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黛玉一定是结合自己的生活际遇来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的。艺术欣赏过程到这里本可以完结了。不料《红楼梦》作者另出手眼，让黛玉展开一系列丰富的联想，用自己的艺术经验不断加以印证补充，把欣赏中的共鸣推向极致。这就是“忽又想起”古人诗句，即唐代崔涂《旅怀》诗中的“水流花谢两无情”；“再又”记起前人词中的句子，即李煜《相见欢》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方才”和宝玉读《西厢》看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一时间都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整个过程是，始而“点头自叹”，继而“心动神摇”，最后“心痛神痴”。一环套一环，层层逼近，渐次深入，艺术领悟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在形容欣赏者受艺术打动的情态时，连用三个“不觉”，就是说，这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情感变化，是不自觉的，非预设的，目的性没起任何作用，纯然是超功利的审美过程。
理解的方式则是感悟，自由联想代替了逻辑推演。文化素养在这里构成了艺术欣赏深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林黛玉，而是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丫头，即使看到《牡丹亭》的演出，也不一定产生共鸣，甚至食而不知其味，至少不会达到如此高层次的美学境界。我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领悟到艺术美学的多少大道理呵！
五出神入化的写人本领
《红楼梦》写人物尤其不同凡响，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之大成。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读者根据说话的声口便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人物，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逼真、传神，每个读《红楼梦》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善于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相似而不相同、叠影而不重复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写人本领。
黛玉、宝钗、湘云在贾府的地位和身份基本上是相同的，教养也大体相似，性格却迥然有别。同为“客卿”，同为知识女性，如果说黛玉的性格和人生是艺术化的，宝钗和湘云则一个是社会化的，一个是自然化的。元、迎、探、惜贾家四姊妹，性格差异就更明显了，元春“理”，迎春“木”，探春“厉”，惜春“懦”，虽然她们的身份都是贵族小姐。服侍小姐的丫环们同样如此。一个个伶牙俐齿，俏丽多姿，远远望去，实难分别；但为人、行事、言谈、举止，即气质和个性，又千差万别。如晴雯之尖锐、袭人之阴柔、平儿之宽平、鸳鸯之刚烈、紫鹃之笃厚，每个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总不见雷同。晴雯和小红的嘴巴言词都很厉害，但晴雯清高，小红浅薄。论治家的才干，探春和凤姐旗鼓相当，但一个文，一个野，所以凤姐承认探春比她还厉害一层。
还有《红楼梦》作者从不把人物简单化，善于多层次地展现人物性格的特征。薛蟠不过是一大家的纨绔子弟，打架斗殴，劣迹多端，但内心深处不无忠厚的一面。贾珍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固然不足取，可是当秦可卿死后，贾珍的种种表现，却是很真诚的。“哭的泪人一般”诚然是一种失态，而能够当众失态，到底因为对秦可卿不乏真情。至于宝钗的丰富内涵，使得研究者和读者长期聚讼纷纭，褒贬万殊，迄无定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太丰富了，简单的线性思维绝作不出正确的结论。
《红楼梦》里的许多女子，才貌都相当出众，但作者在写法上采取的是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经常把具象抽象化，把形体灵动化，把相貌神韵化，把环境意象化，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的余地。
黛玉的相貌自然是绝顶出众的，但翻遍全书，竟找不到关于黛玉相貌长得如何的具体描写，甚至面孔是长是圆，眼睛是大是小，身材是高是低，皮肤是白是黑，都未涉及。只在第三回进贾府时，通过宝玉的眼睛，说她形容特别，连用了五个排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眼睛写到了，但只说是一双“含情目”，作“似喜非喜”状，绝口不提形状大小及眸子光暗深浅的程度。眉毛则像一抹轻烟，粗细、长短没有说明。作者越是这样写，越让人感到黛玉美丽，美到难以想象、无法落实的地步。而且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想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林妹妹。这就是艺术表现上的不求穷尽，留有余地，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力和作者一起创造人物。
写史湘云更奇，压根儿没讲湘云长得什么样，面孔、眉毛、眼睛、嘴巴，都未作正面说明，一个字也没有提。第二十一回，写湘云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写到了头发的黑，臂膀的白，但没有涉及面容。第四十九回写湘云雪天的装束：“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脱了褂子，“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锈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从外到里，衣着打扮写得极细，就是不及容貌。
但也透露出湘云身姿的特殊之点，就是现代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三围反差明显，胸、臀特殊的丰满，而腰极细巧。试想“蜂腰”一词，形态可知矣。那么“螂形”，则是上下两围的形容无疑，亦思过半矣。第六十二回湘云醉卧芍药裀，从别人的眼里看是：“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不独未及面孔，连身体形态也不着一笔。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都是湘云的身外之物。但一美人形象已活脱脱跃然纸上。再就是我们知道湘云好笑，喜欢讲话，又有点“大舌头”。全部关于史湘云的外貌描写就是这些了。可是《红楼梦》的读者都觉得湘云长得好看，与黛玉、宝钗相比，鼎足而三，难分高下，不好说谁比谁更出众一些。
当然我们会想象出钗、黛、云的一些美的轮廓：论肤色，宝钗最白，湘云次之，黛玉又次之。脸孔，宝钗是大圆脸，湘云是长圆脸，黛玉是鸭蛋脸。至于胖瘦，应该是宝钗最胖，湘云次之，黛玉则瘦弱非常，所谓最苗条是也。需要多么高的写作艺术，才能把人物的相同而不相似，写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要说模糊思维是艺术家惯用的一种思维方式，曹雪芹应该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出色的作家。
（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期）
国学与国民教育
教育离不开典范
从思想文化史上讲，一流的学者、名实相副的教授，是文化的典范。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的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胸怀，更足可令人称道。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等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人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称赞不已，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之后的第一人。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的缺失，除了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形态，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同一个目标走去，即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而这一过程已经磨钝了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可能的职业内容大相径庭。而就所学内容而言，现在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的知识教育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是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期间涉及了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
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试想，这是怎样大的缺憾啊！
为国学正名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向为炎黄子孙所骄傲。但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存留几何？
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为承继和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但到底什么是国学？怎样厘定国学的义涵才能和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这个词，在中国文本载籍中出现甚早，《周礼》里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书》、《后汉书》，魏晋时期以及唐宋，多有出现。但历史上的“国学”的概念，无一例外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例如宋代朱熹创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在南唐时就曾经叫“庐山国学”。
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学理分梳。
1923年，胡适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关乎整个学术史，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国学与国民教育
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我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传授放在第一位。“道”者为何？“道”在哪里？就中国文化来说，我可以要而言之——“道”在“六经”。
“六经”的文辞虽比较难读，但我们有传承两千多年的“六经”的最简易的文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由于化作了日用常行的语言和故事，读起来非常亲切，非常便捷。
“六经”以及《语》、《孟》的哪些价值理念，对我们今天尤其显得重要呢？譬如说“敬”，这里不是指“尊敬他人”的“敬”，而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亦即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信仰。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属于自我心性的内在庄严，当然不可以随便更改，不可屈从，不可变易，也就是不可“夺”也。
“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重实践的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愿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格外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也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蕴含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无耻，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敬”、“恕”、“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价值理念也都出自“六经”、《语》、《孟》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语》、《孟》的选读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语》和《孟》，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可以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本来最初我主张在小学设立国学课，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长期执教学府，认为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信服他的话，就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都有必要开设国学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