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回族爱国主义思想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一是伊斯兰文化中所包含的爱国传统。《古兰经》和“圣训”强调穆斯林要有爱国的精神和思想情怀，强调爱国是穆斯林应尽的神圣义务。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他还告诫广大穆斯林，“你们当像鸟儿眷恋自己的窝巢一样热爱祖国”。因此，每当祖国处在危难关头，回族群众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和恩怨，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世代交错杂居，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回族人民，热爱祖国、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爱国理念，已经升华为回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已成为回族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写照。《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6日。
（第一节）清代回族抗击列强侵略的斗争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最终导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与其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也自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清政府政治上愈加腐败，民族矛盾激化，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加重，致使国家面临覆灭的命运，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投入到长达百年的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之中。回族人民积极参加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斗争，表现出了顽强斗志和英勇牺牲的精神，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谱写了一篇篇动人心弦的爱国主义诗篇。
一、鸦片战争中的回族志士
（一）伍长华湖北率先禁烟
伍长华（1779—1842年），字实生，别号云卿，江苏上元县（今南京）人，祖籍撤马尔罕，祖上曾“舍宅为寺，额曰‘清真’”转引自金吉堂《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以拨贡赴江南乡试，中举人，第二年获廷试第三，得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时人称为“回回探花”。历任浙江主考、广东学政、广东盐运使、甘肃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
道光十八年（1838年），伍长华升任湖北巡抚，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鸦片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伍长华痛心疾首，坚决主张严禁鸦片。这一主张和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在禁烟抗英方面的认识不谋而合，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到湖北后，伍长华首先在湖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并与林则徐联手，共谋禁烟大计。在一个月内两人会晤多达13次。他们共同发布禁烟布告，晓谕百姓严禁吸食鸦片，并搜缴鸦片、烟枪，厉行禁烟。据记载：“（九月）初十日，早晨赴校场，同抚军率属查验搜缴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禁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林则徐日记集》，中华书局，1962年。此次销烟比虎门销烟早约半年，赢得了民心，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誉。在朝野上下强烈呼吁禁烟的形势下，道光皇帝终于下决心惩办鸦片走私行为，遂召见林则徐，授职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办鸦片。伍长华兼署湖广总督，继续推进禁烟运动。
（二）马辰广州禁烟抗英
马辰，生于1784年，卒年不详，又名马光照，字云骥，安徽怀宁人。曾任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遭人诬陷被“革职回籍”。林则徐授职钦差大臣后，路过安徽时，发现了“素谙武备”、“精力甚强”的马辰。得马辰，林则徐如添左膀右臂，即刻命令他“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林则徐至广州，又多次派遣马辰往返于澳门、广州等地之间，“侦探夷情，查访汉奸，皆能周详甚密”。禁烟运动开始后，马辰又积极参与，“收缴熔化烟土二万余箱，昼夜稽查，不辞劳瘁”。《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虎门销烟后，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竭力制造事端，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林则徐派马辰等人积极练兵备战。