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按照社会习俗和法律制定的荣誉和地位，将人们分为四个阶层，或四种类型，即士、农、工、商。中国社会的等级序列就是由它们构成的。
居首位的士，代表文化阶层；农次之，是养育阶层；工也因为它的工业力量而较受重视；地位最低的是商。
事实上，第一和第二阶层是最受敬重的。二者分别是劳心和劳力的最高代表，各以其工具——毛笔和犁头，推进社会，前者耘天，后者犁地。那么，是否从古自今，这两个阶层就一直深受人们关注呢？一个是究天，即探索未知世界，一个是耕地，养育人类。天地作为大自然的源泉，是人类劳动的基础。我们尊重大自然的安排，并以此确定社会的等级制度。由此见可，在中国“士”“农”同样受到尊重。由于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因此，农为本，工商为末。
上述四个阶层的人都可参加考试，以博取功名。虽然这种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但这种平等的参与权，在实质上，远比国外人们所崇奉的“永恒原则”和载在“人权”中的所有条文都要珍贵。
考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西方国家竟然没想到要让这个制度得到实行，令我感到很奇怪。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它们的“永恒原则”而产生出最好的政府和相对完美的社会。
中国的功名与西方国家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类似，但我们的一纸文凭除了证明对某一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水平外，还有别的特点，就是它们还附有相应的权利和特权。兰多（Lindor）的歌不会被中国人理解，因为在中国，“未婚男子”绝不会有如此单纯的抱负。
我对法国人倍感惊讶的是，该国人对他们的大学文凭不屑一顾。例如，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对于学士学位没有丝毫的渴求与尊敬，这如果还可以被理解的话，不解的是，那些通过考试获得此学位的人竟然也是如此态度。一个人向来不提自己的学位，也从没想要打听别人是不是拥有这种学位，如果你那样做，就如向风华不再的女人打听年龄，会犯下大错。
只有那些愿意献身严肃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人，才会不辞辛劳地去获取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博士学位并不能让你得到一个职位或让你的事业大放光彩。也许你是个艺术家或科学博士，但你也得和普通人一起平等地去竞争卑微的职位。我相信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也是一种规则。虽然我对此深恶痛绝，但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旅欧十年并做了大量研究后，仍在茫然自问：“西方国家的体制中究竟哪一种原则能称得上是民主或自由？”我没找到。也没人能给我指出一种类似我国这样凡公民就可参加考试获得学位的平等制度。当然，会有人给我讲什么普选，但那不过是种随风倒的风向标——没有原则的原则，人们必须对公众舆论有独到的见解，以便能在某个特定时期，某天的某个时刻来展现自己。最奇怪的是，谁要是敢提出“我们的学院院士要通过这种普选选出”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被讥笑，但他们的立法委员却是通过普选来选出。照我看，立法委员们的品行还没有学院院士们容易鉴定。那么，我们能从他们的民主里学些什么呢？
一位指导繁重研究工作的著名人士，他的回报从哪里能得到？如果你只是一个享有盛名、志向远大的穷汉，你的研究和奖赏能让你在国家机关找到一席之地吗？你能只靠你的学术声誉能得到升迁吗？你能靠它获得某种特权、享有荣誉和权势吗？在欧洲肯定是不能的，但这些在中国就可以办到。
所以，当我说我们的习俗制度更自由、公正、有益时，我并非妄自尊大。因为人若受过最好的教育，其行为举止通常也最规矩。社会的安宁正是被那些好高鹜远的做法扰乱了。要想在政府担任高级职位，你就必须拥有同等资格，接受最高级别的考核，就如同军队中要求军官勇敢，有荣誉感，还要具备军事知识一样。你只有如此，才能立即抑制相关部门肮脏的幕后交易和徇私舞弊的行为。
这就是中华帝国长治久安的秘密。如果欧洲采取我们的体制，他们的国家会为之一变。欧洲总喜欢不断的变化，但他们的变化从来没使他们比以前更好。这次只需这一变，他们就趋于完善了，我们到那时只有嫉妒的份了。
