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的生命岂止在弓弦之上，还在琴弦之上，那弦上的歌吟铮铮不绝，凡是有福的耳朵都能听到，有爱的心灵都会感动！
无论以怎样的高标准去衡量，名列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首的苏格拉底都可算是知识精英中的精英，其智慧一时无两，道德勇气无人能及。他恪守公义，笑对死亡，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可俯视只可仰瞻的懿范。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位伟大的哲人在道德和智慧上最为闪光的鳞片。当年，希腊法庭以两条罪名——其一是“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其二是“败坏青年”——强加于苏格拉底，指控他犯有重罪，并判处死刑。按说，这两条罪名均是诬妄不实的，是三位检察官米利托斯（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安奴托斯（硝皮匠、制革匠）、吕康（演说家）的有意陷害，苏格拉底应该力证其诬才对，但他自始至终泰然处之。有人问他：“苏格拉底，你难道不要为自己的申辩考虑一下吗？”苏格拉底的答复是：“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是在申辩着吗？”那人不解其意，还要追问他：“你是怎样申辩的呢？”苏格拉底的回答十分笃定：“我一生一世都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认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但这条极具说服力的申辩在那些满怀恶意罗织罪名的鼠辈看来胜似一道强光，直照得他们丑态毕露，无以遁形。那么，苏格拉底“最好的申辩”恰恰成了他的祸根，“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来如此。在邪、恶、丑的法庭中成为被告，正、善、美还能不注定是死路一条？
苏格拉底的勇气令人钦佩，他在最后关头竟看到了舍生赴死的种种“好处”，其中一条为：“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因此，他认为此时去死，正是“神明的恩待”，他不愿将来饱尝疾病的折磨，在充满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情况下死去。除却这一层私虑，从道义上着想，他也“宁愿选择去死而不愿奴颜婢膝地乞求比死还要坏得多的苟且偷生”，他的道德勇气源于他对自己人格的高度自信：“无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本人是没有理由因此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依照希腊的城邦法律，苏格拉底完全可以要求法庭从轻量刑，倘蒙检查官法外开恩，甚至可以付一笔赎金贷免死罪。但他决意放弃此项公民法权，乞求宽恕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对此他不屑为之。当弟子们设计要帮助苏格拉底越狱时，他还用诙谐的语气问道：“除亚底该之外，莫非还有什么地方死神不会光临？”头脑简单的苏门弟子阿帕拉多拉斯（类似于孔门弟子子路）悲愤地叫道：“苏格拉底，看到他们这样不公正地将你处死，真是令我太难受了！”苏格拉底用手抚摸这位弟子的头，满脸微笑地问他：“亲爱的阿帕拉多拉斯，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处死吗？”这真是一句大有深意的智者之言，两千多年后，仍耐人寻味。被不公正地处死这正是知识精英的宿命，苏格拉底安于这样的结局。
苏格拉底从容地举起了毒杯，弟子们无不眼噙热泪，俯下头，不忍目睹恩师在剧烈的痛楚中逝去。这位知识精英中的精英笑对狰狞的死神，那态度温和得不能再温和，平静得不能再平静。希腊法庭的不公不义仅能加害于他终将衰朽的肉体，又何尝能加害于他不死不灭的精神？苏格拉底的智慧渊渟海峙，他自然深明“虽死犹生”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全部意蕴，有光明的觉悟在前方导引，那杯毒酒最终化成美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畏死之心，人皆有之，而知识精英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为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真理和正义，能自然而然地将恐惧减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为零。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布鲁诺坚持自己的科学见解，不以教会的圭臬为圭臬，不以教会的旨意为旨意，因而被邪恶的宗教裁判所投入了熊熊烈火。做一只涅槃的凤凰，他也心甘。还有比布鲁诺遭遇更为不幸的，同在愚顽的时代，杰出的贵妇人希帕莎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终因热心研究数学和新柏拉图哲学，被人“从二轮马车上强行拖曳下来，剥光了衣服，拉进教堂，遭到读经者彼得和一群野蛮、残忍的狂信分子的无情杀害。他们用尖锐的蠔壳把她的肉一片片从骨骼上刮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熊熊的烈火。”（吉朋《古罗马衰亡史》第47章）假如一个人既是智者，又是勇者，真理的光明便会借助他（她）高贵的心灵照耀人间，愚顽者能消灭他（她）的肉身，却斩不断他（她）的精魄——那道凌跨于遥远时空之上的虹霓。
