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周作人，是在八十年代；在此之前，我仅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散文写得好而已。正是在八十年代“回到五四”那样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我与启蒙主义者周作人相遇了。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和鲁迅相通，又是那样不同的启蒙思想，知识结构，言说方式，我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同时又唤起了我深藏在内心，却又长期被压抑的那些更为温柔、平和、精致的情感与趣味，这样的自我发现，曾一度让我着迷。我可以说是用与写作鲁迅完全不同的心境，去写我的《周作人传》与《周作人论》。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那是一段“充满了温馨”，“令人怀想的岁月”，“颇有一种自由感与松弛感”，于是就有了几分“洒脱”，几分“从容”（《岁月无情又多情》），这都是可以从那时写的文字（哪怕是学术论文）里感觉得到的。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似乎是和周作人告别了。在一篇文章里，我曾经解释说，那是因为周作人突然“热”了起来，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我不想去“凑热闹”。另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是九十年代后中国和世界社会的大混乱，大变动中，我的思想、情感与心境都更趋向鲁迅，我也更愿意言说鲁迅：我以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但我仍在内心深处为周作人保留了一个角落，“稍有空闲，即读其书而与之谈，每有所悟，必欣欣然而随手记下”，于是，又在2001年出版了《读周作人》一书，不过，这已是“业余写作”，带有“自我调节、自我发现的自娱性质”（《〈读周作人〉小引。后记》）。出版后好像也无人注意，我自己却不时翻出来看看。本想也选一篇收入本书，但都是文本细读，于体例不合，只好割爱。
其实，在九十年代末，我还写开过一门“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整理出《话说周氏兄弟》一书，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不小影响。其中一篇谈《有意味的参照》，本也想选入，但由于论题未充分展开，分量不足，也就舍弃了。不过其观点倒无妨这里说一说。主要是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强调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立人”，是“个体的精神自由”。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领域，有极大的思想互补性。其二，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他们在价值取向、人格自塑、人生和文学道路上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一样，周氏兄弟这两个典型，也“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赖以旋转的两极”，构成了一个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体，需要作一个综合的把握。
因此，在我看来，周氏兄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与前景。我只是占了一个“开始得早”的便宜，所写的这一切，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用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实在是简陋粗疏得很。因编此书，重读旧文，虽不免有些眷恋，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却更感羞愧，以至沮丧。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里，引述了鲁迅的话：“诚望杰构于来哲也”。就学术发展而言，这是确实如此的。
2008年6月4日
附录一
我的学术研究
——答研究生问
国家玮（北大研究生，以下简称国）：钱教授，您好。您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正如您自己所说：“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那种冷漠的（人们所谓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最初与鲁迅在精神上的共鸣是如何转化成为您学术研究的动力的？民间经验和学院训练在您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什么关系？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在贵州时，虽然我自以为有一个关于鲁迅的看法，但那个东西实际上是相当感性化的，后来经过学术训练以后，确实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把原来许多的感性认识大大地深化了，然后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我之鲁迅观”。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专业训练的话，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对鲁迅的观照；还有我非常感激北大的就是它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不仅是导师，还有同学，还有我后来作为教授上课接触到的那些本科的学生。当时北大整个的学术气氛是很浓厚的，在那样一个氛围下，才可能产生我的鲁迅研究。假如完全是民间的，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不分偏颇地追求这种民间的学术和学院的学术之间有机的结合；而我自己实际上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有两位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中国最上层和最底层、最中心和最边缘、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这样一个互动。所以我的东西有很多是来自民间的，但也有很多是学院的，因为按我的体验，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如果只有民间经验和自己主观情感的话，它是不可能达到一定深度的，和学院的进入一个更大知识背景中的观照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东西，我觉得对于鲁迅这样的对象是特别不合适的。因为鲁迅本身就生长在农村，他是民间艺术所熏陶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鲁迅和民间社会、底层社会的关系的话，你是无法去理解他的。所以如果我的研究有什么经验的话，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国：周作人研究给予您什么？它与您的鲁迅研究是否有某种互动？
钱：事实上，我的鲁迅研究显然受到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如同我在《心灵的探寻》后记中所说的，我发现在五、六十年代时代思潮影响下，自己很多方面误解甚至曲解了鲁迅，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必须从原来的研究模式中摆脱出来，于是我想到了周作人，其实研究周作人的目的是为了鲁迅：找一个和他经历一致、受到的教育一致却又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作家，而且也是和他同一个重量级的，从周作人看鲁迅，在比较中认识鲁迅。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也就是把周作人引入鲁迅研究的视野，这样反过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鲁迅，所以我的研究起点反而是周作人。当然，我研究周作人的结果，对周作人，以及他代表的和鲁迅不一样的文学派别，有了更深的体认，就不仅仅是为了认识鲁迅。而且这也成了我的研究优势，就是对现代文学两个最重要的领军人物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而且又是属于自己的独立认识和把握，有了这两个“底”，再来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就自然能够游刃有余。这也算是我的研究经验吧：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抓“大家”，而且最好是有两个以上的可以互相对照的大家，这也是研究者的基本功：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大作家，文学经典的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基础打得越厚实，研究发展余地越大。研究大家，对自己的精神成长关系也很大，像鲁迅，就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对周作人的认识，又丰富了这样的资源。可以说，我以后所有的思考，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同时融入了周作人的某些思想资源。如一些朋友所指出的，这可能构成了我的某些弱点，但也因此形成了我的特点，而且我至今也还认为，鲁迅的资源是开掘不尽的。
