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大了，荒唐事就不会绝种。也许正是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儿，才使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充满生机与变数、机会与消长吧。比如，某地喝啤酒比赛，一男青年24瓶撑破了肚皮；两青年抽烟比赛，一人连抽10盒一命呜呼，等等。稀奇古怪的事常常与人的想象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往往又是想象力跟不上现实。难怪有评论家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记录片的时代而不是电影的时代，只要把现实生活记录下来，将比很多电视电影剧本都更具戏剧性和想象力。人生活在这样的“记录片”时代，常常感到困惑的是自己的想象力不逮，长期以往，便带来想象力的麻木：对于什么稀奇的事，都觉得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常以为自己不会再为种种奇怪的事而大呼小叫了。
然而，这回还是让我大呼小叫了一番。据载：西安市公安局出台规定，对“个别人为解决民事纠纷，攀爬公共设施及其他民用高大建筑物，扬言自杀、要挟他人”的行为，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中国纪检监察报》2005年4月27日）。
读罢，我不禁捏了一把虚汗。我不知道生活在该市底层成千上万民工们知不知道这样的规定，知道了之后，又有何反应。而事实上，该市爬楼扬言跳楼的民工是不是因这样的规定出台而真的可以减少。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首先感到深深的刺痛，甚至反感，继而觉得可笑，可恶。
的确，近些年，正面报道为主的主流媒体也常有民工爬楼（或者电杆）扬言自杀的消息，在这里我也不想一一列举。一时间，民工爬楼自杀俨然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和我们安定团结、国泰民安的一大祸患。这些民工们真是“素质低”，他们没看到我们的大好形势，不懂得珍惜今天幸福得比蜜还甜的生活，还爬什么楼，自什么杀，这不是有意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过不去吗？你自己想自杀可以在家里呀，为什么偏要爬得高高的，还要扬言一番呢？引得这么多人来围观，阻塞交通，有碍市容，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还搞得警察们忙乎一阵，影响实在是太坏了，给点治安处罚，不收你的“援救费”什么的，就算是人道主义了。
以上算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出什么给自杀者治安处罚的理由了。
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样的话，不是人人都会讲，但却人人都在依此权衡轻重，这是不可否定的。再说，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一个人不是到了特别窘迫的困境，是不会轻易放弃生命的。即使在自杀率很高，特别是农民自杀率很高的今天，我们依然坚信，乐生是人的本性，穷困和压迫并不会轻易改变人们“生”的信念。有这样一位民工，因工头打残其一手一脚，并弃之荒野。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他乡，目不识丁、“素质”极低的他，没有放弃生的信念，硬是凭着一条腿和一只手，一步一步，爬了好几个省，历时数月，终于回到了那一贫如洗的家。要不是坚强的生的欲望，他结束生命不需要爬楼，只要信念稍一松懈，死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到了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想起自杀。而想到自杀的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会去实施自杀。因为实施自杀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意志过程，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很难实施。自杀是对死的坚定的追求。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自杀这一艰难的意志过程便很可能流于观念阶段。
一个农民工爬上一座高楼，面对着死亡，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比他们爬上高楼清洗楼房虽然在行动上有一致性，在心里却是天壤之别。死亡近在眼前，是什么促使他走上死亡，是什么逼迫他爬上高楼顶端？他是自愿的吗？
每一个爬楼自杀的人，背后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当我们面对他们时，我们首先应该想想这个背后的故事。而这些自杀者，多数是我们社会中的弱者，今天他们说话的地方及为他们说话的人仍然为数不多，而跳楼的民工又是这些弱者中的弱者、不幸者。他们所承载的艰辛与苦难，正是所有民工们正在承受的。他们所希望和控诉的，也正是所有民工们所希望和控诉的。民工跳楼不是“作秀”，如果硬要说是在作秀，在要挟，那也不过是想以生命为代价，要回那为数不多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这种要挟，已经不是一种等价交换了，一边是无价的生命，一边往往仅仅是一年半载的工薪，一碗饭而已。可是，即使如此不平等的交换，也还往往成交不了。当“扑通”一声，一个生命坠地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农民工的血，还有平等的社会规则的死亡。
当一个民工为半年的工资爬上高楼，他是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生的痛苦越大，死的欲望就会越强。而半个月的治安拘留无疑成了“生”的又一大痛苦。困顿的生活已让农民工爬上了高楼，而这“半个月的治安拘留”不已成了将农民工们从高楼上推下来的一只大手吗？
悲哉！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