压抑知识精英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扼杀知识精英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奥地利著名作家史蒂凡·茨威格有感于人类良知溺没、道德沦丧和兽性疯长，人道主义精神在战马的铁蹄和坦克的履带下发出哀鸣，他内心终于由悲观转为绝望，在巴西选择了煤气自杀，与妻子双双弃世。在绝命书中，他说：“……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这位智者忧及亿万生灵（尤其是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和未可乐观的前途，顿感心肺如煎，他以死为谏，对罪恶深重的法西斯暴行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之声！作为良知灼然的知识精英，爱因斯坦也在那篇《战争已胜而和平未致》的演讲稿中诠释了劫后余生者内心普遍的焦虑，世界已变得如此丑陋，人心已变得如此冷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已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超负荷的心灵何须外界强力作用？它们终会像一只只极度膨胀的气泵“砰”的一声从内部爆炸。
知识精英不是“套中人”，不是“局外人”，不是“边缘人”，不是“多余的人”，不是“象牙塔里的造梦者”，他们直接干预现实，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用自己的双手去行动，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永怀医者之心，对疮痍满目的世界决不会熟视无睹。然而以下的事实却包含了巨量的悲哀：任何专制——政治专制、宗教专制、思想专制、文化专制——首先要摧残要驯化的便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最温和的专制者——姑且认定有这样一类奇怪的“善人”——也同样视特立独行的知识精英为死敌和深仇。专制者要使自身的权力磐固不移，其根基无人可以摇撼，用来用去最称意最娴手的无非是三大惯招——愚民、欺世和武器的批判，收其功于箝制舆论和消灭异端。这些招法恰恰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最为深恶痛绝的，一方面他们将以笔为枪，以笔为旗，以笔为阵，致力于揭破专制者的假面，撕碎专制者的画皮，戳穿专制者的谎言，使其隐藏的险恶用心原形毕露；另一方面他们将不畏满街狼犬和遍地腥云，给自由思想寻觅传播的时机，保留住这一线命脉。面对人间大剧场中上演的种种不公不义无法无天的罪行，大智大勇的知识精英从来就不惧杀身之祸。不平而鸣的李公朴、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直笔而书的王实味、据理而争的遇罗克、仗义而言的张志新、顶风而呼的林昭，尽管他们只讲出寥寥几句真话——要问什么是大音希声，这就是大音希声——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革”的黑暗岁月里，少数智识者为虎作伥，多数智识者虽欲默尔而息亦不可得，深陷于自污而污人，自诬而诬人的溷秽泥淖而不能自拔，知识精英岂不是少于凤凰之毛？但一克真话能抵消万吨谎言，知识精英除了以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那样的方式牺牲掉，以傅雷、老舍那样的方式自杀掉，还以顾准、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那样看似愚形实为睿智的方式幸存着，知识精英（显然不包括那些出卖灵魂以徼高官厚禄以求荣华富贵的衰人）死者犹生，生者无愧，他们将思想和文化的爝火艰难地保存下来，只要这些知识精英屹然不倒，则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续续然未断。
这是一把只有时间才能挽开的劲弓，知识精英的生命要么被恶性的箭矢射向死神的标靶，证明逝而不灭的大热爱；要么被善性的箭矢射向牧神的荒原，化为种粒，生生不息。他们以太阳的热能焐暖寒凉的世界，以月亮的清辉美化丑陋的人间。尽管这世界这人间只曾给予他们日甚一日的伤害和痛苦作为“酬谢”，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让悲悯像风中的烛光一样熄灭掉。
苏格拉底那样的知识精英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任何毒酒都无法鸩杀的。从这位希腊哲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背后坚不可拔坚不可摧的人格支柱，别说锋利的斧斤，便是时间的长锯也未能将它锯倒。
知识精英的生命岂止在弓弦之上，还在琴弦之上，那弦上的歌吟铮铮不绝，凡是有福的耳朵都能听到，有爱的心灵都会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