写完周作人再来研究鲁迅，写《心灵的探寻》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重新把握鲁迅的视角和研究模式，于是就有了你说的“向内转”，着重探讨鲁迅的“心灵”和抓“典型现象”的研究模式。这样，《心灵的探寻》就成为我第一本独立的著作，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自己的观照。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本来是就是在北大的讲稿，是先讲课，再把讲稿整理才成书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有学生介入的。所以你如果注意我的《心灵的探寻》，会发现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学生的话，反倒很少引用名人的话。与其说是我自己在讲，不如说是我在和学生的交流、撞击之中一起来完成的。所以这也构成我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一面和鲁迅对话，一面和当代青年对话。我把自己的位置从一开始就定成是做当代青年和鲁迅之间的桥梁，像我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说的，最理解鲁迅的是当代青年。这里也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八十年代有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回到五四”，还有一个“回到鲁迅”，在经过文革以后回到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而我们的老师又正好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老师、研究生还是本科的学生，80年代的学生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非常强烈的“五四”情结、非常强烈的鲁迅情结。所以我的课堂上讲鲁迅的时候，跟学生与极强烈的共鸣。那个时候讲着讲着学生就哭起来了，跟现在上课是完全不一样的，都非常投入。所以《心灵的探寻》某种程度上是和学生交流的产物，而我的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有青年学生在里面，包括后来的《与鲁迅相遇》。和当代青年的精神联系，是我的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强大动力，我是很自觉地从不同时期的当代青年那里吸取精神资源的。
国：关注您研究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文学史写作的探索是您整个研究生涯中都不曾停止的课题。无论是早年与人合著文学史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还是后来尝试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1948：天地玄黄》），甚至到2000年左右，仍然出版《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您似乎有一种文学史情结，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面对当下文学史写作泛滥，文学史成为争夺学术资源工具这样的现象，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钱：首先我要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人们对我的关注就好像你说的，一个是比较关注我的社会活动方面，对学术关注不够；而对我的学术研究，比较关注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我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正醉心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史”的研究在中国有传统，虽然“文学史”是西方传来的，但在中国史学研究是最发达的；另外，它跟现实的关系，虽然不像文学评论那样直接介入当代的文学创作，其实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我们从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做历史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对当代社会有非常大的意义。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和我的兴趣、知识结构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许多朋友都是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如诗歌研究专家，戏剧研究专家，沈从文研究专家，茅盾研究专家，等等，我的兴趣则很广泛，我对各类文体，各样风格、流派的作家都比较熟悉，而且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有利于结构各种关系，发现不同文体、不同流派的作家之间的复杂联系。这是适合作文学史的研究的：即使作作家研究，文体研究，也会有文学史的整体观照的眼光。
我对文学史的观照，又偏向思想和心灵的角度，所以我的文学史研究带有很强的精神史的味道。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精神史，无论研究鲁迅、周作人还是曹禺，都是着眼于心灵史。为什么选择作家呢？因为作家最丰富、最复杂，而文学的意义又在于文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人的精神状态、面貌比他公开言说出来的东西要复杂得多，所以从文学的角度选择文学家来做一种精神史研究，我认为是一个极佳的角度。
我的文学史研究还有很强的生命意识，着眼点是人（作家）的生命史。比如我的曹禺研究，划分出“生命三部曲”，我在寻找一种戏剧形式的蝉变和生命流程之间的契合点，从戏剧形式入手，但最后揭示出来的是生命史。《周作人传》也是，也有很强的生命意识。虽然从表面上看，我没有写过鲁迅传，但我的书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一部鲁迅传——鲁迅生命史。这就是文学的特点，文学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呈现，既是作家自身生命存在的呈现，又是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生命呈现。这样一种复杂的生命状态是一般的历史所不能表达的。我曾经批评过某些历史研究，我说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有几个问题：注意历史事件而不注意历史当中的人；注意历史上的大人物而不注意小人物；即使注意人的话，也只注意人的行为而不注意他的心灵。人、生命、心灵是我追求的核心，是通过文学史的观照来达到这样一个认识的。这种研究是有很强的主体介入的，所以自己的心灵史在里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
我退休以后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转向：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而且是当代的民间思想史。在我看来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正史上的中国，还有一个民间的中国。而这个民间的中国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是被严重地遮蔽了，是一个禁区。我这些年的民间思想史研究是从研究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去年出了一本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接下来就是研究文革，再下来就是研究八十年代的中国，我研究的全部是被“遮蔽”的中国，具有“反抗遗忘”的意味。
而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内在的必然性的。我在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是非常注重思想的，我不满足于对历史的一般的描述，而想从历史的研究中探讨一些更深的思想命题，甚至我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将来要做理论的概括。本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理论的创造，你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新的理想或者新的批判武器，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能。从历史中总结出某些思想的问题，这是我更深层次的追求。怀抱着这样的追求，到一定阶段，单纯的文学史研究就不能满足了，必须发展到直接研究思想史，而且是有思想的思想史。
这样的转向还有社会的，心理的动因。就是退休后突然发现自己老了，那种“历史幸存者”的感觉特别强烈，就想对自己亲历的历史，作一番清理，既是对社会、时代的一个交代，更是对自己一生作一个交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说的，要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地去见上帝。
但说是转向也不尽然，因为我是用文学研究的方式去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的：依然是着重当代思想史上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个案研究，而且切入点也是历史事件中的心灵反应，生命流程，所用的方式，还是注重细节的描述，追求现场感，依然有主体投入。这都不同于正规的思想史的研究路子，是野路子，却非常适合我。
国：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您的这些“向内转”的文学史著作在叙述形式上都是独具匠心的。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这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文学史哲学思考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