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绝不是一家一派的代言人。中国文化确实博大，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是精深的，各家各派都为我们所敬仰，都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的资源。佛教思想也了不起，如果你觉得基督教的思想还不能完全跟中国文化协调起来，那么在确立信仰的重建问题上，能离开佛教吗？陈寅恪就说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主要在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方面，关于思想学说反而不如佛、道二教。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只坚执儒家一个系派，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有过对传统文化只采取单一向度的否定的时候，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为我们过分倚重传统文化的理由。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是存在断层的，就总体的学问累积来讲，近一百年来，近五十年来，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断层。改革开放到今天，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还是一个恢复记忆、整合知识、重建传统的时期。因此，就学科建设来讲，与其说已经取得了许多真实的成绩，不如说是刚刚开始建设。但传统并不是可以依赖的直接力量，传统需要转化，经过重新阐释才能成为与现代性相关的资源。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能够和今天的学科建设相衔接的，主要是文史之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不得不重新起步。比如中国现在连续发展的速度，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但不仅国外的经济学家搞不懂中国经济，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经济范例作出清晰系统的阐释。我们的当代社会科学，在一些领域是失语的。自然科学因为有国家的大力投入，情况要好些，但属于自己的原创的发明创造还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只能靠科学技术的革命，而不是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以为好像我们以前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是好的。这种背景之下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一方面是一种需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假设，大家以前比较分歧，现在一致了，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没有传统的参与，现代性的方向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传统需要重建，也需要变异和改造。而重建传统的过程，如果没有异质文化的参照，不大胆移植和嫁接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近我提出，“传统不能割断”和“世界不能脱离”，这两条五百年以来的经验，需要不偏废地记取。清代的大问题，就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康、乾时期的基本国力本来是相当可观的，问题出在闭关锁国，脱离了世界，结果导致近代中国的难堪的落后。我个人近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现仍在继续。但我不愿意看到，在讲国学讲传统文化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变成只知有中，不知有西。
在重建传统的今天，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来获得，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去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
不过，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注意。当我们讲文本经典的时候，作为国学这个概念所辐射的文本经典，不应该包括小说。当年胡适和梁启超都开过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里把《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包括进去了，而梁启超的书目根本不包括这些小说。严格来讲，小说算不得国学的经典，国学经典有其特殊的含义，这一点须严格区别开来。真正的国学经典，主要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连诗词都不包括在内。
但是，在今天来讲，有些不同，当代人没有那么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积累，阅读真正国学原典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论语》、《孟子》比较好读，可以从《语》、《孟》入手，进入“六经”。
（载2007年6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庄子其人其书其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是个异数。抉发人心世道的说理文章，文辞竟然这样优美，想象力如此丰富，意象这般瑰丽，先秦诸子中，找不到第二家。也许只有屈原的《离骚》差可比并，但《离骚》是韵文，《庄子》是散文，文体不同。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庄子》应该是真正的无韵之《离骚》。恰好庄子和屈原都是楚人，庄、骚的华丽繁复的文体，反映出我国古代长江文化区域和黄河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色调。
中国传统学问讲求考据、义理、辞章，庄子已开学人辞章优美的先河。史学家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文体曾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论用来解庄，恰切至极。庄子辞章之美，来源于思想的自由。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由无碍、自然无恃的人生境界。“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这种烦恼人生，庄子最不能接受。“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这种不能自主的被动人生，也为庄子所厌弃。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给定一个名称，叫做“天刑”。他的正面主张，是“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即顺应自然律，保持心灵的自由。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是“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游》）。但“三无”之中，“无己”最重要，所以庄子又称“无己”为“吾丧我”（《齐物论》）。而做到这一点，也就解决了人生的最大最后一个问题——生死问题。“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师》），“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从而进入庄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至人”的境界。
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我的看法，庄子并不是老子衣钵的承继者，而是另辟天地，自立宗旨，于道家的哲学有独立建树。老子和庄子，同样都是道家的创辟人物，他们试图解决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互有不同。老子解决的是“天人”问题，庄子解决的是“人我”问题。而孔子，则解决的是“人人”问题。“人人”关系，受制于社会变迁，所以儒学多变，大家知道的，儒学有三期或四期之分，也许四期的说法，不无道理。汉代的董仲舒倡“天人合一”之说，是不是也含有弥补先秦儒学主要解决“人人”问题而忽略“天人”问题的不足之处？儒家当然也讲天，但孔子讲的天，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不纯是自然之天。庄子之天，则纯乎自然之天。道，孔子、老子、庄子都讲，但孔子重人道，名言是“天道远，人道迩”。老、庄重天道。老、庄的道，也有区别。老之道，很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庄之道，则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无论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都是如此。但康德、黑格尔的绝对是死的，老、庄的绝对是活的。老子的命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这一命题停留在“天法道”的阶段，就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康德的“自在之物”没有区别，但后面还有“道法自然”一句。庄、老之道，因自然而活，因自然而获得生命。
