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丸山升先生的学术研究（一）并非题外话：对伊藤虎丸先生的怀念去年我们曾开过一个座谈会，讨论也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书。我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界的“三巨头”伊藤虎丸先生、丸山升先生与木山英雄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时，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尽管真正进入研究界的时间有点晚，已经年过四十，但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学术的高峰：不仅得到国内学科创建人王瑶、唐、李何林那一代前辈的直接、间接的指导与培养，而且有机会和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的交流，得到许多教益。而在我的感觉中，我所说的“日本三巨头”是代表了国际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高水平的三大高峰。而且读他们的著作，没有读一般外国学者著作通常有的“隔”的感觉，就像读自己本国的前辈的著作一样，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及“接着往下做”的研究冲动。———我说过，我的《野草》研究、周作人研究，都比木山英雄先生晚了将近二十年；这回读丸山升先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下一个研究计划，就是要研究左翼文学和晚年鲁迅，而我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丸山升先生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
而我更想强调的是，这三位“巨头”对我的启示与影响，不只是学术的，更是人的精神、性情、人格的吸引。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伊藤虎丸先生———在伊藤虎丸先生离开我们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却始终没有写成，这29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与内疚，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一点迟到的追思。
让我永远难忘的是，1989年，在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刻，伊藤虎丸先生作为日本朋友的代表，来北京大学访问，带来了最及时也最宝贵的精神支持。我当时正处在极度困惑之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估计相当悲观，就给伊藤虎丸先生写了一封信，就像是向自己的长辈一样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与不安，却不想我的这封信吓坏了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他们为我信中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所震惊，却不知如何安慰我。很久以后我才从平原兄那里得知这一切，真为自己的孟浪而后悔不迭，但同时也为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的感同身受的真切理解与关怀而感动。
就在那次访问中，伊藤先生还为我们做了《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
与“科学”之关系》的学术报告，这同样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可以说为我打开了进入鲁迅世界的一道重要门径，我后来写《与鲁迅相遇》第二章《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逻辑起点》就直接受到了伊藤虎丸先生的启示。伊藤虎丸先生是一直倡导中日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心的交流”的，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和伊藤、木山、丸山这一代的日本学者之间确实达到了心灵的交融，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交融是怎样产生的。这次读丸山先生的著作，又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于是我注意到丸山先生谈到“1950年代前半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状况时，有一个重要分析：“曾有一段时期，日本经由那场战争的失败，落入了与亚洲各民族同样的境遇，开始了解被压迫民族的心”，“在那样的状况下，日本人才开始把美军作为占领军来认识，从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抵抗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共鸣”，甚至感到“日本成了鲁迅的中国”。这正是我们共同的成长背景：50年代我们这些中国中学生和丸山这一代日本大学生之间，是有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被压迫民族”的境遇、情感、体验，和共同的对现代化的追求与反思，而作为联结我们的精神纽带的，则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魂”的鲁迅。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问题意识，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我们不仅是同行，更是“朋友加同志”。
《战后五十年》，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90、385、389。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299但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影响到两国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心理与感情：这都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或许正因为如此，每次见到丸山升先生、木山英雄先生，想起伊藤虎丸先生，都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因稀缺而越加依恋的“相濡以沫”的感觉，而且会涌出许多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感慨。我在去年与“三十年代研究会”的朋友座谈会上说了一些，但也没有说清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无论是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还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丸山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在我的感觉中，都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这是一部和我们的生命相关的历史，因此我们将直面作者自身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历史。
（二）我感悟到的丸山先生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持续关注刚才尾琦文昭先生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受“竹内鲁迅”
影响又有别于他的“丸山鲁迅”。我不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背景，因而无法对“丸山鲁迅”说些什么。我所能谈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而且是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的我，对丸山先生及其学术的一些理解和感悟，也可以说是“我的丸山观”。它可能有点意思，但难免有误读，其局限性是显然的，这是首先要请丸山先生和日本朋友们谅解的。
我首先注意到丸山先生对于他自己的立场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自以为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他同时解释，“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的命运的关注，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又说自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近乎同时开始中国研究的人”，因此，他强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所孕育出来的文学，或者生活于其中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到了今天，可能‘文革’后的一代认为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页359。
在我是无法这般处之泰然的。”———我以为，这是我们理解丸山先生，和他的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精神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
正是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丸山升先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持续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持续关注，这实际上构成了丸山升先生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内涵与格局。