官方教育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政府拥有比某些西方国家更为开明的自由观念。西方国家通常会发出一些不说明原因的强制性指令。我们的政府则只控制考试，所有参考人员只遵循一个法则，这也是所有法则中最霸道的一种。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各种功名不仅是荣誉的标志，其本身也体现了获取功名者的优秀。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取得的功名。这种考试也是获得一切有价值功名的唯一方式。
欧洲军队中实行的从特殊学校中选拔军官的制度是最好的证明。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进这种学校。这些学校成了真正的学院，它们具备自己的团队精神，而且具有排他性，这里的人们会以自己的特权为骄傲。它因为形成了一种贵族阶层，而影响深远。我对欧洲综合工科学院及其名声十分钦慕。尽管许多事情被革命摧毁了，但该学院的显赫地位依然牢固。因为这所学校及其学生想以此获得社会的尊敬，他们也有此资格。
假如律师的职位是从激烈竞争中产生的，且每年授予的证书是有限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就会带来莫大好处。辩护的权利就成为一种荣誉，而律师们所宣称的团队精神也会得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突发奇想而已。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福音书》，就应该让身居末位的人也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特权。这才是民主精神的实质所在。
在中国，家庭是学习的场所。凡富裕的家庭都聘请家庭教师。每个村庄里，即使是最穷的人家也要送自己的子女上学，这些学校有的白天上课，也有的是晚上上课。学生很多，学费也很低廉。
欧洲读者可能会对那些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制度和程序很感兴趣。虽然已有不少游客描述过某些细节，但我还是想再叙述一下。我并没想揭示一个崭新的世界，只是想让欧人看到中国的制度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野蛮，大可不必对我们抱以同情之态。我只希望帮助大家从我的视角来观察它们。
在中国，当考生觉得准备就绪时，就可以参加最低级的考试了。参加这个考试需要到县城报名。这个考试共有六场，通过全部科目的考生获得省试的资格，可以前往省城参加由巡抚主持的考试。
此级考试仍包括一定数量的科目，考生如果全部通过，就可以参加由皇帝派到各省的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只有在通过院试之后，童生方获得秀才头衔。院试每场考一整天，十五天后，全部考试才结束。关在小房间里的考生，不能参考任何书籍，只能带笔、墨和纸。考试全是笔试，文章以文学、诗歌、历史和哲学等为题。这样的考试一年一度在府城举行。
获得秀才头衔后的考生方能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这个考试叫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分三场，一场三天，共十二天。考生很多，有时超过一万，而只有两百人可以获得的新科举人的称号。
成为举人的学子们就可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了。会试的安排与乡试相同。考生经过考试竞争被选拔出来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生通过殿试的考生被称为进士。进士们按殿试成绩被分成四等：一等只有四名，可任职翰林院；二等需通过竞争才能进翰林院；三等作各部随员；四等任命为知县或相同级别的官员。
每次殿试产生出的榜上有名的进士为数不等，但很有限。
进了翰林院的进士能进入高级行政机关，各部尚书和侍郎经常从中选拔。
无需赘言，我们也可以想像出大部分读书人是在考试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的。
大部分欧洲人一到二十岁，就不再学习，将书本置诸脑后。而二十岁时的中国人则正在为自己雄心壮志而奋发，我们努力博取新的功名，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荣耀和财富。
中国的等级制度并非论资排辈，而是以名分和才能而定。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功名决定，其职位随学问升高。
