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妇女从来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便不会有女状元产生。直至太平天国开女科考试，才有傅善祥考中女状元一事。但是，在太平天国之前，已有“女状元”一词的流传。早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蜀国邛州有一司户参军，名叫黄崇嘏。邛州刺史周庠见他办事干练，才貌出众，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黄崇嘏作了一首七律，献给周庠。周庠览诗，大为惊讶，立即把黄崇嘏传来询问，才知道她是黄使君的女儿，幼时父母双亡，因她献诗时，自称为“乡贡进士”，所以世俗便讹传为“女状元”了。
“打油诗”的由来
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张打油，专爱写一些浅白通俗的诗。有一天，张打油出门，只见天地苍茫，放眼远望，到处一片银白世界；再看看眼前，井口好像一个黑窟窿，而黑狗的身上一片洁白，白狗看起来好像一下子变得肿大了。他不觉诗兴大发，做了一首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后来，有一年，一支叛军包围了南阳。这时，张打油正在此生活。一天，阳光明媚，张打油出来闲逛。只见绿树成荫，百鸟齐鸣，小桥流水，自然成趣。他一边漫步，一边饱览风光，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看到四面墙壁清白而平滑，遂在上面题诗一首，而后离去。
不料，此大厅乃是太守办公之地。太守很快看到了这首诗。他一看白白的墙壁被弄成了这样，一怒之下派差人去调查。差人们很快就把张打油抓到了太守面前。在太守的怒斥之下，张打油吞吞吐吐地将前后原委一道来。太守本也是个爱才之人，见他又是个写诗的，心里也不想跟他计较，只是假意说，要他根据叛军围城之形势作诗一首，作得好，便放了他；若不好，罪责难逃。张打油想，这事不难，便满口答应。只听张打油纵声吟出了第一句：“天兵百万下南阳。”太守心里不觉暗暗称奇。张大油接着便是第二句：“也无救兵也无粮。”已见平淡。接下来几句：“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叫娘的叫娘……”
原来跟墙上的一模一样，太守听到这里，哭笑不得，便挥一挥手，放他回去了。后来，人们便把自己作的诗谦虚地称为“打油诗”。
“衙门”的由来
衙门是从古代军旅营门的别称“牙门”演变而来的。古时常用“爪牙”一词指代地位重要的将领。《诗经·小雅·祈父》中有“祈父，予王之爪牙”；《后汉书集解》中有“武帝征四夷，有前后左右将军，为国爪牙”。这些执掌国家军事和武卫的将领，都是君王器重的左膀右臂，所以用猛兽的爪牙来形容他们。而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也往往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和指挥场所。后来发展到用木头制成象征性和夸张性的兽牙，置于营门两侧作为装饰。这就是“牙门”。
“衙门”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王浚传》：“时有八百余人，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臣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不过“衙门”在这里只是马潜的职务。“牙门”何时演变为“衙门”，并成为官府的代称，今天已无从考证，但最迟应该在唐代。唐人丰演《丰氏闻见记》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他说：“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员都有点儿尚武精神，为了显示出武夫气概，就把自己的办公场所也称作“牙门”。后又逐渐演变成“衙门”。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俚语误转为衙。”
到了宋代，“衙门”一词广为流行，人们就只知道“衙门”，而不知有“牙门”了。以“衙门”为基础，又产生了“衙役”、“衙内”、“衙牌”等与官府相关的职业、物品的称谓。到了近世和当代，“衙门”和“衙门作风”又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
刀笔吏的由来
“吏”这种任职在中国古代是世袭的，他们一般都不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而是接受技能教育。对于“吏”者，“从政”是一种工作，他们的职责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条例完成日常性、程序性的事务。“刀笔吏”一词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详细一点则要追溯到青铜时代的一种器物——“削”。
在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正式书写都是写在竹或木制成的简上的。竹木简始于春秋时期，一直使用到4世纪才逐渐绝迹。由于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或漆汁书写的，所以一旦出现错误需要修改时，人们就使用一种被称为“削”的青铜利器削去一层后重写，叫做“刊”。这种青铜削又称作刀，一般长度为20厘米左右，非常便于携带。
古时的读书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刀笔并用，因此历代的文职官吏也被称作“刀笔吏”。唐代张祜作《从军行》诗一首：“少年金紫就光辉，直指边城虎翼飞。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黄云断塞寻鹰去，白草连天射雁归。自首汉廷刀笔吏，丈夫功业本相依。”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后来发展到赞颂别人能写好：艾章时，也说成是“刀笔精通”。简用绳子编连起来，可以卷起，叫做“册”。如果文章改动的地方较多，就得抽掉几片竹简，叫做“删”。“删”字从刀，也离不了“削”；把文章送给别人看，自谦的话是请予“斧正”，意即修改的地方太多，一个一个地“削”太费事，不妨像用斧子一样一路大刀阔斧地砍过去。
