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尖，已经看到了楼梯，我径直往楼梯过去，刚踏上一层，就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我回头一看，好像就是刚才在那边拣菜中的一个人，他朝我使了个我看不懂的眼色，说：“你留步，我有话跟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年纪好像很大了，但是两只眼睛却骨碌骨碌的很有神，很亮，让人觉得他又是很年轻的，他一脸的诚恳，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歹意，但我吸取了在前院的教训，问他：“你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吗？”他眼色又往四下一看，说：“你先别管我是谁，这里说话不方便。”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走到楼梯的另一面，避开那边剥毛豆的人，他又指了指楼梯下面的一间小屋，鬼鬼祟祟地说，“我们到那里去说话。”我伸头朝那个小屋看了一下，里边黑乎乎的，是个杂物间，堆了乱七八糟的许多东西，我十分不解，也有点儿紧张，说：“干什么？”他很了解我的担心，让步说：“你不想进去，我们就不进去，在外面说，不过要轻声一点儿哦。”我很不想和他说话，但我又无法摆脱他对我的控制，这恐怕就是我在寻找弟弟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吧，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算有孙悟空帮忙，他也得承受呀。
他又拉着我走开，先往左几步，再往右几步，最后才满意了现在的位置，站定下来，和我说话：“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根本不认得他，他也不可能会认得我，我疑惑他怎么会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呢。他又说：“刚才你一进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连我都能看出来，你还能瞒过关科长？”我说：“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看你猜得对不对。”他立刻说：“我可不是猜的。”我说：“不是猜的，难道你有特异功能？”他淡定地说：“也可以算是特异功能吧，那是凭经验判断的，等于就是特异功能。”我嘲笑他说：“那你判断判断看，我是什么人？”他没有直接回答，嘴角往下一挂，笑了一下，一副“别以为瞒得过我”的意思。我才不相信他，他上前就来掏我的口袋，我猝不及防，让他掏到了我的手机，他拿了我的手机看来看去，脸色疑惑，不满地嘀咕说：“居然没有录音。”我听不懂，问他：“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他伸出手指“嘘”了一下，说：“请轻声说话——干你们这一行的，现在都靠这个，过去还用照相机，那个太显眼，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现在都用这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弄下来了。”我起先并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弄下来了，后来想了想，我知道了，他是在说拍照呢。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老土，什么也不懂似的，我虽然从乡下来，但是现在乡下也进步了，我赶紧表现自己说：“我知道，现在拍照都不用照相机了。”我这一说，他又疑惑了，说：“可是你的手机这么烂，相素这么低，能干什么呀，干你们这一行，竟然使用山寨手机拍照，少见。”越往下说，我越无法和他对话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认为我是个什么人，难道他认为我是个摄影师？
他倒好，手脚麻利，“嚓”地一下，就替我以救助站的院子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我一急说：“你干什么？”他“嘻”地一笑，说：“我帮你工作呗。”他把我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了看我自己在手机里的形象，但很快他又拿过去，看了看，说，“不像，不太像。”
可我不服，我觉得用我的手机拍下的我的照片挺像我的，我说：“怎么不像呢，你再看看，跟我的脸不是一模一样的嘛。”他终于再次把手机还给了我，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说你不像你，我是说你不像个记者。”
我才知道，原来他怀疑我是个记者。但我还是不明白，记者就记者，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是记者采访，说一下身份、看一下记者证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这么神秘地猜测啦、判断啦，还拉家常迷惑我呢。我问他：“你们是不是不欢迎记者？”他立刻神情严肃地说：“没有的事，我们十分欢迎记者，我对你的怀疑，是因为你假装记者。”我真冤枉，我说：“我没有假装记者，是你自己自以为是。”他倒也不和我争，承认说：“就算是我自以为是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不对，我虽然经验丰富，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嘛。”我琢磨他的年龄和经验，问他说：“你是救助站的科长吗？”他笑着摇头说：“不是，你继续猜。”我想了想，觉得他可能比科长水平要高一些，我又说：“你是负责人、是站长吗？”他高兴得笑了起来，我以为我猜对了，不料他说：“错，彻底错，我和你一样，是来接受救助的。”
