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佚名《双圣图》
“儒”，《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家”本义是对儒雅斯文有礼之士的尊称，并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缘起先秦时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思想意识及行为举止。其内涵“中和”的理念，两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
在我国春秋时代，已初步形成尚“仁”、明“义”、遵“礼”、奉“智”、守“信”的五常伦理架构及倡“忠恕”、行“中庸”、讲“孝廉”、定“尊卑”的理论框架。伦理架构和理论框架纵横交叉，中心是“礼”，“礼”的上面是“仁”“义”，“礼”的下面是“智”“信”，“礼”的左边是“忠恕”“中庸”，“礼”的右边是“孝廉”“尊卑”，似十字形向四周辐射。于是建构了缜密严谨、互为关联的行为价值标准、人生道德规范。同时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德治”、“仁政”帝王哲学的基本支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王道正统”、“天下一体”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其对人生旨向尤为注重内省修养，树立以“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至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已然是经岁月积淀，为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广为接受的普世观念。
“释”，自佛教东渐传人华夏之后，中国民间就把它的始祖“释迦牟尼”尊为偶像，虔诚地伏拜在他的脚下，皆欲广结佛缘。“释”作为简称，后泛指佛教。最易于人们接受的是大乘教法所宣称“众生皆有佛性”，有居士在《论佛》中说：
佛为自然，自然为佛。
人在佛中，自然成佛。
宣扬轮回的境界，期望佛家领引人们修得大智慧，脱离大苦厄。从宇宙万物与众生所居之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三界”诸相中解脱出来，走向无物质之有情所住之世界。唯有对受、想、行、识“四心”的悟彻参透，更为了却此生的一路颠簸，在困顿、怀疑、迷茫之中眺望佛陀的心灵家园，执着地迈向来世虚幻不及的彼岸。
“道”，对于人而言是修为的精神体认。是人智慧生命本性的高度显现，也是不断求真、求善、求美的一种状态；它是自然而然中提升的境界，为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本。换句话说就是自然和宇宙本体及其发展的规律。道不是本质、本源，而是追求本质的漫长过程。它能“知周于万物而道济天下”，行于“大道至简”。
简，道之根；“日月为易”。易，经之本。道，事物之行径。经，事物之步法。简则简之易，易则易之简，简生道，道法于自然，失道无恒，循道而长。
凡越是简单的，越是有效，越是长久。就如“大音稀声”一样，最有力的言论，恰恰就是最无声的倾诉！最有力的洞察，就是在黑暗中透露出的最微弱的光芒，这恰恰是人性的光芒，能够穿越时空，通达真理，恒照人心。
道家哲学思想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子与庄周。道家与道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道家所讲的“道学”不是宗教，也不主张立教，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自从佛、儒、道“三教合一”，这里说的“教”是指“流派”。主要是三教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结果。就是让人们的追求从远离人情物理的玄虚世界，回归到自然的本真状态。儒家敬天命而信鬼神，崇敬“大人先生式”的智者，终于形成信仰的静水与微言之洪流。“三纲五常”、“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根深蒂固地隐伏在臣民的潜意识中。“和”凝聚并延续着“大一统”的超稳定状态。凡夫俗子依然故我，安于宿命，沉浸充满人情俚俗的三千红尘快活着……
今天以儒学的眼光来看，就是从朱程理学那种板着脸孔宣扬的“天理道义”，回复到人本身的良知欲望。也许，理性的探索从“人”出发，必将回到了人本身的存在，“三教合一”，毕竟是在人这一主体身上体现的。所以到唐代三教并存，即久已遍及朝野，就像广为流传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中，三藏虽然是一个“胎里素”和尚，但身上满是儒家的伦理道义，一心求报太宗知遇之恩；悟空乃道家散仙出身，学艺道家，却入了佛门，修成斗战胜佛而转世，取回真经后师徒弃得俗家一身轻，得乘天界降下的采莲船仙去，都是人的自主选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极为吻合的时代背景，怕是作者也杜撰不出这样涵盖三教的故事。
年轮转到北宋，出现了一位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儒周敦颐。他援佛入儒，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革新儒学，成为“理学”的开山祖，为后来者创立“程朱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掀起继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的再一次儒学复兴。但遗憾的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的条框清规背离人性的需求，令具有天生诗化气质的国人着实困顿、疑惑。明朝宋儒理学，又衍生考据学之滥觞。不论是陆九渊之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还是到朱熹的代表性着作《四书章句集注》，均被官方认为它们是集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由于“文本还原”几成理学家阐释自己管见的基本手法，“见仁见智”的纵横之途却愈走愈窄，老夫子留下的只言片语成了不可穷尽的思想源泉，把“微言大义”的阐释发挥推向了登峰造极。
《汉书·艺文志》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于是乎出现书缺简脱频注，燔曲文章之盛行，主观臆断不绝，加上语句中屡屡出现偏颇之词，且溯源深奥，确实与孔孟真义渐行渐远。经学致用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几已成为科举仕途圈子的标准符号。但是无论怎样，由于仲尼超然的早熟智慧所生发的生命强力，弥天盖地，千秋幸得夫子来，万古终未成长夜。“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之语承载天下，“六经”之义法备四方，印证千古，对应今曰。儒学还无所不在地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孟子心中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忠义节烈的颜鲁公面前，就像无论他的诗书是怎样“前人论书谓真卿书有忠臣骨，今观文公之用笔斯言为不谬矣”，也不管他怎样“理在先，气在后”，说明“经学”的根本是要以“气格”为前提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读史大有裨益，可有的事情发展往往适得其反。由于南宋孱弱“至偏江左”的中央集权，导致了朝政式微、灭亡的必然结局。“其道偏至”，人心叵测，礼坏乐崩。于是就出笼各种以圣贤的名义，“存天理，灭人欲”只要一想起“妇德楷模”、“贞烈可风”牌坊背后的触目惊心，就使人不寒而栗。在不修今生修来世的枉念中，危危乎大厦将倾，终于在铁蹄声中完成了王朝轮替……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这些流传几千年的诸子百家之书，在“五四”之后人们便难再读下去！然而这些历史老人又转回身来，同样以无奈的表情张望生活在21世纪的芸芸众生……
回到这幅画上，此图唯少了老子，表面令人费解，实则事出有因。“三教合一”虽是明代艺术家们青睐的题材，一部《道德经》，智慧五千言，玄言深奥，为帝王士大夫所重，似与世俗平民有隔。作为民间的鬻画为生的艺术家，也许自觉到儒、释更为贴近市井民心，故以双圣图之。
孔子与释迦站在虬曲古柏下，繁叶纷披，旭光清晖，云气弥漫，飘忽平和。释迦身披袈裟，怀揽婴儿，俯视顽童，喻普度六道子孙。其怀中之嫛睨侧望孔子，四人眼神接连，却神情不同。释迦外显清癯、潇飒之气与孔子内蕴哲思的沧桑面容形成对比，暗示儒、释度行内涵的差别。儒家以兼济天下而人世，外向阳刚。佛家以超脱尘寰而出世，内敛柔忍。抱负不同，胸怀迥异，自然有沉郁与松弛之态、深沉和澹然之别。
构图样式及笔墨技法，参循张路之风格样式，或为同期“浙派”画家所绘。造型严谨凝重，神态清朗。运笔稳健遒劲，线条顿挫雅致。内蕴宽厚，意境邃远，静穆的画面于冥冥中洋溢着人性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