乌纱帽的由来
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时，成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黑纱制成的帽子，叫“乌纱帽”。
后来，南朝宋明帝时，有一位叫刘休仁的，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扎边的帽子，亦称作“乌纱帽”。这种帽子很快在民间流行起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贫富，都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只不过颜色不同而已。当时，帽子的形状也不固定，有的卷成荷叶形，有的像高高的屋宇，有的还伸出两个黑纱“耳朵”。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这说明唐朝时候，乌纱帽仍然是作为“常服”的帽子。
乌纱帽成为官员专用的帽子并作为官员的代称，则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成为只有当官的才能戴的帽子，平民百姓就不能戴它了。
小说的由来
据《庄子·外物篇》载：“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远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小说修饰一番用来求得高名和美誉。”小说的名字，最早是从这句话来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但是那时“小说”一词的含义与现在的所谓小说并不相同。那时，小说是指争辩中的词语，是与“大达”相对称的。大达，是指学说或博大精深的道理；小说，是指卑微琐屑的言谈，与大达不能相提并论，属于贬义词。
汉代班固在他修的《汉书·艺文志》里，把小说列为独立的一家，并说：“小说者，街头巷语也。”同时列出许多他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这才与现在所说的小说相近了。汉代的小说作品，正如东汉人桓谭在《新语》中指出的那样，大都是“残丛小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作品中有些摆脱了“残丛小语”的形式，像志怪小说、武侠小说一类有了初步的性格刻划和情节、虚构与想象，结构趋于完整。从此，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裁，开始独立于文学之林了，不过它仍未最后摆脱依附于历史着作的状况。
小说到唐代叫做“传奇”，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小说题材广泛、多样，篇幅加长，故事完整，情节委婉曲折，刻画人物性格细致鲜明。从这时起，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小说，艺术上可算基本成熟。从宋元话本开始，我国古典小说进入一个繁荣时期，明清小说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取得辉煌的成就，出现了相当数量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品。
字典的由来
我国古代，就有“训诂”之类的文辞注解，更有《说文解字》之类的书籍，但是真正叫“字典”的，却是从清康熙年间才开始的。
康熙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二君，他主张满族官员必须学好汉文汉语，否则不可治国，他自己也积极带头学习。但是有一次，他的属下招安了一个江湖豪侠叫石铸，康熙亲自召见这侠客。在当着文武百官念名字的时候，皇上的汉文出了纰漏，他不识石铸的“铸”字，拆开了念成“金寿”。石铸跪在堂下说“臣石铸叩拜圣上”时，康熙才知道“铸”的读音。
康熙皇帝责令下属编纂一本包括所有汉字的书。翰林院组成庞大的编纂班子，用了10年时间，编成之后，康熙非常高兴。他说，这书“善美兼具，可奉为典常”，赞扬此书可当作常备的经典法则。字之典常，被人们缩减之后，造出“字典”一词。康熙很喜欢这名字，就将这部收入了4万多字的书，命名为《康熙字典》了。
“扶不起的阿斗”典故的由来
魏灭蜀汉后，刘备的儿子刘禅被押送到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封了侯。司马昭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刘禅看来，却是很大的恩典了。
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差点儿掉下眼泪。只有刘禅咧开嘴看得挺有劲，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
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后，对贾充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诸葛亮话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姜维呢！”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司马昭便认为刘禅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
刘禅的昏庸无能在历史上出了名，后来，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比喻那种懦弱无能、没法使他振作的人。
散文的由来
散文的起源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散文的起源当晚于诗歌；散文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产生的。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国最早的散体文字是商代的甲骨卜辞和商代的铜器铭文。
