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文物中的多民族文化印痕
在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北狄、匈奴、氐羌、鲜卑、党项、蒙古、女贞等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陕北大地上。虽然各民族文化在碰撞、磨合中，面貌逐渐趋于统一。但是，也许他们不经意间，在青铜器、碑碣、墓志等金石文物中，仍然留下了不少各自的文化印痕，丰富了陕北文化的内涵，成为我们研究陕北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有力佐证。
一、鬼方文化鳞片
据先秦文献记载，在蒙、陕、宁、晋接壤的农牧交错地带，自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曾经是鬼方、土方、囿方、犬戎、验狁等部落方国以及众多戎、狄居住游牧之地。其中鬼方以及后来的北狄，声名最显，屡见于殷墟卜辞、《左传》、《竹书纪年》等文献中。学术界也普遍认为，鬼方的地望，基本上为三大区域：其一，为洛水流域和榆林至延安，并向北延伸至晋北石楼、保德等地的大片地区，即“梁伯戈铭”提到的“鬼方蛮”，《竹书纪年》所称的“西洛鬼戎。”；其二，为山西西南部和中条山北侧，“盖鬼方实为隗姓方国”，即《国语·郑语》所谓“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翟、杨、魏、芮。”；其三，为山西中部，自太原至陕西一带，即《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谓：“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鬼国在贰负尸之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狄人伐墙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隗，赤狄之别种，亦即鬼姓。（见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实，鬼方大约是盘踞在今陕北、晋西北以及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一个强悍民族，洛河、延河、无定河流域留下不少被认为是鬼方文化的遗迹。
198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村西的无定河东岸台地上发掘了一座古城，其文化遗存的上限约相当于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出土的主要器物有饮食器盆、碗、罐等陶器。生产工具中有铜制的斧、锛和石制的刀、斧。玉器有刀、斧等礼器。还有占卜用的骨片和随葬的牛、羊等家畜骨骼，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其文化面貌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相类似。有些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李家崖遗址当为鬼方文化遗存。（详见吕智荣《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载《文博》1990年01期）。2008年，榆林市文物普查队又在清涧县李家塔地区无定河支流旁的山峁上发现与李家崖古城址性质相同的6处商代石城遗址，地表捡到雷纹、细绳纹、篮纹等甎、鬲、罐等器物残片，质地均属夹沙灰陶，多数为敞口器，形制较大。每处城址之间相距5至10公里，呈犄角之势，相互依托，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这6处商城遗址也为重新认识和研究以李家崖商城为代表的鬼方文化增添了新的材料。此前，曾在山西柳林高红、陕北绥德薛家渠等地，也先后发现与李家崖相类似的文化遗存。柳林高红遗址，被认为是“否”方先民遗存。另外，带有明显鬼方文化特征的器物也不断出土。1987年，延川县马家河乡用斗村出土了羊首匕。2002年，该县华家原又出土“史子鬼”铭铜壶、三銎刀、蛇首剑、铃首短剑等青铜器（见《延安市文物志》）。其年代与地望，也同鬼方活动的时间和区域相当。有些考古学家称这种广泛分布于陕北和晋西北的商周时代的地域文化遗存为“鬼方文化”。这种有着明显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铜器，也统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从鬼方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出，在它的早期阶段（龙山晚期至商），他们的经济类型逐渐从定居的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转变，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后期（青铜时代），开始使用青铜器。但起初，青铜器主要为随身携带的小型工具和装饰品，后来才用铜制作三銎刀、长銎斧一类的兵器。（见武沐《匈奴史研究·族源篇》）城池和兵器的大量出现，说明商周时代鬼方已迈进文明的门槛，处在奴隶制阶段。被称之为“鬼方”“鬼国”，表明他们已成为具有政权性质的“方国”，可以于商周王朝发生对抗与冲突，商武丁和周康王也曾多次发动对鬼方的战争。清涧县的商代鬼方城址即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质。
tm鬼方在春秋以后被称为翟（狄），继续活跃在陕北、晋西北。段连勤先生认为，“翟”可能是草原牧民所喜养的一种黄鹰，兽、禽类和鱼，鬼方先民奉之为图腾。《左传》载：先周季历“伐西洛鬼、戎，俘十二翟王。”西洛为水名，即今之北洛河，鬼即鬼方。伐鬼方俘翟王，可见鬼方又称翟。《左传》、《国语》记其为隗姓，二字仅一音之转，隗姓即鬼姓。所以，鬼（隗、魏）是鬼方的族姓，翟则是他们的图腾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指同一民族。至于春秋以后，易“翟”为带诬蔑意义的同音字“狄”，是“随世易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
