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温柔敦厚”诗教理论未必就是孔子所创，但从儒家的话语背景中看，它毕竟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观相吻合，或许可以说是《诗经》的尹寺人格理想与孔子诗学思想融合以后的必然产物。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以“柔嘉”、“温温”为号召的恭人人格能够为早期的儒者所津津乐道，在后世儒家思想中发展出蔚为大观的诗教理论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儒的起源略做探讨。
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形成同孔子的作用密不可分，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但是孔子毕竟远远不是最早的儒者，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了以儒为名或为职业的人。这些先于孔子而存在的儒们才是真正为儒家思想的发生提供历史土壤的人。那么，这些顶着“儒”之名号的最早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令人困惑的是，在确信属于西周的现存文献中，如《诗》、《书》的早期作品和《周易》，都根本找不到“儒”这个字。甲骨文、金文中也没有“儒”字。就此可以断定，“儒”是个相对晚出的词，它的出现不会早于西周末年，很可能只是在春秋时期才流行起来。在先秦文书中较早使用“儒”这个词的是《论语》和《墨子》二书。相比之下，“儒”在《论语》中只有一处两见，而在《墨子》中却出现了19次之多。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论语·雍也》篇记述了孔子惟一一次说到“儒”的情形：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刘宝楠《正义》引《周礼》中的条文规定把儒释为“教民者之称”：“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君子儒，能职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则但务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广狭异，不以邪正分。”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七，诸子集成本。照此种理解，为儒之道即为师之道。孔子告诫子夏要当一个有君子风度的老师，不要当小人式的老师。至于何谓君子风度，我们在《诗经》所称颂的“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柔惠且直”，“柔嘉为则”等一系列形象中已有所领悟了。简言之，君子儒的标准是从尹寺伦理观中的“恭人”人格那里继承而来的，那就是温柔敦厚的标准。所谓“小人儒”，指的就是不够这一标准的不称其职的为师者吧。
其实，儒与尹寺的同源关系不用远求，就埋藏在“儒”字的古训中。《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礼记·儒行》疏引《郑目录》：
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韩诗外传》：
儒者，濡也。
按以上“儒”之三义：柔、优、濡，其实都指一义。郝懿行氏关于温、柔、濡三者声转义通的论证已如前论，现在只需再考察一下“优”字。其实优与柔本是同义词，《大戴记·子张问入官》：“慈爱以优柔之。”现代汉语中尚有优柔寡断一语，显然是沿用优柔一词的古义。由此看来，所谓“能安人”的柔者，“能濡其身”的传道者，指的都是以温柔为本的为师者，这同前面所说的温温恭人不是同出一源吗？一般而论，男子的性格特征是刚强，而女子才是温柔。要使从事某种职业的男子都达到“温柔”的标准，除了从生理上对其男性特征加以人为的改变，大概不会有更见效的办法了。阉割无疑是使男性“濡其身”而柔其性的一种世界通用的办法。自古为师的儒者若不是从净身祭司的宗教传统中脱胎而来，又怎能从一开始就以温恭优柔为特征呢。
现代学者中间用心探讨儒之起源的人当推胡适。他在1934年所作《说儒》一文便已注意到从人格特征入手考察儒的产生，大胆提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之说，认为“这些人都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至于儒为何训柔，胡适的看法是：“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蓬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七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4年。胡适把儒的原型追溯于殷商时的宗教教师，可谓别具慧眼地揭示了儒起源的神职背景。但他的“柔道人生观”一说却不无破绽：似乎殷商时作为宗教导师的儒并无温柔的人格特征，只是周灭商以后“忍辱负重”的商遗民之儒才以“柔道”著称。这样一来，柔不是儒的本来特点，倒成了后起的特点，这同儒字古训显然不能吻合。某些晚近学者似乎意识到胡适说的不足，又提出一种“身体柔弱”说作为胡适说的修正：
儒字本包含柔、软之意。汉人许慎《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术士，亦即古代宗教之教士，相当于后世之和尚、道士、神甫一类的人物，其职业专门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惟其如此，他们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体柔弱，但是，由于他们掌握礼乐文化知识，而显得文气十足，文质彬彬。集体编写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35页。
