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慎《东方朔得桃图》
汉武帝即位之初，广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毛遂自荐。《史记》这样记述他：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想象不出汉武帝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竟然在日理万机中忍着性子花两个月时间去读他献上的三千奏牍。不管其中抒发了多么纵横捭阖的文武高见，提出多么高远深邃的治国、安边、外交等方略智谋、机巧策论，单单凭借让一国之君如此消耗宝贵时间的“精心设计”的胆识，而且是以承奉应征、理由充分的正常渠道进献如此长篇累牍的奏章，恐怕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东方朔之所以能做得出这般举动，足以说明他具有超脱常人的诡谲和狡黯个性。
东方朔采取世所少见的方式，只是让刘彻对他引起重视，刮目相看。但他是否准确揣度了汉武帝面向全国选能举贤的真正用意，那就难说了。他自荐的“高调”言论中多有偏颇虚妄之处，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华而不实，脱离实际，不具备政治层面上的可操作性。然而，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武帝恰恰认真看了，也明白了心中愿景和眼前两大车竹简存在极大落差。因为东方朔没有儒学的深厚涵养，没有“君、臣、父、子”的正统思想，他的言行举止更不合儒家的礼教规范；胸怀大志的汉武帝欲改变文景以来“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国策，他是要破格重用有真才实学之人，但更要符合以“儒学治天下”的原则，选拔能担承“管理”江山社稷重任的精英人才、国之栋梁。东方朔尽管言词巧智敏捷，但是显然与少年天子的理想目标尚有很大差距，达不到“降大任于斯人”的标准。也许碍于东方朔的这番良苦用心，汉武帝随手给了他常侍郎、太中大夫等小小官职，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表面上把东方朔当做智囊，但朝夕可望，又视若不见，听之不闻，对其做“冷处理”。这对君臣就在这种微妙奇特的关系中，若即若离地相处了十几年。
东方朔壮志难酬，自觉才学难以施展西汉天下，屈居微贱而不得志。长期游走于官场的外延，怀才不遇，情何以堪。“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他曾放言政治得失，力陈农战强国之计，写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文章，以抒发自己的志向，还是得不到重用。天长日久，以至于湮没而不彰。在长安的清风朗月下悠游岁月，意甚不惬，遂索性放任自流，在失意的自嘲中，以一副放逸怪诞、滑稽风趣的面目示人。他常常在武帝面前肆无忌惮地谈笑取乐，时而大不咧咧地讥评朝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不满；时而应对敏捷，思路辩智，大放厥词；时而貌似佯狂，不惜触犯武帝逆鳞。虽然武帝个性刚强，有时也不得不卸下至尊威严，常常一笑置之。因为武帝骨子里始终把他看成是一个“武不过执戟、文不过侍郎”的取乐弄臣，把他当做嫂嘲诙谐、调笑娱人的俳优而已。
用今天的角度判断，我想这是否与东方朔亦庄亦谐的行为处事方式有关？司马迁称他为“滑稽之雄”，鲁迅说他“先以自炫进身，终以滑稽名世。”他既不党不朋，亦无徒子徒孙，他不立门户，不树旗帜，始终是曲高和寡、踽踽孤行，独酌独饮，独来独往，便成了武帝时期思想意识的独行客。也许汉武帝曾经想用他，但每次的“任前考察”，他又往往与想象中严重错位，真是用之不欲，弃之不忍。而论才能，他是西汉着名辞赋家，思维睿智，言词敏捷，禀赋绮丽，文辞跌宕；论品行，晋人夏侯湛写有《东方朔画赞》，冠其高风亮节，倍加称颂；论长相，身高魁梧，炯目有神，“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老子称：“道隐无名。”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后人借题发挥，硬是将东方朔之逸事传说牵扯出混迹官场的学问，将他视为“大隐隐于朝”之人。而他似官非官，似隐非隐，给人以笑谑，给人以谈资，虽其言行至今给人以启迪，让人去思索，但是要准确给予定位的话，他其实真正是庙堂之下的独行者。
孔子在《十翼》中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不可拔，潜龙也。”中国历史上修行高尚、充满自信之人，一般也是比较韬光灭迹的人。他们以“潜龙勿用”的姿态，静以待时，修养学问，以便将来才学充足，一举而起；倘时机不到，则藏锋守拙，遁隐山林。不会为了眼前利益，蝇营狗苟、委曲求全，如东晋的嵇康、三国的诸葛亮等。后人说他们“小隐隐于野”，东方朔“大隐隐于朝”，其实差矣，两者反映了不同的意识指向、精神守节。然而民间传说把东方朔神化了，不过神化后他更加孤独。成神之后，便不食人间烟火，离开了世俗百姓，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为了改变他的“孤独”，便让他常常游走在瑶池、南海、银河长廊、仙界婵宫，成了王母娘娘那里的座上宾。
于是，他也走进了画家的笔下，清代写意人物画家黄慎作《东方朔得桃图》，取意方士臆造东方朔成仙后的偷桃传说。描绘他从西王母处偷得仙桃后，手捧蟠桃篮，碎步疾走，一副窃窃自喜又急不可耐嗅闻欲尝的模样。作者把其狡黠机敏，又恐仙吏发现的紧张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烂漫可掏。寓示其“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大智若愚、素小落拓之情状。画面上东方朔虽老态龙钟，却显丰颐，秃翁道相，气色润泽，银发长髯，幞巾散绾。作者行笔如草书飞动，豪放纵逸，情随笔迁，迅疾而结，跌宕顿挫，飘举翻转，淋漓酣畅。水墨淡色为主，枯润松简有致。衣袍则如磐石，添一笔则臃，去一画则欠。出神入化，宛如天授，为作者同类题材中之精品。
李白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作为西汉名士，他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生存环境尚有很大距离。自谓是避世于朝廷的隐士，其实徒彰其名，别无一得，从来没有真正“隐”过。东方朔童年家境贫寒，性格孤独，然而孤独让他学会了独处，独处让他喜欢上了读书。成年后的尴尬境遇，更是让东方朔缺乏精神支柱，常常感到惶惑无助。他就像是因风而舞动的一根羽毛，长久在庙堂的半空中飘来飘去；也似逆水而穿行的软鳞，又无奈沉潜于深不可测的江洋深处。武帝身边的董仲舒、郭舍人等人，朋党为伍，独尊儒术，让东方朔深深体味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孤独。其实儒学一旦盛行，就注定了东方朔生前与死后一样深刻的孤独。进不能为君尽忠言谏诤之责，退不能报兄嫂养育之恩。他只好以滑稽掩饰失意，用诙谐解嘲自身，因为他也永远学不会“潜龙勿用”的道理。历史已化为云烟，昔日的东方朔已经走远。其事，成为中华文化的另类符号；其人，亦永远孤独地行走在民族的个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