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da)与爹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多管父亲叫爸、叫爹。但在陕北以及甘、宁、青部分地区，人们则呼父亲为“大”（音达）。佳县、安塞、宜川、富县、洛川、黄陵等大部分地区“呼父曰大。”甘肃的秦安、渭源等地“呼父曰达达。”还有个别地方（如北京土语）呼伯父曰“达达。·政和等县则“呼父曰阿达。”关中和渭北的大部地区也“呼父曰大。”追溯这一称谓的来源，当与羌、鲜卑、契丹等民族称其部落首领为“大人”、“部大”、“酋大”有关。
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秦汉之际，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南部与川北交界的地区，东汉时陆续内迁，至魏晋南北朝时，已聚居于关中渭北、陕北大部分地区，“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江充传》）前秦建元三年（367)的《邓太尉祠碑》有“统和宁戎，邝城、洛川、定阳五部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的记载。
在羌族部落中，称呼其首领为“大”“大人”“部大”“酋大”。《北史》、《宋史》中都说：“羌之酋豪曰大”。《邓太尉祠碑》中有“治下部大钳铒丁比”，是说丁比是羌族部落的“部大”。前秦建元四年（368)的《广武将军产碑》中，也有不少在题名之前冠以“大人”、“部大、“酋大”的羌人姓名，如“大人白平君”“酋大夫蒙木犁”“部大张广平”等（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羌族入居陕甘边和关中渭北地区数百年之久，对这里的文化和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村落也流传至今，如蒲城的钳铒、罕井、富县的钳铒（今讹为钳二）、曲南、杜甫居住过并留下《羌村三首》、《北征》等不朽诗篇的羌村等。正是因为羌人称呼其主持部族事务的首领为“大”“大人”“部大”，渐渐地居住在陕甘边、关中、渭北的百姓和后来徙居这里的鲜卑、契丹等族也将主持部族、家族和家庭事务的男性称为“大”或“阿达”，取代了父亲这一称谓。
也有的研究者从音韵训诂的角度，考证了“大”“阿达”称谓演变的情况。据有关文献记载，称父亲为“多多”（即达达，详后），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而这些佛经的传译者，又多为西域僧人，他们最先接触的便是羌氐文化。南齐·枷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娑·六》中有“阿摩多多者”句。他注曰：“阿摩是母，多多者言父也。”这一称谓习惯延用到隋代。隋·阇姊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四五：“到巳长跪，白父母言：奄婆、多多，我实不用行世五欲，愿修梵行。”音韵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古时代，“阿摩”、“奄婆”的读音与阿妈相近，“多”的读音差不多是“搭”，称父亲为“多多”，听上去就是“搭搭”。后来，南方有些地方在“多”字的读音中间加了个介音“i”，发展成dia，北方则在“多”字上加了个“父，字，演变成了die。
宋《广韵》曾用这个字记羌族称呼：“爹，羌人呼父也。元代单音简称，“搭搭”始写作“大”。
元·张国宝杂剧《罗李郡》四：“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方言》：“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广(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年）如今，陕甘、宁、晋的民众呼父曰大曰爹，呼夫家之母曰婆婆，西南汉藏语系羌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呼母曰阿妈，吴堡、佳县一带群众呼父曰dia，都源出羌语，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便是呼父曰大的源与流，也是羌、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
婆姨·阿姨
陕北方言的婆姨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妻子、老婆；二是泛指巳婚妇女。这种称谓在全国是很独特的。关于它的词源，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婆姨一词源出佛教用语，是个外来词。
佛教在东汉末年（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国，公元四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巳蔚然成风。佛教初入中土的一段时期内，称女居士为“优婆夷”。唐·《敦煌变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优婆塞者，近佛男也。优婆夷者，近怫女也。”优婆夷是梵语upasika的音译，在译经中常作“阿夷”或“阿姨，三国时已有这种叫法。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北地区扎根，由于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开窟造像与修塔建寺之风大盛。据近来的考古调查证实，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黄陵的香坊石窟、富县的石泓寺、安塞的云岩寺、大佛寺等石窟，都是北魏至西魏时期所开凿，洛川县也发现了十余通北魏至隋初的造像碑。可以想见，当初佛教盛行时，人人信佛，家家女居士，很多人的妻子都被称作“优婆夷”，而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其他妇女，也都是“优婆夷”，后来略称为婆夷。随着“婆夷”这个对女人称呼的宗教意义越来越淡，成为一种日常口语，书写时便多了个女字旁，成了“婆姨”。至于称呼老年女人为老婆，则是唐代的事了。到了宋代，也开始把妻子称老婆。老婆这个词也是从老“老优婆夷”演变而来。如今，在老婆、太太、夫人、妻子都满世界叫开的时候，陕北黄土高原上依然保留着“婆姨”这一古老的词汇。