这种说法看似新颖，实为郭沫若针对胡适观点所作《驳〈说儒〉》一文观点的引申。郭沫若认为“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绉绉，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意的称呼”。郭沫若：《驳〈说儒〉》，收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62页。这种用“文绉绉”或“文质彬彬”、“身体柔弱”来解释儒的原始特征的看法，只看到了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儒的内在的人格方面，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儒训柔这一千古难题。至于说儒限于职业习惯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更纯属想当然之辞。郭沫若说儒这一称呼最初有轻蔑意，似乎也不尽符合实际。在《论语》中所言“君子儒”和《荀子》、《孟子》等书中言及的儒并非如此。倒是在作为儒家学派对立面的《墨子》中，可以看到对“儒”的贬义解释，这也是迄今可见到的最古的关于儒的定义：
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墨子·非儒下》第三十九。
在《晏子春秋》和《史记》中都有类似的话，“浩居而自顺”写作“浩裾而自顺”和“倨傲自顺”。孙诒让引经据典地疏解说：“《王制》云：‘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郑注云：‘浩犹饶也。’居、裾并倨之假字。《家语·三恕篇》云：‘浩裾者则不亲。’王肃注云：‘浩裾，简略不恭之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云：‘自顺而不让。’又云：‘有道而自顺。’孔广森云：‘自顺谓顺非也。’”孙诒让：《墨子闲诂》卷九，诸子集成本。看来墨家把儒说成是不恭不亲、不分是非的人，这完全是出于门户偏见的有意诋毁，不足为训。至若《广雅·释诂》释儒为愚，《中文大辞典》亦据此列出儒字的第九义项“愚也”，也许正反映着较后起的嘲讽蔑视之意。
由于迄今为止的儒起源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儒字本义，所以有人试图绕开这个障碍，干脆否认《说文》释儒的权威性，认为许慎训儒为柔“并非本义而是由别处窜入的”。其理由是：
因为在汉字中，恰有一字之形义与“儒”极为相近，此字即“偄”(今通写作“软”)。《说文·人部》：“偄，弱也。从人从耎。”、“偄”字只有一义，即柔弱。而其篆形与“儒”极其相似。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儒”的义训“柔弱”，是否由于古人将“儒”与“偄”形近致混、并且互相讹用的结果呢？这个假设在古典文献中确能得到证实。例如在汉代的《鲁峻碑》中，“学为儒宗”四字中的儒宇，正书作“偄”，这是古代此二字相混的例证。何新：《“儒”的由来与演变》，《诸神的起源》附录，三联书店，1986年，第294页。
这种看法似乎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也有难以服人之处。其一是，儒本训柔，说者略改动后说训“柔弱”，以便同训弱的偄字相牵合，这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因为柔与弱虽有义相近的一面，却也有义相异的一面，似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其二是，所举儒偄二字相混之例只有汉碑一处，由此反推《说文解字》这样以推求语源为特长的字典也犯有张冠李戴的讹误，未免太小看了许慎先生。况且儒之训柔，绝非《说文》一家偶然讹误，除前引汉代宿儒郑玄《礼记目录》(简称《郑目录》)外，《广雅·释诂四》、《广韵》等其他字书均有此说，看来若没有确凿不移的反证，这一古训是很难轻易推翻的。只因儒与尹寺同出一源的历史真相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下，所以后人对“儒者柔也”的说法总觉得难以理解，这毕竟是有情可原的。
新近发表在《孔子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在儒的本义解说方面打破了僵局，充分认识到儒与柔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语词讹误的结果，也不是外在的偶然联系，而是一种思想实质上的统一关系。两位作者写道：
《说文·部》：“脜，面和也。从从肉，读若柔。”此字经传皆以柔为之，《尔雅·释训》：“戚施面柔也”释文引李曰：“和颜悦色以诱人，是谓面柔也。”凡此皆以柔为脜而训面和者也。“柔(脜)”本面和，引申之，则泛谓和矣。儒”源出于“柔(脜)”，“柔”为“和柔”。而“和柔”正是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故名其学派为儒，此与法家以法名家、道家以道名家相同， 皆以其思想特征而名家也。杨宝忠、任文京：《“儒”源索隐》，《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这一看法把握住了儒训柔的内在必然性，但不足处是仅仅停留在语义研究上，未能进一步从宗教职业背景上去说明所以然的问题。
从职业背景方面推考儒的由来，可以说早自汉代就已开始了。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刘向《七略》亦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说到儒者“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功绩，从旁证明了儒与礼的职业联系。王国维已论定，古官名多由史出，包括司徒在内的六卿均出自史官。而上古巫、尹、史三者混而不分，已如前论，可知儒与巫与尹与史皆一源而分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