我彻底不服。我疑问道：“你受救助？凭什么呢，你又不瘸不残，不聋不哑，除了自以为是，精神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听我这么说，不高兴了，反驳说：“你凭什么说我的精神不异常？”我算是服了他，头一回知道有人会强调自己是精神病，即便是我弟弟，病得那么重，他通常也不肯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至多就是扮个老鼠的样子来告诉我们他有病。看起来这个人比我弟弟病重得多了，我顿时紧张起来，想到我弟弟如果跟他们混在一起，病情有可能被诱发或被加重，我得赶紧去找关科长，救出我弟弟。
我撇下他就往楼上走，他在我背后说：“你自己不也来了吗？你不也有病吗？”我忍不住停了下来，严正地纠正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来找人的。”
他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诡秘地压低声音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我弟弟。”他一听，竟然双臂一展，上前就抱住了我。我说：“你抱我干什么？”他紧紧搂住我说：“哥，哥，就是我，我就是你弟弟！”我觉得实在太可笑，他竟然冒充我弟弟，他看上去比我爹还老，我挖苦他说：“你从来没有照过镜子看看自己吗？”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怀疑说：“难道你觉得我和你长得不像吗？一点儿也不像吗？你再仔细看看，总有一点儿像的地方吧。”我实在不知怎么对付他了，幸好有个女的过来了，看到他紧紧抱着我，上前拉开他的手，问道：“你怎么不剥毛豆了？”他脱口就说：“我家里来人了。”指了指我说，“这是我哥。”我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认得他。”那女的笑了起来，说：“是不像，不仅长得不像，口音也不对呀。”我以为他会无言以对了，哪知他仍然对答如流说：“那是因为我离家时间太长了，一切都变了，长相，口音，什么什么都变了。”那女的做了个手势，我看不懂，但是他看懂了，他点了点头，对我说，“我剥毛豆去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一种渴望，可惜我并不认得他，更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渴望什么东西。他似乎还要再一次跟我证实，又问我：“你真的是来找弟弟的？”我说是。他再一次说，“哥，我真的就是你弟弟，你带我回家吧。”我以为他又要来抱我了，往后退了一步，做了防范，但是他却没有再过来，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竟有点儿难过，我问那个女的：“他想回家？他家在哪里？”那女的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子，说：“在这里。”
正说着，他又回来了，堆着笑脸对我说：“刚才我是骗你的，我不是你弟弟。”我不明白说：“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我看你好像有病的样子，如果你有病，你就分不清我是不是你弟弟，你会以为我真的是你弟弟，你就会带我回家，我就能回家了。”我奇怪说：“你这么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办法找家呢。”他没有回答我，再次走了，一直站在我身边的那女的说：“他只知道有家乡，但是他记不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我心里酸酸的，问她：“那他怎么才能回家呢？”那女的叹了一口气说：“难呢，说不定一辈子都不可能回家了。”
我心里抽搐了一下，我想到了我弟弟。幸好有我，幸好我来了，否则弟弟也会和他一样，一辈子都不知道家在哪里，一辈子都不能回家了。
和我说话的这个女的，胖胖的，十分温和，因为她过来是喊那个人去剥毛豆的，按照我的一贯有条理有逻辑的思路，我分析她是救助站的食堂师傅，心里这么想着，她已经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我开始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她是和我握手呢，我赶紧递上手去，她的手软软的，温热的，就像她的笑容一样。她问我：“听说你在找我？”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她又跟我说明了，“刚才传达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找我，我姓关。”
原来她就是关科长，真是人不可貌相，刚才碰到的几个人，一个个人模人样，却又个个稀奇古怪，这个关科长，像个食堂师傅，却是个关科长。
这真是对我自以为是的最好的教训和打击。