另外，“阿姨”一词，也源出佛教用语，但巳没有对女居士尊称的原始意义，而成为对非亲属长辈女性的尊称了（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赫连城家
榆林三边地区和延安城周边的老乡，把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叫作“赫连城家”。这句俗语的背后，隐含了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
赫连，指陕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他本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叫刘勃勃。其祖先在东汉时期归附中央王朝，内迁到晋北地区，赐姓刘。他们长期与鲜卑人通婚，北方诸族称匈奴父鲜卑母所生的后代为铁伐(一作铁弗），故此部落以铁伐为号。（另一说法是，赫连勃勃令其所属部落以铁弗为姓，取子孙钢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西晋永嘉四年（310)，铁弗匈奴刘虎部被晋州刺史刘昆所破，刘虎率众迁至朔方（今河套南北陕蒙之地）。经刘虎、刘豹子、刘卫辰几代，先后接受前、后赵、前、后秦官职，成为朔方一大势力。勃勃之父刘卫辰曾被前秦封为北单于。淝水之战以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侥幸逃脱，投奔后秦，镇守朔方（治所在今内蒙磴口县北）。他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大增，拥有10万之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公元413年，正式建都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改元凤翔。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苗裔，故以大夏为国号。刘勃勃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改姓赫连，即匈奴语“天”之意。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倒是凶狠暴虐，武功显赫。他以河套南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及秦岭、东到太原、西北接宁夏、甘肃兰州的广大地盘，设立了10个州、2个护军进行军事统治。《晋书·地理志》记载这10个州是：幽州（治大城，今河套南）、南台（治长安）·、朔州（治三城，今延安城东南部）、秦州（治杏城，今黄陵县南）、雍州（治阴密，后治长安）、并州（治蒲圾，今山西永济）、梁（凉）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北秦州（治武功）、豫州（治李闰，今大荔县李闰堡）、荆州（治陕城）；又置吐京、长城二护军。其中，幽州、朔州、秦州三州在陕北地区。大夏的州级机构以下，不设郡县。所谓州，不过是统军的军镇而已，以城为主而统民。州城中居住者，多为官军兵将，城中之人凶暴蛮横可想而知。
大夏10余个州城中，有两个最有名气。一个是都城统万城。它筑于公元413年，不但雄伟坚固，历1600余年仍雄姿犹存，而且还是后来的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尽管隋唐以至北宋，统万城一直是夏州治所驻地，但人们还是把它叫作赫连城。唐·许棠《夏州道中》有“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诗句。另一个就是延安城东李渠镇周家湾村东北的丰林故城。它本是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兼并三城鲜卑后所筑的朔州城。因北周时在这里设丰林县，故现在称之为丰林故城。不过，直到宋代，人们还习惯称它为赫连城。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载：“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斫之皆火出”。这座古城历千余年风剥雨蚀，城垣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
赫连勃勃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以筑统万城等城池而闻名于后世。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过筛笼蒸，拌以糯米汤，再用夯筑。若夯窝渗水或被铁锥扎进，筑者就要被处死。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与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验，若甲被箭射穿，则做甲者死，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反正蛮横至极，无道理可讲。赫连勃勃的这些暴行，见诸于文献，也广为流传于民间，现在也仍为陕北老乡所熟知。赫连勃勃的蛮横无理和赫连城内那些凶狠残暴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把那些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称之为“赫连城家”，反映了他们那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龟子·吹手
在陕北，龟子一词的意思，一是指吹鼓手，乐人；二是骂人的话，意为门第不高，门风不好。考察这个词的本源，当于汉代龟兹人迁居陕北有关。
龟兹的正确发音为qiuzi，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大约在汉宣帝时期（前78·前43年），因受到匈奴或周边其他民族的压迫而要求内迁，西汉王朝把龟兹国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市北部的陕蒙交界之地，置龟兹县，并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汉书·地理志》在上郡条下有“龟兹县”。唐·颜思古注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一说在今米脂境内），其城垣轮廓尚存。龟兹人能歌善舞，尤以吹奏管乐见长。他们远徙异地，也可能以此谋生，当地人不知龟兹（qiuzi)的正确发奇，便把他们称为龟子（guizi)，以至后来把乐人吹鼓手也一并称之。又因为龟兹人为外来户，为当地人所排斥，加之从事乐人这一职业，也为当地人所鄙视，或是有什么坏事，也认为是龟兹人所为，久而久之，龟子或是龟子子，便演变为一句骂人的话，如你这个·汉代胸吹田龟子子，就不干个正事。
