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其民。”这是管子法治思想的主要精神。作为君主，不能滥用国家的威权，把法当作压制人民的手段。管子认为：“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这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想索取又索取不到，威信就日益降低；想禁阻又禁阻不住，刑罚将受到轻视；有命令却不实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如果下面不听命就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被众人所谋算，就是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所以，国家立法，首先必须取信于民，然后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在现实中，管子本人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的。
有一次，齐桓公决定攻打莱国。管子就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齐桓公说：“可以。”于是，管子便下令在泰州的野外准备旗鼓，并召集军队战士。当时，齐桓公站在台上，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一个个依次挨肩站立。管子拿着鼓槌向战士拱手为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人队伍的，赏黄金百斤。”连续三次发问都没有人回答。许久，有一位战士握着剑向前询问道：“敌人队伍是多少人呢？管仲说：“一千人。”“一千人的队伍，我可以攻破。”这位战士回答道。管子于是当场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然后管子又发问道：“在短兵相接的交战当中，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赏黄金百斤。”下面有人就询问道：“是多少人的卒长呢？”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到。”于是当场赏给这人一百斤黄金。管仲接着又发问道：“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这次，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管子当场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其余凡是自己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齐桓公忧惧地叹息说：“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管子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宁戚等五人都说：“好。”桓公也接着说：“可以。”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千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他们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没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死战于前线，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齐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战场在莒地的必市里。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于是齐国便攻破他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土地，并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因此，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等到再拿出黄金行赏，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
这则典故，既可从中看出国家威信的由来，也能看出国家威信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也表明：国家立法典制用，其出发点和动机都应是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
另外，管子还强调了人民的监督作用。他说：“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意思是说：“丹青在深山，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在深渊，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所以，我有好处，人们就表扬我；我有过错，人们就指责我。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
管子的法治思想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法治精神，以及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定，无疑具有榜样和激励的积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具有开创性，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梁启超之所以对管子倍为推崇，显然是管子的法治思想与自己所倡导的法治思想有共通之处。管子的法治思想付诸实施后，让齐国成为了天下一霸；而自己所倡导的新法，实行了不过短短的百天就夭折了。对此，梁启超是该感叹人心不古呢，还是该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呢，抑或是该感叹国运不济呢！
伍
法家为什么最厌恶术治主义
法家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管仲、子产是法家的思想先驱，到了战国前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将法家思想发扬光大。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
梁启超发现，在法家流行的时期，还存在着两个与法治主义让人容易混淆的两个派别。一个叫术治主义，一个叫势治主义。韩非子对“法”与“术”这两个词的解释是：“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意思是：术，是掌权的人个人行事时运用的方法和手段；法，是官员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尹文子对“术”进一步解释道：“术，是君主个人秘密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他的手下不可妄加窥测。”
所以，梁启超认为：术治主义的作用全在秘密，而法是要公之于众的，所以两者的性质极不相同；
人治主义是儒家创立的治国理论，其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
西魏时期的苏焯，是与诸葛亮、王猛齐名的谋士。当时的丞相宇方泰找到他讨教治国之道——当然，他的真实用意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为此两人密谈了三天三夜。
宇文泰问苏焯：“国何以立？”苏焯回答说：“具官。”宇文泰问：“如何具官？”苏焯回答说：“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焯回答说：“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宇文泰问道：“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焯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给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做，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又不解地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焯回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地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苏焯说：“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对你来说，不怕官贪，怕的是官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都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就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是硬把他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让他们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还有就是，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苏焯说：“高举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宇文泰问道：“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苏焯回答道：“杀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承担搜刮民财的名声，而得搜刮民财的实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收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当然，上面的故事只能见于野史之中。但是，它所提示的恰是术治主义的本质。历史也表明，宇文泰最终能废西魏而当上北周的皇帝，所使用的策略大部分都归功于术治。
与术治截然不同，法家的主张是存公法，废私术。早在管子时期，他就从人性的角度看出了术治的不可行。他说：“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的事就忧愁。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是这样的。对接近的东西就会去追求，对远离的东西就会去遗忘，这也是人之常情。”人的心性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在处理问题时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唯有法，作为一种公共准则，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根据它来处理问题也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在里面了，结果必然是深得人心。
其实，在推崇人治的儒家当中，荀子对人性是看得十分深入的。为此，他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认为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从这点上，他与法家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说：“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因循着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就要发生争夺，也就不再讲求谦让了；人一生下来就有好忌妒仇恨的心理，因循着这种本性，于是就会发生残害忠厚善良的事情，这样忠诚信实就丧失了。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因循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的事情，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都丧失了。既然如此，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会出现违反等级名分、扰乱礼仪制度的事，从而引起暴乱。所以，-定要有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确立合乎等级制度的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
也许是因为这些，法家极力反对“明主勤民任智”的想法和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韩非子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意思是说：“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只有贤人、巧匠才能办成事的这种想法，奉行中主、拙匠也能办成事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所以，法家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依赖所谓的明君、贤人，而是要靠好的法术和规矩。这也是梁启超所倚重法家的方面。他和康有为为变法维新积极奔走，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没想到慈禧太后从中作梗，发动政变，让自己的所有愿望一时化为乌有。慈禧太后的做法，就是让中国回归到人治的老路上。这对于满怀爱国之心的梁启超来说，自然是痛心不已的。不过，相比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两人最后都落个凄惨的下场来说，他对自己的遭际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陆
为什么说国家的意志是立法
梁启超认为：凡是人，都必定是先有意志然后才有行为，无意志能有行动的，不是智障的人就是梦游的人；国家的行为是行政，国家的意志是立法。
然而，梁启超发现，自周公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三千多年里，中国社会都是“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期间，从没出现过专门的立法部门。在历史上唯一有过让立法有别于行政而自成一部门的，只有北宋时期王安石设立的条例三司，但那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在西方历史上，有专门的立法部门，称为议会。在上古时期的希腊，有长者议会，由君主召集贵族，制定法律，颁行天下。还有国民议会，凡是君主贵族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在该议会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古罗马也这样。每有大事的时候，由百人会议来议决。到后来，又有罗马元老院、罗马平民议会，再到后来又有国民评论会。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互相仿效，立法之业成为了政治上的第一关键。在这些国家，上自元首，下到普通的国民，都知道立法为立国的大本大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