，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和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的相遇。
早在中学时代就读鲁迅作品，在大学期间，又把新出版的《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但许多地方都读不懂。真正读进去，并且有了自己的体会，是在文革后期。中国与自己都走到了绝境，在极度的苦闷中，和一群年轻朋友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时，与鲁迅相遇了。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这次相遇的产物，本书第一篇《鲁迅思维方法论》就是其中的一篇。第二次相遇，是在2000年我遭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大病一场以后，又有了一次绝望的生命体验，并且有了《与鲁迅相遇》，这里选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一章。记得在这书的《开场白》里还讲过这样一番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疑惑，甚至感到了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这当然只是个人经验之谈。而且我的经验也不全是如此：在我退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研究、言说鲁迅的高潮，也可以说是第三次相遇。但这一次我的心境就很难用“绝望”来简单概括。由于解脱了体制内的大学教授的身份，倒反有一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自由感，思想的视野，精神的境界，都比原先开阔了许多，也更能以从容的心态和鲁迅对话——当然，内在的忧虑也比原先深广了许多。本书的最后两篇就选自退休后出版的《钱理群讲学录》、《鲁迅九讲》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