中国人向来不会嘲笑上司，原因很简单，上司总是胜过下属。
按资排辈是错误的。年老不一定智高，谢顶就该受奖赏？欧洲各国那些年轻的部门随员们常使我感到论资排辈的弊端，从而赞叹我国统治者的高明，幸亏没采取这样的制度。
上榜消息给人们所带来的欢乐是无法形容的。我在英国和德国这些有大学的国家，遇到学生们举行游行及庆祝节日等活动。但照我看，这些活动既没有热情，也不壮观。而这类活动在中国，不但范围广，参加的人多，而且异常热闹。
中榜者家庭的庆贺规模如结婚般盛大，族人先聚集于宗庙，用科场的喜报祭告列祖列宗。然后，连摆几天筵席，宴请族人和朋友，痛快地表达人们的欢喜之情。中榜者如同凯旋的国王，备受爱戴。家人会在自家宅院的墙上张贴文告，向众人宣布他考中的消息。这份文告还会送到考生的全部亲朋好友家中。各式贺帖挂在中榜者家里，连他的亲戚家里也会收到喜报。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并非要打击那些还没有获得功名者的热情，而是为了使他们有榜样可循、更加发奋努力，并使那些中了秀才的人受到鼓励接着考举人。进士及第的庆祝活动规模更大，如公共庆典一般，以便让家乡的人们能和成功者共同分享快乐与喜悦。
除了乡试和会试外，在取得秀才资格后还可以参加其他考试。通过考试的人能领一份俸禄，得个头衔，他们能凭此得到一份地方官的职位，这些职位不是通过笔试直接选拔录用的。
由功名带来的荣耀能激发不思进取的人奋发图强。中国人深信，功名会光宗耀祖。父母会因儿子所取得的功名而得到人们的尊敬。由此可见，这种竞争机制对国家有多大影响！
在别的国家，若儿子成功了，大概看不起地位卑微的亲生父母，看不起自己的出身的。中国的法律比较审慎，我国没有那样的事。父母的地位可随着儿子的升迁而提高。父母不但可以享受到儿子带给自己的荣耀，还能从此进入更高的阶层，因此考场得胜时，全家都激动不已。我们的祖先洞悉人心，睿智地设立了这样一套值得全人类景仰的制度，应该得到人类的感激。我越了解现代文明，就越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制度，因为只有它真正实现了我们曾经承诺的东西——和平与平等。
报刊和舆论
若想尽可能准确地给“报刊”这个复杂的名词下定义，也许可以这样说：它是制造公众舆论的定期出版物。
我想这个定义适用于大多数报刊。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公众”的广袤无垠的新世界里，制造舆论并迅速用成千上万份报纸扩散它，这是一种高贵的职业。我喜欢欧洲报刊，它可以让你轻松地打发时光，成为旅途中陪伴你、随时听候你召唤的伙伴。到处都有报刊，散布在每个火车站。有报纸相伴，你就不会百无聊赖。这大概是给报纸的最好评语。
报纸对舆论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力。如果公众一直读一种报纸，并且该报观点不变，似乎一直在说一件相同的事，它也许会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公众阅读的是观点不同的各种报纸。在读完后这些观点各异的报纸后，他们可能会在当时赞同每个政党，在政局变动时，报纸为政党选举提供了方便。
报纸还满足了一个要求。社会的构筑方式决定了它需要将所有思想传播方式和各种传闻都加以利用。报刊一般在不了解详情时报道事件的发生，一旦详情出来后，它就再也不说什么了。报刊甚至有时冒险去报道还没发生的事——当然会有所保留。唯一令人感兴趣的新闻是还没发生的事，但一般第二天就会在同样的报纸上发现报道有误的声明。此外，主导性的文章也会刊登在报纸上，持相同观点者对这些文章大加赞赏。有人对我说，从没发现报刊业有改进的迹象——或许地方省份除外。
把报刊说成是在沙漠中布道，似乎有些勉强，因为它有公众作为自己的听众。但公众却很有沙漠的特性——流动的世界，没有静止的东西，时而是平原，时而是山峰，没有生命，绿洲是海市蜃楼，仿佛只有翻起沙浪的飓风的呼啸声与其相伴。事实上，公众也是如此捉摸不定——在今天合其口味，明天就觉得倒胃口，总是难以令他们满足。看看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读报的疯狂读者吧：他们努力地读上一二十份报纸，然后抱怨报上没什么可看的。再等着看晚报，也是令人失望。明天的报，还是一无可看。最后，有新闻了，可大家早知道了。
严肃文章差不多从来无人问津。虽然文章很好，除了作者之外无人感兴趣。作者会读个二十遍，只要遇到朋友就一次次乐此不疲地向其兜售。要想体会那种热情，就得自己在头版发表文章，看着文章被某个公众的成员拿在手里看，这时你会急切地揣测这个陌生朋友的想法，你要是有勇气还会拥抱他，告诉他谁是作者。未体验过那种情感的人是不会知道报纸的作用的：报刊对笔耕者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珍贵工具！
对报刊的上述看法将有助于我阐述下文。