庄学本乎自然，其学说建立在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基础上，不求永恒，只述相对，反而使自己的哲学意涵具恒在意义。儒家一意求永恒，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律条，反而常常发生危机。最大的危机在晚清。危机之根源，在儒学的依托物是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老之学是超离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的绝对律令，无需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庄之学不仅超离社会，还超离个人，因此也无需随时趋变。儒学在诠释中获得生命。老学和庄学不必诠释就可以流传。晚清以还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传统儒学价值的崩塌，以传薪续命为己任的新儒家，故有“花果飘零”之叹。
而传统儒学与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这类话题正在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庄子哲学已经为现代人迷惑缠陷、为外物所困的遭受“天刑”的处境，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了。西方思想界近年极重视老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政治将不再主宰一切，权力也不能决定一切。知识，世俗化了；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人类向往个体自由的精神，需要庄子哲学来点燃并打开自闭的牢笼。庄子主张个体精神自由，并不伤害社会；老子冀图权力者学会“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本领，减少政治动荡，尽量保持社会的完型。如果说儒家是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道家则是希望保护个体生命良性运动的自由秩序。
庄子所追求的这种个体生命的自由，见诸生活，是一种享受；诉诸人生，则是一种审美。中国学术，不能无孔子、孟子，也不能无老子、庄子；中国文化，不能无儒家、释家，也不能无道家。我个人不赞成传统文化的儒家中心说，但并不低估儒家的思想的、哲学的、政治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儒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学弘明正大，但宋学的理性之美，同样令人爱慕。释家和道家，特别是道家思想，其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儒释道三家、三派、三教的相拒相融，互动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我们固然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思想形态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同样，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可以从儒、释、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中得到可靠的消息。
我因为研究学术史，所以格外喜欢庄子的《天下篇》。“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比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其述晚周百家之学，明通如此。我倾向于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内篇”的后序，因此也有可能出自庄周自己的手笔。是耶非耶？质之高明。
（载2001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其节稿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第1期）梁武帝的佞佛与大度梁武帝萧衍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遭非议和最富争议的一个皇帝了。
他三十八岁登基，八十六岁死于侯景之乱，在位四十八年。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是短命的政权，其中宋经历八个皇帝，共五十九年；齐经历七帝，二十三年；梁四帝五十五年；陈五帝三十二年。前后二十四位南朝皇帝，梁武帝的统治时间固然为最，置诸秦统一中国后之帝王世系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享国最久的皇帝之一，只略逊于康熙的六十一年、乾隆的六十年和汉武帝刘彻的五十三年，而与明神宗朱翊钧同以六八之数并列第四。
可是结局就不能和汉武或康、乾乃至万历帝同日而语了。
汉武帝一生功成名遂，在他统治时期汉代达到了全盛，虽然晚年求仙有些走火入魔，终究死得较为平安。康、乾有“盛世”之称，他们身后仍有一百多年的天下。晚年的康熙因诸皇子夺嫡，弄得心烦意迷，甚至有人怀疑其驾崩系皇四子胤禛做了手脚所致，但此说缺乏证据，平实而论，也许还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较为可信。至于乾隆，早在临宇之初，就发誓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把皇位传给嗣子，后来果然实践诺言，当御极周甲子大庆之际，传位给嘉亲王永琰（嘉庆帝），又过四年，安然而逝，终年八十九岁。而万历帝病死之后，明室也还延续二十余年始亡。
梁武帝则不同，他是在侯景攻陷建康，城中十余万男女只剩下两三千人的情况下，被软禁起来，病饿而死的。人们并不同情他，因为侯景之乱系他一手酿成。当时南北朝臣无不知侯景是个机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小人，在降梁之前已有过多次叛而降、降而叛的记录。梁武帝不纳众谏，荒唐地把夜梦天下太平和侯景求降联系起来，以为统一中原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结果铸成大错，落得国破身亡。
史载公元547年，梁朝主力军五万人在彭城寒山堰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击败，梁武帝闻讯紧张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可是兵败之后，他继续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并赐给青布万段，信使相望，完全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难怪羁留北方的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里要说他“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了。
梁武帝另一件遭诟病的事是佞佛。
本来这在儒、释、道并存兼容的中国传统社会，也算不得什么。汉武帝为神仙方士所惑，前面已附及。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避免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王室之间，骨肉相残，杀人如麻，仅齐梁之际，史家就有“内难九兴，外寇三作”的说法，民谣则谓：“遥望建康城，江水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上至群臣君上，下至草野黎庶，均有朝不保夕之感。佛教借此弥漫，土壤气候，正复相宜。梁武帝父兄曾佐命萧道成夺取刘宋政权，他本人也是在杀戮中走过来的，皈依释氏，应属自然。
问题是，他佞佛佞得有些过火，反而觉得当皇帝很委屈，一再表白“有天下，本非宿志”，宁愿“归志园林，任情草泽”，雅不情愿在这里“膺大宝”。这还不说，当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三座规模宏阔的佛寺建成之后，他亲自到同泰寺舍了身，三日后才还宫。两年后更进而脱掉帝衣，穿上僧服，住进同泰寺便房，在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起了《涅槃经》。佛教称这种舍身方法为“清净大舍”，走到这一步，就不容易回来了。
梁朝公卿群臣于是慌了手脚，不得已出钱一亿万，才把皇帝赎出来。不料后来又有第二、第三次舍身，再出一亿万奉赎，皇帝虽然没跑掉，满朝上下早已鸡飞狗跳，不成体统。所以当朝就有一个名叫荀济的人发出警告：“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今宋齐寺像见在，陛下承事，则宋齐之变，不言而显矣。”后来更有人以武帝佞佛为萧梁丧乱败亡的直接原因。
梁武帝因佞佛，大造寺院，广施僧钱，上行下效，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固是事实。屡次舍身，势必引起朝政废弛，也毋庸讳言。但要说萧梁的败亡主要是由皇帝佞佛所致，则未必允当。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卷论《全梁文》部分，对此广征博引，析论甚详，并引而为说：“夫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究其理则势不两立，而见诸行则事必折中，损益调停，经亦从权。故谄道佞佛，虽甚妨御宇为政，而不能尽废御宇为政。”（钱著《管锥编》第四册，三联版，页2133—2134）又说：“梁武台城之殍，宋徽青城之俘，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同上，页2134）可谓理通明辨之论。何况拨开云翳，以实为史，梁武帝自有其长处，否则不会享国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