“龟子菘”一词则等于说，某个人就不是正经人(龟兹人）的种儿。
麻胡
夜深人静，瞌睡难耐，或是母亲手中活儿正忙，膝下小儿却哭闹不止。无奈之下，母亲便吓唬道：“不要哭，一声住了！你再哭麻胡（音若猫乎儿）就来了。”母亲的这一招还真灵，孩子的哭闹声果然嘎然而止。这一幕，是许多稍有年纪的陕北人都经历过的。麻胡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震慑力？有人说，“麻胡就是狼”，母亲吓唬小孩的这句话，等于就是说“你再哭狼就来了！”其实不然。麻胡这个吓人的词，从十六国时期就有了，距今已1600多年。
麻胡本是一个人，名叫麻秋，为南匈奴羌渠部落后裔，史称羯人，又称羯胡。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占有包括陕、甘、蒙、晋、冀、豫和淮水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麻秋为后赵的征东将军，以残暴着称，杀人如麻，令人胆栗。在麻秋征服的地区，有个习俗，“俗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啼声遂绝。”久而久之，麻秋成了杀人恶魔的代名词，因他是胡人，故称麻胡，把真实姓名也湮没了。这个俗语历代相传，流传到现在，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
又据《列仙全传》记载，残暴将军麻秋经常驱赶民夫服劳役，“筑城严·麻姑献寿酷，昼夜不止，唯鸡鸣少息。”
麻秋有个女儿人称麻姑，十分同k情民夫，常常学鸡叫，引得群鸡齐鸣，民夫便能早点休息。后来，麻秋知道了，要找女儿算帐，麻姑便逃走，“入仙姑洞学道”，后来得道成仙，便是民间广泛流传的“麻姑献寿”中的着1Mf名女寿仙，受到百姓的敬仰。可I见民众的爱憎何等分明。
吹牛皮·拍马屁
吹牛皮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意为吹牛，说大话。殊不知，这句俗语最先出自陕甘宁和内蒙河套的黄河两岸，与这里的游牧与农耕结合的文化背景有关，与党项族的关系更为密切。
自隋唐以来，党项族就沿河西走廊不断内迁，定居于甘肃、宁夏、陕北、内蒙河套南北的大片地区，并建立西夏王朝。黄河横贯西夏腹地。这一段黄河，地势平坦，水面宽阔，水流湍急，成为两岸民众往来交流的障碍。过去，两岸民众兼农兼牧，牛羊遍野。人们就地取材，把整个囫囵羊皮阴干，再涂上生漆或桐油，吹上气使它鼓起来，党项语称之为“浑脱”。至今，陕北方言中仍把整个的东西叫浑笼统，乃留“浑脱”原意。十来个这样的羊皮囊排列三行，扎在木棍上，做成羊皮筏，上面能坐十来八个人。用这种羊皮筏渡河，既轻便又安全。羊皮囊较小、也柔软些，可以用人的气力吹起来。牛皮又大又厚，以人的力气是吹不起来的。如果有人说他能把牛皮囊也吹起来，就会被讥为说大话。天长日久，吹牛皮就成为说大话的代名词，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一句常用口头语。
拍马屁一词，指曲意奉承别人。那么，拍马屁又怎么能与奉承人联系起来呢？
着名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中华书局，1963)中认为，这个词也起源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秦汉以来，西北和陕甘宁晋交接地区经常作为安置内徙各族的“缘边六郡”，这里不时的被辟做牧场。马是游牧民族的好伙伴和主要财富，一般人家都会养许多骠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作为征战和代步的工具。如果有人为了夸赞和讨好主人，就会拍着滚瓜溜圆的马屁股，向主人赞不绝口。久而久之，拍马屁就成为讨好人，赞扬人的代名词。这个词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词意发生变化，含有曲意奉承别人的贬意。
而个·如今
陕北乡间口语中，几乎听不到“现在”“如今”“这阵儿”一类的词汇。表达这个意思时多用“而个”这个词，让外地人听得一头雾水，不得其解。其实，“而个”就是人们熟知的“而今”这个词的古音。
宋·徐铉注《说文》对“今”的反切法注音是“居音切”。宋《广韵》作“居吟切”。“居”的古汉语声母是g，跟“家”的声母一样。按这样的反切法，“今”的古音应读作gen，接近“个”的读音。所以，清代洪亮臣《泾县志》中说“今”曰“庚”。现在的广州话中把“现在”意思的词用“儿家”两个字记录，这个“家”的声母古音为g，“儿家”的读音便是erga，和陕北话“而个”的读音十分接近。
“而今”这个词两千年前就有了，一直是“现在，的词义，但古音应读作“而个。
《庄子·寓言》：“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
《史记·鲁国公世家》：“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唐-《毛诗正义》卷五：“起之早晚，礼有常法，而今漏刻失节，促遽若此，故刺之。”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瑞岩师彦禅师》：“师喝曰：这老和尚，而今是甚时节？”又云：“一人高高山顶上，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随方而来，同会九重城里。而今要识此二人么？”
元·朱廷玉散曲《夜行船·悔悟》：“他尽是劳成，咱都是志诚。博得个好儿名，那里施呈。而今纵有双秀才，谁是苏卿？”
可见陕北话中的“而个”是“而今”的古音，且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如果用陕北话读毛泽东的词《六盘山》中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就应该是“而个迈步从头越”了。（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歪剌骨·瓦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