中国的报纸与欧洲报刊无任何相似之处——我指的是欧洲报刊是在完全自由的出版制度下运行的。这种自由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当然，这没必要遗憾。自由在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大帝国，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我们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有公众舆论自由。从后文便能看到它并不是徒有虚名。
中国的报刊和我们所有的习俗和惯例一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从书中得知，公元前十二世纪，人们经常传唱的地方民歌被周王下令编纂成册，以便了解各地的风俗。这些书后来被烧毁了，但其中的三百多首被孔子收集后，编成《诗经》，这可以算作是中国报刊业的起源了吧。
虽然长久以来再没有类似的出版物，因为民歌早已衰落，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总能从公众舆论中知道他们对政府行为的态度。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由监察御史组成的常设机构在中国存在，由它将各省的舆情呈报给皇帝。这种呈报就是一种报纸，只是读者只有皇帝和当朝显要。后来，这种报告的读者范围不断扩大，如今叫《京报》，它其实是帝国的官方报纸。
中国没有出版自由，因为它随便的态度与我们对历史特点和历史真实的看法不一致。
中国没有当代史的出版物，只有从前各个王朝的历史资料，只要一个王朝还存在，就不允许出版它的历史。
历史是由学者们联合编纂的，他们的编写态度，就如法兰西学院的名人们编著字典一样慎重。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文件需要保密，以便历史能真实地再现。想起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在出版与当代事件有关的回忆录时也遵循相同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接受这一状况。在作者去世一定时间后，才能将其回忆录正式出版发行。等时机成熟，能够像塔西陀那样没有带个人感情和好恶去写书写的时候，才能把回忆录变成历史文献。
但不要以为历史会永远谨慎的保持沉默。由各省著名学者组成的监察院，享受到皇帝恩准给他们的随意呈报的特权。他们可以“风闻奏事”，不会因为报告失实而受到惩罚。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勇敢的监察官义不容辞地指控高官，命令他们接受审查，如果有必要，还要惩处罪犯，哪怕是皇帝，也难免被弹劾。监察院真是一个不简单的机构，因为它实现了欧洲新闻界所追求的理想。
《官报》一般只发行在官方领域，公众根本不了解政治事件。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让公众了解政治，但这些尝试都没成功。其实自打部分港口开通国际贸易，就出现了一些外国人创立的中文报刊，这些报刊是中国人按照欧洲模式编辑的。
无论好坏，作为榜样它们都深具感染力。在有些省份，中国人也已经在努力办报纸了。这些报纸企业很容易触犯某些禁忌。当新闻行为逾越了现行法律规定范围的时候，政府通常就会名正言顺地运用这些法律了。因此，这样的地方报刊就被关闭了，也没有人想要再恢复它们。
只有那些被看作保持中立的外国人才能继续办报，上海和香港的报纸发行量最大。也有一些英文报，但它们的对象只有外国读者。
还有一种中国人创办的期刊，应该算社会刊物。这些刊物刊登游记以及作者亲历的重大事件等等。总之，一切值得注意的东西都登。但只要还是这个王朝执政，就不能发表涉及政治问题的文章。法律看似严苛，但它能为绝对的历史真实提供保证。
当今社会是统一的整体，报刊是一种对舆论的汇集。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舆论众多的时候，报刊是能起到巨大的实际作用的。中国没有新闻业，所以公众舆论不易被了解。但是，我们在实际政治事务中，也有民主派和保守派。某些人总是守着本朝的古老传统，一点也不愿向革新精神作任何让步，和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亲如兄弟。也有很多人信奉民主精神，但这种精神的意向不同于西方民主精神。西方民主包罗万象，意义范围颇广，就不在这里详述了，但肯定与我们的民主派口味不合。我们的民主派正以有益于民众的方式争取着民众的利益。我觉得对两种民主的区别予以揭示，是不无裨益的。