(王维国语）在中原王朝的不断征讨打击下，鬼方（即翟）一部分归降了商朝，一部分又分裂为赤翟（狄）、白狄（翟）诸部，继续留在漠南蒙、陕间。后来，周王朝又加紧了对鬼方的征讨战争。于是，鬼方人民一部分继续向漠北迁徙，继而辗转到了西域贝加尔湖一带，被称之为丁零，另一部分向东流徙，进入山陕高原和太行山一带。其灭亡后的余众以“翟”为姓。被称为白翟（狄）的一支，吸纳了鼓氏、肥氏等同族部落，继续迁徙到河北，以鲜虞（于）为姓，在河北正定一带建立了中山国。战国时，赵灭中山国，又迁中山王及余众返回陕北故地。这些鬼方（狄）族部落，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同华夏族的错居杂处，最后都融合于华夏族中去了。因此，秦以后，史籍上再也没有它们活动的记载（详见《北狄族与中山国》第一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直到陕、蒙间和晋西北鬼方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追溯陕北先民鬼方民族那遥远模糊的身影与其文化的大致轮廓。
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及匈奴文化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以出土于陕北邻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一延川出土商代羊首匕用于捕猎小种有着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铜器而闻名，其代表器物是雕有各类兽纹图案的铜饰物、动物形象器物与青铜短剑等。它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涵盖了我国北方大部分草原地带，蒙古人民共和国部分地区和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外贝尔加部分地区。
春秋战国前后，鄂尔多斯·安塞出土的战国虎嗔料销带的局部青铜文化向南延伸到陕北北部、内蒙河套南北、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地区。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匈奴是战国时代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的一支独立民族群体。杨建新先生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中认为：“匈奴族是以早巳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荤粥、猃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他虽然在族源上，同鬼方、诸狄、猃狁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文化上，却继承了殷商时以来北方诸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且形成鲜明的匈奴文化特征，成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代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广阔的鬼方故地又是匈奴人的牧场和徙居之地，匈奴文化遗址、墓葬分布较广，尤其以青铜器更为常见。
关于匈奴人的墓葬，建国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陕北的神木等地，已发掘了数10座。综合考察匈奴人的葬俗，一般都是单身葬，合葬现象鲜见。女性多以羊殉葬，男性则多以牛、羊殉葬。生前使用的腰带及牌饰、带钩、短剑、马具、铜镞等随葬墓中，与中原农耕民族以庄重肃穆的青铜礼器陪葬的习俗显着不同，带有十分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
在匈奴人的随葬品中，特色最鲜明的是青铜牌饰。它一般呈方形或近似方形，主体纹饰为动物纹样，尤其表现猛兽撕搏和猛虎捕食撕咬的血腥场面最具代表性，反映出匈奴民族对强焊的生机和竞争进取精神的崇尚与敬仰。内蒙西沟畔匈奴墓发现的一个铜牌上，表现的是老虎与野猪撕搏的情景：老汉匈奴呼卢訾尸逐铜印这种猛兽撕搏和猛兽捕食纹样的虎咬住野猪的尾部，而它自己的尾巴也被野猪咬住，双方都在竭尽全力拼搏，身体呈S形扭曲（见《内蒙古考古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07期）。阿鲁柴登发现的铜牌，则表现的是另一副血腥场面：
牌饰中间是一头牛，四只虎分别从两侧撕咬。牛巳奄奄一息，四只虎却显得凶猛有力。在另一块牌饰上，反映的也是猛兽捕食动物的主题：一只虎引颈前扑，张嘴咬住一只羊，被捕食的羊则无力反抗，身体扭曲，作垂死挣扎的惨状（《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载《文物》1980年04期）铜牌饰，在榆林、延安地区也时有发现。