期间，英国兵船多次进犯，马辰等“旬日之内大小接战六次，俱系全胜”《林则徐全集》，第704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马辰带水勇与卢麟、黄琮、杨雄分四路攻击长沙湾之敌，焚毁敌船33只，“奸民焚死缚献有差”。林则徐大悦，以为“此次烧毁敌艇，甚为痛快。不独寒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矣”。《林则徐全集》，第763页。同年四月，英国武装挑衅日益频繁，关天培令副将李贤与马辰分带兵勇400余名，暗伏岛澳进行防堵。两人先后火攻焚毁载有烟箱夷船1只，大小敌艇11只。马辰在禁烟抗英斗争中尽职尽责、奋力剿防、英勇杀敌，受到了林则徐的充分肯定。他在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1840年、1841年）两年中，先后三次奏请起用、褒奖马辰。认为他“收缴趸船鸦片以迄毁化竣事，皆任其劳”，“周历官涌、东涌，奋力剿防，屡经获胜”；多次“亲赴外洋剿夷获胜，洵属奋勇向前……于军务历练多年，其才识均属得用”。《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三）郑国鸿定海壮烈殉国
郑国鸿（1777—1841年），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袭父职从军，累擢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鸦片战争中，定海战役是抗击英国侵略军最为惨烈的战役。此役中，清军三位总兵与敌人浴血奋战六昼夜后，全部阵亡，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史称“定海三总兵”，其中一位总兵就是郑国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底，英军进犯厦门，随后北上浙江攻陷定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郑国鸿与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统兵三千，收复了这一沿海战略要地。九月，英军再次进犯定海，郑国鸿驻守定海东南的竹山门，与葛云飞、王锡朋各扼要隘，互为犄角。二十六日，四艘英舰闯入竹山门，郑国鸿指挥大炮击毁英军首船。第二天，英军反复攻打竹山门和晓峰岭，均被郑国鸿和葛云飞等率兵击退。不久，英军船舰29艘、海军2000多人、陆军2万人，大规模进攻定海。当时郑国鸿等所统帅的清军不过四五千人，三人曾多次联名请求增兵，钦差大臣裕谦与提督余步云坐视不救。郑国鸿等3人即下令“城亡人亡，不离定海半步”。时值九月，阴雨绵绵，官兵在泥泞水泽之中与敌连日血战。十月一日午夜，英军趁大雾又一次向定海发动进攻，郑国鸿等带领士兵殊死抵抗，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战斗持续到次日下午，王锡朋中弹，壮烈牺牲。郑国鸿所据竹山门腹背受敌，他深知败局已定，遂将总兵官印授予军校，只身单骑赴敌营决战，至身被重创仍挥刀击敌，最后壮烈殉国，时年65岁。不久，葛云飞也壮烈捐躯，定海再次陷于英军之手。定海保卫战中，三总兵同时殉国。道光皇帝闻报后，颇为感动，“览奏为之坠泪”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4年，诏令入昭忠祠，赐郑国鸿谥号“忠节”，建立专祠。
郑国鸿之子郑鼎臣，继续参加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初三，在乍浦以南的普陀洋海面上，郑鼎臣以战船奇袭英军，取得重大胜利。当时的随军爱国诗人贝青乔在《咄咄吟》中，盛赞郑鼎臣之战功，“一军缟素拥奇男，战舰横排乍浦南。记取普陀洋外捷，壬寅三月日初三”贝青乔：《咄咄吟》，1914年嘉业堂刊本。
（四）沙春元死守大沽炮台
沙春元（？—1858年），字梅芳，河南郑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科武进士，蓝翎侍尉。咸丰八年（1856年）英法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大沽炮台营副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随后，额尔金率英法舰艇近30艘、舢板20余只，载海军陆战队2700多人北上，集结在白河口外，又有美舰和俄舰各1艘支援，迫使清政府修改条约。五月二十日，英法联军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英、法、美、俄4国公使前往天津谈判，并限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10时，英法联军未得到清廷答复，联军指挥管额尔金下令进攻大沽南北两岸的炮台。驻守炮台的沙春元指挥应战，击沉敌舰板4只，击毙敌军近百名，法军炮艇“霰弹”号也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正当炮台守兵与英法侵略军浴血奋战之际，直隶总督谭廷襄、布政使钱忻、提督张殿元、天津镇总兵达年等人纷纷临阵脱逃。在此危急时刻，沙春元镇定自若，与官兵一起坚守炮台，“挺身炮台之上，当矢炮交加，神色自若，亲燃巨炮……悉力扞御”。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1917年刻本。部下多次劝他“下台以避之”，沙春元严词拒绝，并誓言“以死报国”。终因敌众我寡，炮台失陷。沙春元因“炮伤，洞腹肠出，顿时阵亡”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咸丰皇帝下诏沙春元入昭忠祠。
二、抗法滇军四回将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殖民者挑起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不战而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然而侵略者欲壑难填，进一步侵略我内地和沿海地区，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各路清军奋起反击。在这场战争中，云南回族将领马维骐、白金柱、马秀廷、马树堂因表现英勇，战功卓着，被誉为“抗法滇军四回将”。