“对民众有利的就是好的”这样一个原则是被大多民主派人士所承认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拿慎重做借口反对改革，而保守派却认为旧的秩序是不能侵犯的。
在中国，称民意为天意。这样一来，所有的民众都被此装点为无冕之王，就仿佛每位民众都是某个上帝创建的古老王朝的后裔。这个被所有国家广为采用的模式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一点也被我国四亿民众所了解，因此民众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政府机构的正中央回荡。
在我国士大夫阶层可以代表人民向政府请愿。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齐聚京城，虽然没有官衔，却能以人民的名义来表达期望改革的要求。
这其实是一种没有选举的代表制。学者和有学问的人因本人的学识而获得声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并负责传达天意。我想，我们应当高度评价那种勤政为民、坚韧不拔的品质，来激发人们对这个传统最大程度的尊重。因为它将上述做法变成习惯并永久地固定了下来。
假如中国改革政治体制，采取盛行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国民代表制，也要牢记这一传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能给予那些德才兼备的出类拔萃者。政府对各省“士”人代表以地方名义提出的要求，会加以认真的考虑，若法律允许且要求正当的话，政府一定会采纳的。
但通常的情况是，为了使一次要求中的全部愿望得以满足，必须制定出一部新的法律。因为不能改变现有法律，所以特殊情况必须另立专条，作为以后出现类似情况照搬的范例。
这就是我们对国民代表制的理解。办法简单又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不会发生议会制国家面临的那些困难。整个帝国宛如一个大家庭。最高统治者接受由历史所赋予的权威，在推动各项事业，维护各方权力的同时，享受着人民的尊重。假如某天，中央政府以民意的名义要求各省巡抚变革根本体制，这种情况下实施的变革多半不会被阻挠：因为变革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基于维护各省安宁这一愿望的需要。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天微弱的曙光。那些植根于各港口的报界自认为有能力左右舆论，我相信它们在努力后会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梦想。
一项发明的出色之处要想被真正的了解，只靠新闻界充满溢美之辞的报道和评论是不够的。若一个国家的报纸文章没有信誉，那它们所鼓吹的那些急待实施的进步改革在看不到效果前，是不会有人信以为真的。
“报纸必须有信誉，否则不如没有”，这在欧洲人看来，是我们唯一的罪过。
我要对话题做最巧妙的处理，由于我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此同时，又不想对很多令欧洲人感到好奇与钦佩的东西表示不屑，我希望我的真诚会让我得到谅解。
侵犯性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特点，这一点不言而喻。
从前，成群结队的野蛮人也颇具侵犯性，但目的不是带来给民众带来益处，而是抢劫摧毁繁荣的国家。同样的方法被西方的文明人采用，他们却声称是为了建立普遍的幸福。
暴力是他们进步观念的起点。我冒昧地认为这不是十全十美的方法，他们将发现，每个大脑清醒的人都是反对者。中国和人类其它的居住地方一样，为了获得幸福展开各种各样的生存斗争，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保证和平、消除贫穷是唯一的进步。人类灾难的两大根源是战争和贫穷。若能让中国人相信，掌握了西方世界引以为荣的革新精神——自负，以及所有令我们为之欢呼的天才发明，就能获取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的秘密——那么中国愿意热情地加入这一宇宙大合唱。了解我们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但它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能让我们相信这些吗？我们的港口被一个著名的条约变成了国际化港口，进口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军火。我们希望和平的机器，他们却给我们带来战争机器。我们开始建立常备军，作为近代文明制度的标志。于是，我们便被他们斥责为不信任，多疑！
