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跨进大门口，就听到办公大楼前传来阵阵的喧哗。以往，上班的时候院子里总是静静的，三三两两的行人，步履匆匆，夹着公文包赶着去上班。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比如，要下乡了，或找人不到，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大楼数百个办公室的哪一间，人们是不太会在楼间的广场上停留的。即使熟人久别重逢，也只是出于礼貌寒喧几句，再多的话就留到办公室里去说了。总之，楼前的这个广场，除了停车，总是那么安静。
我知道今天准是有什么大事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很重要的事才会在这儿进行。比如，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参加会议，领导荣调送别，就在这儿。我还记得一次，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而且普遍认为颇有政绩的领导荣调，全机关的干部都出来了，站了满满的一院子，脸上个个洋溢着兴奋。那天我也在，但我知道，这些人真正与那位荣调的领导有交情的少而又少，他们虽然工作在同一栋楼朝夕相处，可见得最多的还是在电视上。那是三月的初春天气，颇像我以前在农村小学教过孩子们的一首唐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雾一样的细雨在潮湿的空气中，在院子里人们的头顶上。大约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正好，时间太短了，人可能还不能到齐，磨磨蹭蹭的或者还在路上；若时间太长，又会有些人不耐烦走掉），主人公出场了，用不着谁指挥，人群中央自然让出一条路来，直抵停在院门前的小轿车。主人公照例是春风得意，照例是从容不迫，照例是一一向送别的人致意，手臂高举过头，挥动着。他向两边的人伸出热情的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缓缓过去。我后来猜想，他从大楼出来，步行到那辆停在门口即将要载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去的轿车之间的那一段路，是多么充满象征意味啊。爆竹点燃了，耳朵里不再有说话的声音，只留下了手势，一个个告别的手势抬起来。爆竹声中升起了一股浓烈的硝烟，但硝烟没有升腾直上，被空气中细细的雨丝压得很低，因而更浓且呛了。
那个场景之所以事隔多年我还记忆犹新，一则是那天送别时烟与雨的糅合，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氛围，总使人耳边响起柳永的《雨霖铃》；再则是在送别的院子里，除了来送别的机关干部，还有一群前来上访的农民有幸目睹了这一切。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向他们的政府反映，但对于他们选这一天，我一直认为是巧合，因为从他们的表现来看，并没有要砸场子的意思，他们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等待，在等待的同时，也和机关干部们一起参与了这一盛大的仪式，无形中壮大了送别的队伍。这次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于我每次看到楼前人头涌动时，首先从记忆库中提取的就是这件事。
但今天好像不是送领导。我首先从喧嚣中听到了音乐，是韦唯的《爱的奉献》。这时，我也看到了楼前的台阶上放着一个硕大的箱子，不过已糊上了猩红的纸，廊檐下悬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
《爱的奉献》在这样的语境下成了一种符号，它的意思就是捐款。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和我一样，听到这首歌就想到自己的钱包。比如上一次，大约是过“五一”吧，一大早上班，情形也大抵如此，音响里反复播放这首歌，好像唱催眠曲，周而复始，非要把孩子哄睡不可一样，非要把自己唱得感动，然后掏出腰包，直到整个活动结束，韦唯才肯收了嗓子，安静下来。
台阶上那个大箱子，我还认得，是大会上投票的那一只。根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大小约有半个立方米，正上方有一个长条形的口子。以往，这里是投选票的入口。这是一道玄门，门外，是一个天地，门内又是一个天地，当选票进去的一刹那，意味着一个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一群人就将自己交给了另一些人，被交给的人有可能是天使，有可能是魔鬼。从某种意义上说，选票就是一纸契约，这一约，一点不亚于靡非斯特与浮士德签订的协议。我们常常在电视里（在电视时代，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能在电视中得到复现）看到那些领袖们，总爱在将自己的那份契约交付出去的那一瞬间定格。他们对这一刻的迷恋几近于狂热。他们之所以狂热地迷恋这一刻，是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尽可能多的自己交出去，他们喜欢人们做这个动作，人们也就是通过做这个动作成全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争取这一刹那，有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生命。说到底，一切政治的生活都凝聚在投票箱口的那块方寸之地，这块波谲云诡之地。这里看不到血，但暗藏杀机，没有硝烟，但却有残酷的战争。
捐款与投票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虽然一个交出的是权利，一个交出的是金钱，虽然一个是为了正义，一个是为了道义。“拿出来！拿出来！”我听到一个无声的叫喊，那只箱子像一支巨大的漩涡，像一个宇宙中的黑洞，吸纳一切敢于靠近它的所有。
我想起昨天办公室门口的一则通知：“各位，请于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办公大楼前参加为XX灾区捐款活动，届时有领导参加——”
这时，我已走到办公楼的楼梯口，单位同事一个个下来，向捐款箱那边走去，只有我还在逆流而上，直抵办公室。
其实这个通知先前有另一个版本，要大家在周五前将捐款交单位会计处。不知为什么，昨天快下班时才改成以这样。这样一改，原本默默的捐款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活动。如果用政治表演的原则来看，这算是一起很成功的范例。我知道，接下来的除了捐款，还有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阐述捐款活动的目的意义，方法措施，组织领导之类。再接下来就是领导在闪光灯下定格。第二天电视节目中，领导捐款的镜头翻来倒去，其它人都成了陪衬。
陪衬，我终于碰到这个最令人反感的词了。突出一个人，矮化的是大多数。首先，这不是建立在平等上的合作，人格的平等无法保证，使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附庸。其次，它抹杀了大多数人的独立性，那些个体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单个的意义在于它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蝼蚁，那些没有名字的蝼蚁，个体存在的意义微若游丝。
去，还是不去？楼下韦唯的歌声一遍又一遍。
我决定放弃。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静静地享受内心对灾区兄弟的深深愧疚。
（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