马维骐（？-1911年），字介堂，云南临安人，官至四川提督。征战之余勤习诗书，有儒将风度，工书，学颜真卿，成都武侯祠石刻《隆中对》即其遗墨。中法战争爆发，马维骐带绥远营官兵出关，以偏俾独当一路。后驻军宣化、援运、北宁，屡挫敌军。再进攻宣光，毙敌无数。继而又奉命扮为越人，深入法军占领区，侦察敌情，并绘制了详尽的地图。总督岑毓英看到地图喜出望外，拍案叫道：“虏在吾目中矣！”根据地图，严密部署，大破法军。此后，马维骐又锐身驰救黑旗军，解刘永福之围。后又率兵协助老将冯子材取得谅山大捷，迫使法军退往河内，越南战局得以改观。后来，马维骐因“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马维骐传·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77年。
白金柱（1856—1908年），字载廷，云南沙甸人，年轻时从军马维骐部。中法战争爆发后，他跟从马维骐出关参战，参加宣光等战役，冲锋陷阵，是滇军中骁勇善战的猛将之一。战后，“以功累保至记名提督，调补开广总镇，赐胜勇巴图鲁名号”锡良：《记名提督云南开广镇总兵白忠果公墓志铭》，《沙甸回族史料》，1989年。。
马秀廷，字文仲，云南师宗人，深谙回族武术，历任哨官、管带。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马秀廷率所部与刘永福黑旗军一道大败法军，击毙法将孤拔，收复失地，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马秀廷因功绩卓着，诰授建威将军。民国时，马秀廷参加护国战争，任陆军中将。1920年秋，由罗平、陆良等十一县缙绅士民在马秀廷家乡大新村为他敬立了“铜柱铭勋”碑以志纪念这位回族爱国将领。
马树堂，云南大理人，在中法战争中，屡败法军，屡建奇功，因军功升任副将，成为中法战争中滇军四回将之一。
三、甲午海战，左宝贵血洒疆场
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以侵略朝鲜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从而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宣战，派马玉昆统毅军，左宝贵统奉军，卫汝贵统淮军，丰升阿统奉天盛军，开赴朝鲜。
左宝贵（1837—1894年），字冠廷，山东费城县人（今属平邑县），以战功升任副将。光绪十年（1884年）任高州镇总兵，仍统领奉军驻扎奉天（今沈阳）。
左宝贵接到赴朝抗倭的命令后，昼夜兼程，于1894年8月6日即到达平壤。这时原驻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在成欢战败后下落不明，日军已陆续进入朝鲜。1894年8月20日，左宝贵将逃将叶志超及其残部接回平壤。叶志超是李鸿章旧属，到平壤后，谎报牙山、成欢之败仗为胜仗，并因此成为平壤诸路清军统帅，全军为之震惊。日军重兵16000余人向平壤四面合围而来时，叶志超却整日坐拥歌妓，置酒高会，“无布置，识者忧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10年。左宝贵提议主动出击，叶志超拒绝采纳。
1894年9月11日，左宝贵亲率所部兵马于大同江上游同企图合围平壤的日军朔宁支队相遇，左军击沉日军战船数艘。就在左宝贵获胜之际，叶志超以“羽箭”调左宝贵撤回平壤，贻误了战机，从而使日军得以乘虚渡江，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清军被困平壤，军心涣散。面对叶志超等辈的怯敌思想和逃跑伎俩，左宝贵慷慨陈词，说我军“奉命东征，誓当为国宣力”，“力即不及，义不可挠”，今“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之轮弗返，不敢觊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栾述善：《楚囚遗史》。
1894年9月9日，“闻倭人兵发平壤，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左宝贵愤慨至极，厉声斥责叶志超等，“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我冢矣”赵恭寅修，曾有翼纂：《沈阳县志》，1917年铅印本。战争初期，中日双方互有胜负。叶志超见战事趋紧，拟弃城逃跑。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而出现不战自乱的局面，左宝贵采取断然措施，“以兵守志超，勿令逸”《沈阳县志》。自己率兵与日军血战牡丹台。战前“日人素惮其（左宝贵）威名，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募能击者万金赏”《清史稿·左宝贵传》，中华书局，1977年。9月15日拂晓，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以8000兵力强攻北牡丹台防线。左宝贵兵力仅有3000余人。不久，日军又增调炮兵先后击毁了牡丹台胸墙，清军虽经奋力拼搏，但终难抵挡，不得不退至玄武门。牡丹台失守，左宝贵决心以死报国，他“遵回礼，先期沐浴”，衣着“御赐衣冠，登城督战”，往来指挥。部下劝其换下黄马褂及头上翎顶，以“免为敌矢之的”。左宝贵慨然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遮竞为之死也。敌之注目，吾何惧乎！”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中华书局，1915年。激战中，一颗炮弹将清军大炮击毁，“铁穿宝贵肋下”，血流如注。左宝贵裹伤再战，日军又一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左宝贵“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清史稿·左宝贵传》。此时，作为主帅的叶志超则挑起白旗，下令撤军，冒雨北逃，平壤陷于敌手。平壤战役失败后，由于清军节节溃败，战火很快蔓延到山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