好吧，冒着激怒所有异意者的风险，我要说我们对一切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平的东西，以及一切激起原本就不完美的人性中好斗精神的东西感到深恶痛绝。这些被母亲们所痛恨的战争，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处呢？有一天，四亿人民武装起来，能实现什么理想？背离理性精神，把公共财富用在武力上，再滥用武力制造痛苦，这难道也是进步观念？依我看，这是倒退，是走向邪恶。我们不能被说服相信尚武精神也是文明的一部分。与之相反，我们认为那是重返野蛮。
并不像那些外国人所说：军火是我们需要的唯一重要的东西。其实，它是唯一被证实在中国起了作用的东西：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来说，军火在中国起到的作用，成为他们将施于其他国家的完美示范。而其他进口来的东西，其作用就不像军火这样明显了。因此，国外的人们向来以为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与他们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偏见。
就像我说过的，所有东西在中国都得接受检验，不仅对它自身的价值进行检验，而且对它所能带来的好处也要进行检验。以铁路为例，虽然它是一种特别好的旅行方式，但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铁路虽好，人们是否认为它有用？直到现在也没发现它的用途。所以，它未被中国人接纳。另外，我们的社会制度会极大地被修建铁路这样的工程扰乱。家庭传统被我们放在首位，这些传统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敬重祖先，善待他们的坟茔。火车经过的地方，掀掉所有挡路的障碍，没心没肺，没有灵魂，像风一样横冲直闯。
因此，我们的人民还没决定是否容许这种火马的侵犯。当初菲尔通（Fulton）建议使用蒸汽作为轮船的动力，却被法兰西学院拒绝，想想这个，西方人大概不会再对中国人的拒绝深感震惊了吧。中国人至少也应和法兰西学院的智士们享有同等特权。因为对升力的不了解而破坏了气球，还拒绝使用煤气灯，这种行为不也是发生在他们西方国家的么？他们西方人似乎也不都积极接受新事物。在理论上说服人，再用事实证明真理，总比把真理强加于人、把传统和风俗踏在脚下要好得多。
暴力强加的东西，人们是不会接受的。这是经验之谈。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到中国来获得这种经验。据说一开始在法国没有人愿吃土豆，因为人们不愿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土豆，连尝也不尝。这时如果想让大家吃土豆，宫廷带头作表率当然是必要的，实际上假如我们了解历史的规律会发现有一种方法更好，就是在法律中明令禁止吃土豆，这样人们就会放心的吃了。
真正的文明应该从了解人心开始。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心都是相同的。如果当时他们使用恰当的方法，人们将被诱惑吃掉多少土豆！可是与之相反，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烫手的山芋！
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如何称呼西洋人，他会对你说英国人是鸦片贩子，法国人是传教士，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可以理解，我们对这些外国人肯定印象深刻，因为我们的健康被他们毁了，我们的腰包被他们掏空了，我们的思想被他们则搅乱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当然，鸦片和新宗教大概是前进中难以抗拒的两步。公正的读者会对此作出判断。
看来外国人来到中国，只有一个目标——投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所有投机者都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对他们表现得不信任。这评论似乎很值得商榷，我们是真的不信任他们吗？无稽之谈！有个举世闻名的寓言家说：“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的主人”，但这个主人拿着文明当借口抢走了我们的钱包，不信任？当然，我们的不信任还远远不够！