最初的散文因为记录条件的限制，只在一些骨头片上记录，骨头片显然只能记录简短的文字，这就导致了散文的最初形式和篇幅是简短的，类似于诗歌的。而这些文字大多是卜算吉凶的作用，大抵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同时确定了中国文化“文史不分家”(研究中国文学，则必研究中国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从文学着手也是不错的办法)的定义。
甲骨文中的散文大多比较破碎和散乱，但也记录了当时(殷)代的生产状况、社会制度。这与我们现代散文的作用大致相同。只是现代的散文更细致，内容更宽泛了，因为承载它的条件更好了。
戏剧的由来
西方戏剧是从古希腊戏剧开始的。古希腊的戏剧起源于农村祭酒神的颂歌。古代希腊人为了祈祷、欢庆丰收和酬谢酒神，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酒神祭奠，春季是庆贺新酒开樽，秋季是为收获葡萄和制酒而举行祭礼。
大约在公元前534年，雅典人忒斯庇斯在竞赛会上把合唱队歌唱的故事扩大到酒神以外的传说，自己轮流扮演几个角色，跟合唱队员对话，成为古希腊第一个登台表演的演员。因为他一个人要扮演几个人，就使用了假面具；为了更换服装和面具的方便，便把原来合唱队的中心点移到一旁，把演出者和观众分开，出现了最早的“舞台”，这就使原来以歌舞为主的酒神祭典逐步向演员的戏剧演变。
中国戏剧也是起源于民间，由于它形式特殊，包括说、唱、念、打等因素，是更为综合的艺术。中国戏剧歌舞成分很浓，在这方面，它的源头可以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国古代歌舞早在原始时代就已出现。《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也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
春秋的楚国，巫风很盛，屈原的《九歌》就是为了楚怀王祀鬼神而将民间“巫”舞的歌词加以改作而成的。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乐器、舞蹈和歌唱的种类和形式，有明显的审美的意识，不只是祭祀的歌舞，孕育有后来戏剧的一些基本因素。
中国戏剧中喜剧基因特别发达，而那种借助语言、动作，诙谐笑谑、插科打诨的喜剧传统，主要是来自古代的优人。由贵族豢养的“优”，西周末年就已出现。古代的优，也称“倡优”或“俳优”，都是男子充任，他们是我国最早的“艺人”。优人供人取乐的技艺很多，但突出的特点是语言上的幽默讽刺。古代歌舞和古优作为中国戏剧的源，在时间上有远近之差，对中国戏剧形成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前者主要是提供歌舞表演的因素，后者则提供语言、动作模仿的因素。
宣纸的由来
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蔡伦的弟子扎丹在皖南造纸，他很想造出一种世上最好的纸为老师画像，以表缅怀之情。年复一年，终未如愿。一天，孔丹徘徊于峡谷溪边，偶见一棵古老的青檀树，横卧溪上，由于流水终年冲洗，树皮腐烂变白，露出一缕缕修长而洁净的纤维。孔丹取以造纸，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大功告成。这就是后来的宣纸。
还有一说，宋末天下战乱，有个叫曹大三的人，从太平县迁徙经县避难，见峡谷水清檀肥，便定居于此，以造纸为生业，世代相传。可以说，宣纸的生产如纸的发明一样，绝非成于一旦，功就一手，也是无数能工巧匠经过长期苦心研制的结果。
宣纸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史籍对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唐。唐乾符年间，书画评论家张彦远着《历代名画泪》中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腊之，以备摹写。”这说明唐代造纸术已颇发达，并开始把宣纸用于书画了，但制作水平尚不高，仍需“用法腊之”，方可“摹写”。
端砚的由来
端砚是中国“文房四宝”中的极品。在唐代初期广东肇庆(古称端州)东郊羚羊峡栏柯山的端溪一带，就出现了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的劳动者。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丛山峻岭，气势磅礴，重岩叠翠。端砚名坑中的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朝天岩、古塔岩、宣德岩……就错落地分布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生产的端砚慢慢地成了肇庆独有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赏识。宋朝开始把端砚列为“贡品”，蜚声中外。
端砚之所以名贵，除了石质特别幼嫩、纯净、细腻、滋润、坚实、严密，制成的端砚具有呵气可研墨、发墨不损毫、冬天不结冰的特色外，还与其开采、制作的艰辛有关。一方端砚的闻世，要经过从探测、开凿、运输、选料、整璞、设计、雕刻、打磨、洗涤、配装等十多种艰辛而精细的工序。采砚石无法用机械化操作，只能以手工为主。历代采石工人都是按石脉走向，顺其自然向深层采掘，从接缝处下凿。采出来的砚石如能有三四成可用，已属难得。
毛笔的由来
我国的毛笔早在商朝就有了，不过那时的笔比较原始罢了。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能制造出很像样的毛笔了。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就发掘出上好的兔箭毛做成的毛笔。当时不叫毛笔，而在楚称作“聿”，在吴称作“不聿”，在燕称作“拂”。另外，还有称作“管城子”、“毛维子”、“中书居”、“龙须友”、“尖头奴”的。名目繁多，直到秦统一六国后，才开始称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