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在喧嚣中听见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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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历史倒影

今年是那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开始四十周年的祭年,也是结束三十周年的祭年。

十年浩劫,一晃已去三十年,背影渐行渐远。对于我这样一个“文革”末期出生的人来说,三十年,与我的年龄相当,它显得太远了,超出了我记忆的视线。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以为它走得太远了,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背影渐渐模糊。甚至让我再一次相信中国人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而对于民族耻辱的遗忘又更加迅速。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想将它忘记(不是忘记,而是不再有印象,因为我对它根本没任何的感性的记忆,所谓知道一点,也是“文革”过去多年,在个人成长中听到看到的事),将这些痛苦的记忆付诸东流,永远不再提起。

但我不能,不是我不能,是我们的生活不能。它一次次在我的生活中被提起,仿佛沉积在浅水中的尘垢,只要水面上刮过一阵轻风,沉渣就会再一次泛起,让我看到它强大的存在。

最近,老家被开发区征了地,父亲叫我回去看看。开发区把路修过来了,像一柄利刃从村子中间穿插过去。新路两边的土地二百多亩被征为国有土地,征地款数百万元。

那天回到村里,邻居老廖神秘兮兮地叫住我。

“你在市里当干部,你说,村里征地,我能分钱么?”

老廖与我家邻居几十年,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文革时从另外一个村迁过来的。他是一户地主,据说,当时凡是地主都不能住在铁路两边四里路以内的村庄,而他祖祖辈辈住的村子就在浙赣铁路旁,所以政府就安排他迁到我们村里了,成了是我们村里的一户“杂姓”。

“谁说你不能分了?”我问他。

“屋场里的人都说我不能分,说我是外地迁来的,不是这里人。”老廖不无颓色。

“这样的事,国家肯定有规定,不是谁说说的。”

“村支书说没什么规定,各个村自己分好了就可以。”

“——”

“你跟我问问,看有没有政策——我以前是地主,现在还是地主?”

我找到村长和村支书问及此事,又找到乡干部聊过,现在果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村长说,老廖要像村里的人一样分是不可能的,他是地主迁来的,不是我们村里人,再说,村里就他兄弟几人姓廖,全村人都不会肯。

后来老廖一直在努力争取,但最后不知怎样。他家在村里住了三十多年,噩梦一般的“文革”早已成为过去,对于他来说,为享受一个普通村民的待遇,却还得奔走呼告。

那天去严嵩洞,“文革”话题又一次被提起。

这是一个天然古溶洞,因传说晋代道士葛洪、娄阳先后在此炼丹,本叫做洪阳洞。明朝弄臣严嵩的老家就在离这二三里的地方,相传他求学时期,曾在此洞中读过书,受狐仙指点,故又叫做“严嵩洞”。

洞口不大,进入洞里豁然开朗,大洞套小洞,一层一层,别有洞天。钟乳垂悬,形态跃然,令人遐思连翩。

转到一洞口,忽见乱石成堆,狼籍一地。经导游介绍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洞口,通向更深的一个大洞,文革时期,被革命小将们炸掉了,理由是这里可能藏匿坏人。一些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那些乱石,欲还其本来面貌。

叹惜之余,我们又赶到严嵩故里,心想,这么个大名人,且不论其历史角色,应该在村里留下些古迹吧。然而,这让我们更失望,除了一块模糊不清的碑石,其它竟毫无踪迹。

“文革时全破坏掉了。”我们只反复听到这句话。

听到这句话的何止是在这里?每次旅游,总要或多或少带着这句话回来。偌大中国,哪能一个角落不能听到这句话?看着那些被铲平的精美的木雕,看着那些如今复原的建筑,有时是深深的伤痛,有时是无奈的惆怅。

我不说北京这些首当其冲的地方,即使在遥远的茶马古道上的丽江,在商业鼎盛远离政治的世外桃园般的徽州,“文革”所留下的历史伤疤,也常常令人扼腕长叹。

每年春节,祖父都要在家门口写一副对联:“明朝祖公胡益寿五品职,恩授皇封赣吉州十县权”,从来不曾间断过。

祖父年近九秩,尚耳聪目明。他是一个旧文人,八卦、风水、武术、中医、旧戏都通晓。自我们小时候起,他几乎每年春节都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这副对联的含义。据说,我们的祖公(记不清第几代了)在明朝时有个叫胡霸的,名益寿,是朝廷五品武职,曾封为辖赣州、吉州、宁(都)州十县的“千总”,称为“千总老爷”。祖父对“千总老爷”如何发家,如何又告老还乡的事津津乐道,并引以为家族荣耀。

“他应该留下些什么东西吧?”长大后,我有时觉得祖父的话不是很可信,因为只听他讲过,却从没见过任何“物证”。

“这是家谱上写的,我亲眼看过。厚厚的一箱家谱在‘文革’时烧掉了。”祖父说,“千总老爷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亲眼见过两样,一样是千总见皇上时所带的一百二十斤大刀,一样是皇帝所赐的匾。”

那大刀祖父是亲眼见过的,后来放在堂伯父家找不到了。皇帝所赐匾据说写了四个字:“绩著干城”(我相信这绝不是祖父所能编造,因为他至今也解释不清这四个字的意思),那么它现在在哪呢?

“文革前还挂在村里的众厅上,文革时摘下来,劈成两半做了门板——”

现在全找不到了。

当我听祖父讲到这两件东西时,我尚觉得“千总老爷”的事还有点真实。但如今两件东西已经找不到了,那些往事仿佛就变成了故事,飘飘忽忽。因为“千总”,祖父的优越感从来都很强烈,父亲也还有一点。可我呢,老是怀疑,在陌生人面前,我从来都不敢提起家族的这段历史,我知道我已没有说服力了。

今年春节回家,我给六岁的儿子讲这副对联,讲“千总老爷”的事,儿子像听故事一样,听完就跑开玩去了。

历史就这样变成故事了吗?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三十年了,“文革”的影子却还时时会在我们的身边出现。遗忘历史就是背叛自己,我们没有理由遗忘我们民族的苦难。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文革中受尽摧残,劫后余生的他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自己经历的文革写成了一部《牛棚杂忆》。他写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为了与某些迫害过他的人算账,他说:“这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我想,季老前辈是对的,对于苦难,我们记住它,时时反省它,使它不再以任何形式重演,这才是我们真正远离它的最好办法。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