我们无奈地将所有异族和陌生人混在一起，统称为外人。但我们能分清好坏，有很多外国人对我们的体制表示出尊重，他们的这种行为为他们的民族增添了光彩。比如说，那些有良好的教养，举止文雅，为人谦逊，处事得体的外交官，他们的举止深深吸引了我们，他们成为西方文明最好的广告。还有文人学者，他们研究我们的语言，从我们的书籍里收集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带给人类的启示。他们对我们来说不是外人，而是我们引以为荣、可以互相交流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幻想着能和他们——真正的人类子孙——共同创造进步和文明。因为他们与那些入侵我们港口的骗子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结束对众多主题的评论前，我不能不提一下传教士和与他们有关的评价。我准备全面地谈一谈，既包括人们已经说过的正面评价，也有一些人们没有说过的负面评价。但我不敢表现出偏见。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决定摒弃所有有可能使我被人们怀疑为不尊重思想自由的内容。碰巧，在政治学自由学院（很荣幸，我也是该院的学生）的出版物中，我发现了韦尔内德（vernede）先生的一本书。我从这本书上引用了我不敢冒险说的一些话，不过就算我冒险说了恐怕也没人会听，那就听听他们自己的话吧。他在《法政年鉴》（‘Annuaire Exercise’，1875—76）一书中写道：“三个世纪以前，传教士们在书中对中国作了热情洋溢的描述。他们说每个生活在这个奇妙国家的人都很快乐，上帝将无穷的祝福，不尽的布匹，可口的饮料和丰饶的物产赐予了这个国家。”
“势力强大的耶稣会很聪明，不久就意识到这个国家提供了什么便利条件，于是将一些杰出人物派到这里。这些人迅速明白，他们必须宣扬同情心，把自己融入中国思想，将他们的欧洲特性完全抛弃，然后再和这个伟大的民族谈他们的教义和神祗。否则他们不会被这个伟大的民族接受。一五七九年，一些有名的意大利人环游中国，传授天文学、物理、艺术和宗教。”
“皇帝热烈欢迎传教士们，由国库拨发薪金。社会各个阶层被他们难以抵御的风度征服了，人们被他们的言语征服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和现在的传教士一样仇视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类似于古罗马的祖先崇拜。他们与中国人一样尊重孔子并言行谨慎，避免触犯支撑这个帝国政治结构的根深蒂固的传统。”
“康熙皇帝为表示对他们出色工作的承认，降诏允许他们开设教堂。其肇端真的令人惊奇：
‘礼部尚书敬启陛下：
臣等仔细考虑了陛下的吩咐，认为这些欧洲人仰慕您的睿智和无上的美德，漂洋过海从天涯尽头来到我国。他们是数术方面的权威，对我国有很大帮助。
欧洲人在各省没有不轨之举和违律之行。所颂教义没有害处，也不会带来麻烦。
臣等以为，应批准开设教堂，百姓也可礼拜上帝。随其所愿。’
没多久，耶稣会在远东获得的影响遭到多明我会和方各济会的嫉妒，遭到梵蒂冈的质询和迫害。耶稣会建造的辉煌建筑被毁坏了，并在一七七三年，被教皇克莱门特十四的一纸诏书逐出了中国。
遣使会用自己的方法取代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法。这个国家的道德习俗、传统思想和信仰被该会的传教士们伤害了。耶稣会的修士们在中国各地有很大影响，这个伟大的民族已经逐渐准备迎接西方国家的财富并与之交流，修士们本来可以对欧洲制定中国政策和开展对华贸易提供有力帮助，可是遣使会却把一切都毁了。”
这些引文绝对真实可信。公平地说，不管在哪里，如果传教士只是积极的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政府就不会对他们敌视。但如果目的是打着福音派教义感化灵魂的幌子，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使人们产生共鸣，在消除了对他们的不信任后，开始实施他们藏在宗教外衣下那些不可告人的阴谋的话，绝对会引起中国人的憎恶。如果传教士把宗教热情变成政治间谍活动，那么将无人为他们辩解。
那些给我们打上“野蛮人”标签的人在看了以上论述后，大概已经可以减轻对中国人的偏见了吧。我们缺乏信任感？是的！我们又能如何？
在这个实验的时代，我们也希望有一种比“保护国制”更好的体制，用来和遥远的国家结盟。难道国与国之间就不能更好地沟通？不能事行预备一个协定使大家互相让步吗？人的大脑不就是用来互相理解的吗？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挽回被“炮弹文明”毁掉的一切。枪炮和硝烟太昂贵了，那样赢来的文明之花只能在废墟上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