我因此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竹内好以“沉默的十年”的鲁迅作为他的鲁迅观照的切入点，伊藤虎丸先生更关注日本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木山英雄先生特别钟情于《野草》时期的鲁迅，丸山升先生则始终如一地集中考察“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的鲁迅，即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发生了复杂关系，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晚年鲁迅：这样的不同关注重心，是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路向的。而丸山升先生正是以他的对左翼鲁迅的独到研究，既从“竹内鲁迅”的影响下脱颖而出，也与他的同代学人，例如伊藤虎丸先生、木山英雄先生区别开来，从而在日本和国际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独特身影。
应该说这样的学术选择，就将研究者自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所要面对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一个极有争议的学术课题，并且具有极其尖锐的现实性。它需要极强的分寸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对历史的这样那样的遮蔽的陷阱：这真是一项高难度的研究。而且由于研究者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这样的“我在其中”的研究，本身就会牵动自己最隐蔽的情感，最微妙的心理，用文学的语言来形容：这是既要面对外在的血，自己的心又在淌血的研究。但这样复杂的研究，又是最需要冷静和客观的。鲁迅曾经说过，学术研究需要“冷”，而文学需要“热”，但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到的，丸山先生对其所关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诸多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文学性的，是一种心灵的关注，因而必然要面对鲁迅所说的“忽冷忽热，弄得头昏”的困境。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大勇气和大智慧的。而丸山升先生的研究表明，他正是有着这样的大勇气、大智慧的学人，他的研究的某种不可企及性，正是源于此。
《战后五十年》，《鲁迅·革命·历史》，页396。
《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60。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1（三）丸山先生的研究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纠缠与冲撞这样的研究，必然要和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纠缠与冲撞。丸山先生说过，“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说更倾向于论述日本”，丸山显然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他的研究中日本问题意识是强烈而明显的。但是，丸山先生的研究，还同时具有同样强烈和明显的中国问题意识：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对他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看法，有着特殊的关注和敏感，构成了一个或隐或显的讨论以至论争的对象。
这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对丸山先生特别感到亲切，对他的研究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不仅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1949年我正好十岁），因此，和丸山先生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关注点，而且在面对丸山先生的思考与研究时，我们不能不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丸山先生如此这般思考与提出问题时，我们在想些什么？
由此而引发的是刻骨铭心的自省与自责。坦白地说，就是在准备这个发言时，我都无法摆脱内心的沉重：我感到十分地尴尬，但也只能面对。
高起点：正视和揭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我们还是从头说起。我们首先读到的是写于1960年的《鲁迅和〈宣言一篇〉》与1965年出版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中的一章《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先生曾经谈到，在他学生时代，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分子时，“是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而“这种‘尊敬’与‘憧憬’第一次蒙上阴影，是从反右开始的”。再加上在此前后“日本、中国所处的世界形势发生激烈变动”，我想其中也包括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革命·历史》，页346。
的新变动，这都引发了丸山升先生的独立思考。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战后日本研究的“初衷”———在与中国的对比中“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的反思。丸山后来这样谈到了代表这样的“初衷”的竹内好的研究的得失：由于“先存在着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其结果便导致一种倾向：当竹内好的日本批判敏锐地击中要害时，被设定为另一极的中国所具有的特质就被尖锐地刻画出来；但另一方面，倘若竹内好的日本批判稍稍偏离要点，就那一问题描述的中国像和中国现实的偏离便十分明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已经大幅度地超出了（日本）中国研究的‘初衷’所描绘的中国像。”———“正视与努力揭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这正是丸山升先生为自己找到的在日本中国研究中的新的立足点。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革命人鲁迅”和“革命家鲁迅”
作为丸山升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标志的，自然是他在《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革命人鲁迅”的命题。为便于讨论起见，我们先将他的这一命题的要点列举如下———1．“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
2．“确实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
3．“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
《后记》，《鲁迅·革命·历史》，页399。
《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页187、188。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3“对鲁迅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那样的存在，在那儿他押赌了自己的青春。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失败之时，是作为自己至那时为止的青春历程（革命征程）的一举失败来体验的。”
4．“鲁迅原本就处于政治的场中，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都处于政治的场中。”
“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说‘灭满兴汉’之时，不单意味着要将满人的政府变为汉人的政府，而意味着要将甘愿忍受满人统治的汉民族变为奋起反抗的人种。即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
5．“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做问题的做法。”
6．“如此渴望革命的鲁迅在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一句展望。这也许表示他作为政治家是不够格的。”面对丸山先生1960年代提出的“革命人鲁迅”，人们很容易要联想起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就提出的“革命家鲁迅”，毛同时提出的是“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革命家鲁迅”更是被格外突出与强调的。但“革命人鲁迅”与“革命家鲁迅”显然是不同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前者正是对后者的一个反拨。
首先，“革命人鲁迅”的“革命”具有内发性与自发性，是鲁迅内在生命的需要与欲求，这也正是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要坚持的；而“革命家鲁迅”所要强调的，是革命理论的外在灌输，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更是要强调，鲁迅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是他自觉接受改造的结果。人们正在试图将“革命家鲁迅”
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