猛兽捕食的立体形象，也被雕造到其他器物上。1983年，出土于安塞县招安乡谢屯村的虎噬蜥蜴纹带链铜带钩，虎张大口，咬住一条蜥蜴尾巴，虎爪又紧紧抓住两条蜥蜴，而蜥蜴又反过来咬住老虎尾巴。这件器物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另一件双虎铜构件，1987年出土于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器物前端以蜥蜴躯体绕成圆环状，缠住方形铜构件的一端，构件上方雕塑两只虎，前边的一只虎咬住蜥蜴的头部。这件虎噬蜥蜴铜构件，也应为战国时代的匈奴遗物。断为汉代器，似误。（以上见《延安市文物志·青铜器》）陕北出土的其他匈奴文物还有：清涧县解家沟出土的羊首柄虎追鹿铜勺、府谷县海子庙乡贺家畔村出土的匈奴饰品镶嵌绿松石双兽金耳饰和镂空变体兽面纹金牌饰；神木县大保当乡纳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圆雕银雄鹿和鹰头鹿身金神兽（原称鹰嘴鹿形金怪兽）。这件充满神秘色彩的金神兽与内蒙阿鲁柴登发现的鹰冠顶狼吞羊纹样冠体的金冠有异曲同工之妙；延安各县也陆续发现透雕卧驴纹带链铜带钩（延川县）、圆雕铜鹿、铜虎头饰、铜马饰(吴起县）、双环首短剑、铃首匕（安塞县）槽形高足铜锼（黄陵县）等。相比之下，延安、榆林出土的铜牌饰、铜雕动物表现的场面，远没有内蒙古匈奴墓出土的同类题材的器物那样血腥与凶悍有力，想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所致。
三、碑碣所见陕北
陕北现存碑碣数以千计，未可一一亲览，仅就巳经发表的资料和笔者长期积累的碑碣笔记，也可以窥视陕北古代主要民族的概况。
1关于匈奴的碑碣资料
匈奴为马背民族，长期飘忽不定，碑碣资料存世非常稀少，目前仅在延长县发现一方“郝伏愿墓志”。志文中说，郝伏愿“望出西衢国人也。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据考，西衢国指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郝子鱼系“西将胡人”，当然为匈奴的郝姓部落，也称其为匈奴别部。郝氏源出东胡乌丸（桓）。《三国志·魏志》载：“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酋名郝且，其部落必以郝为氏。乌丸（桓）自汉世入塞后，布列沿边诸郡，与诸胡杂处，故魏晋以后，边郡诸胡每多郝氏。十六国前后，乌丸（桓）郝氏大部融入匈奴，郝伏愿先祖当是代郡或朔方的某一支后裔，后来成为赫连勃勃的一支重要力量。除此之外，据《晋书》、《魏书》等史籍记载，知魏晋之世，匈奴、卢水胡、稽胡及支胡之中，皆有以郝为氏者。郝氏既遍及诸胡，因久处边郡，渐与诸胡同化。（详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版）。是故，断郝伏愿为匈奴籍，当无大错。拙作《匈奴大姓郝氏与陕北郝氏》、《郝伏愿墓志考释》中巳详论及，不再赘述。
2·陕北碑碣中的党项资料
党项族盘踞陕北达400余年，且又建立过西夏王朝，故陕北碑碣中的党项史料较多，成为研究党项迁徙发展、族源、西夏拓跋（李）氏王族世系诸方面的重要资料，（请参阅拙作《鲜卑拓跋氏与陕北拓姓》、《榆林发现的九方党项墓志研读》）。另外，在石窟题记、碑石中也有零星的党项史料。
志丹县旦八镇何家洼村西有北宋元佑八年至绍圣二年（1093·1095)开凿的单室窟，现存一佛二弟子、自在观音、文殊菩萨、天王等雕像数十尊。窟口外壁上侧有开窟题记：
“惟南瞻部州大宋国保安军德靖寨管下葫（胡）族等十四指挥修造石佛堂一所，大佛五尊，小佛一千尊，十六罗汉。皇帝万岁。皇业千秋。”
“地主吃多香……自元佑八年六月二十一下手，至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了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题记和其它一些题记中，出现“吃多香”“屈怡”“吃多遇”“遇轻”“都麻”等异族姓氏。这些姓氏的族属是谁？
考之新、旧《唐书》、《宋史》之《党项传》诸典籍，自隋唐以降，党项数十万众逐渐徙居陕北三边和延绥二州，至北宋时巳增殖繁衍数百万众，聚落族帐遍及山川。其一部分早巳归附北宋王朝，处之缘边堡寨，称之为“熟户”；一部分为西夏所辖，谓之“生户s。宋夏相峙时，效力宋军的党项熟户中，出将入相者有之。如南宋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其先西夏熟户”；被宋神宗誉为“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的刘绍能，“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与韩世忠、刘光世等齐名的李显忠“世袭苏尾九族巡检”。宋夏延州之战的序幕金明寨失陷之际（1040)，当时的金明寨（今安塞碟子沟）守将李士彬，其先也为党项熟户，世代为北宋镇守金明寨，其部下有十八寨党项边兵，军民近十万众。金明寨失守，十万众尽陷于西夏。单一个金明诸寨便有党项熟户近十万人，陕北党项人数量之巨可知。又据《宋史·狄青传》：狄青为保安军守将时“破金汤城，略宥州，屠丽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呰、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言狄青攻破西夏的宥州，俘获党项生户二千三百余帐，生口五千七百余众。其中有岁香、丽咩等6个姓氏的部落。这些姓氏与何家洼石窟题记中的吃多香、吃多遇等姓氏十分相似。至于题记句首中的“葫族”应为胡族。疑即“小湖(胡）卧浪”部落，其早先归附宋朝，被安置在延州。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其族有功，诏补侍禁”。（《宋史·党项传》）综上所考，何家洼石窟题记中的“吃多香”等姓氏为党项族当无大错。当然，上述诸人族别为他们当时显见的族属，并非他们的族源。比如刘光世、刘绍能家族，疑为融入党项中的匈奴残部，（葫族）胡族也可能为内迁的西羌。代远年湮，已很难考证清楚了，只能以当时所属的民族称之。此论也推及本文和本书涉及的其他民族。
子长县的钟山石窟开凿于宋治平四年（1067)。其中央坛基上前排左侧立柱上有“安定堡番落第十七指挥第一都（部？）长李珍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的题记。其中的“番落”当为党项熟户部落。又有刊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重修大普禅寺记”碑载“……龙泉禅师者，乃党（项）人也，俗姓李氏，世役边塞，祖居宦门，幼习儒学，长充武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