我跟着关科长上楼，进了她的办公室，这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里边办公，他们和关科长一样，对我笑脸相迎，请我坐下，还倒了杯水。我顾不得喝水，先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记者，我说刚才那个人是瞎猜的。关科长笑道：“我们不会听他的，再说了，看你也不像个记者。”我这才放了点儿心，又赶紧掏出王助理的条子交给关科长，关科长看了看，我怕她较真，赶紧不打自招地说：“关科长，这个看起来不是介绍信，我们大王乡乡政府的人，水平比较低，他们就是这样开介绍信的，他们这样就算是介绍信了。”关科长倒没怎么在意我携带的纸条是不是介绍信、算不算介绍信，她很爽快，直截了当就切入主题，一口气问我了三问题：“你是来找人的？找你弟弟？你弟弟在我们这里吗？”我说：“是你们打电话到我们乡，就是大王乡，让我来领弟弟回去的。”关科长和另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关科长又问：“你弟弟叫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应该、应该叫王全吧。”
我这话一出口，他们三个的脸色立刻起了些变化，虽然他们想将这种变化尽量地隐藏起来，但是我的眼力可不差，早已觉察到了，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想必是我弟弟的问题，一定是弟弟出了什么事，我提心吊胆可怜巴巴地看着关科长，等着她把弟弟的坏消息告诉我，可那科长却没有对我说话，回头对着那两个同事说：“你们觉得呢？”我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那两个人也没有直接回答她，女的一个摇了摇头，男的一个点了点头。我仍然没看懂，还是那关科长提醒我说：“你怎么会用这样的语言说话呢，自己弟弟叫什么，那肯定是张嘴就会出来的，可你呢，不仅犹豫了一会儿，还用了‘应该’两个字，你这‘应该’两个字用得实在是不应该。”我仍然听不懂，问道：“为什么？”那科长又朝另两个人使个眼色，然后才对我说：“你想想，就好像你问某个人吃过饭没有，他是否应该马上就能告诉你吃过没有，如果他回答说，我应该是吃过了，你会觉得奇怪吗？”我想了想说：“是有些奇怪，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症，听说老年痴呆症就是刚刚做过的事情立刻就忘记了。”那科长说：“如果他还不老呢？”我说：“那他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那科长说：“既然你都明白，我们再回过来说你吧，你说你弟弟应该叫什么，这说明对你弟弟的名字还有疑义？还吃不准？还不能确定？那说明什么呢？”我这才知道她误会了，赶紧说：“噢，你们可能想岔了，我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科长见我不服，又说：“一般的人都知道，名字就是名字，从来没有听说‘应该’叫什么名字。”我见科长这么认真，我也认真起来，我认真地想了想，慎重地说：“我弟弟会说他叫王全，这是我的判断。”那科长身子往椅子靠背上一靠，冲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更明显了吧，对于自己弟弟的名字，需要用‘判断’。”
那两个人笑了一笑，仍然由那科长说话，科长又问我：“既然你对你弟弟的名字吃不准，那么你的名字呢？”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不再犹豫，立刻就说：“我叫王全。”他们也立刻笑起来，科长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和你弟弟同一个名字？”那女的一个说：“好像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一边说一边就哼着曲调出来，“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那男的纠正她说：“不是拥有同一个名字，是拥有同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我听不出他们这算不算是在挖苦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很和气，不像是刁钻之人，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和气，但他们心里并不相信我叫王全。我觉得有些委屈，我确实是叫王全呀，不能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就改名不叫王全呀，所以我坚持说：“我确实叫王全，我有身份证。”我一边说，一边往口袋里掏身份证，可掏到一半，我的动作停止了，我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在宾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王大包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代我登记的，登了以后没有还给我，现在我的身份证就随着王大包一起失踪了。
他们几个人看我的手伸在口袋里出不来了，知道我拿不出身份证了，那男的抢着说：“没事，别着急，其实现在，身份证有时也不能证明什么了。”那科长也劝我说：“你没有身份证，你就说说你的家乡，到底是哪里的小王村大王乡，连你们的县也叫王县，你把我们都搞头晕了，你们那里都是王吗？”我说：“是呀，我们确实就是王县大王乡小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