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罗汉基础上加画后两位，大概是宋代才出现的事。最早见诸记载的是苏东坡所作《十八罗汉颂》诗文。十八罗汉的兴起主要与画家的创作有关，缺乏正规的经典依据，所以后两位罗汉的名称说法不一，有阿难与迦呻说、宾头胪与庆友说、迦叶与军徒钵叹说，还有迦叶与弥勒说。降龙伏虎的传说是中国的。起源甚晚，大约在北宋以后。不过这两尊像作画或塑起来时，有龙与虎作为道具和陪衬，容易取得生动活泼的效果，所以多被画家所采用。清乾隆年间，皇帝老爷钦定第十七位是降龙罗汉，即迦叶，第十八位是伏虎罗汉，即弥勒尊者。所以，乾隆以后的十八罗汉像中，降龙与伏虎罗汉更为流行，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洛川民俗博物馆珍藏的《水陆画》，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民间画师设色用笔，无宫院文人那种娇柔造作之气，画面构图丰满而严谨，笔功刚劲有力，线条细腻流畅。设色中大量使用重彩勾填，描金漓银等传统技法，画面色彩对比鲜明，装饰性很强，取得富丽而朴实的艺术效果，渗透出浓厚的民间美术气息。它与山西右玉县宝宁寺水陆画、青海乐都县西宁寺水陆画以及山西济
水任画一起公元抻
源县永安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等寺庙水陆壁画同为我国佛教美术中的瑰宝。同时，它以丰富的内容，对研究古代民间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督教宣传画《至真圣教图》
洛川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基督教宣传画，纸本，卷轴纵幅，画芯长127厘米，宽63厘米，先用木刻版印出轮廓线，然后再填色、开相而成。图右下角“NANKIN1869”字样，可知其为1869年印制于南京，距今巳经130多年。画面上方楷书“至真圣教”4字，故名《至真圣教图》。
《至真圣教图》表现的是圣主耶稣传经布道情景。一座中西合璧的穹窿式教堂，顶部为中国古建筑式出檐，檐下有栏板。四排罗马建筑式立柱使教堂有一种纵深感，中间垂下宝盖式帷帐。帷帐上方正中绘耶稣十字架受难图，身旁站两个祈祷的圣女，表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从而完成他降生为人救赎世人的大业。这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视为得救的标志；右侧绘耶稣与羊群。因耶稣自称牧人，用羊群比喻信徒；左侧绘一信徒跪在耶稣膝下，似在接受洗礼。宝盖式帷帐自然下垂，然后向两边拉开，打结系于两侧立柱上，圣坛上人物都笼罩在帷帐下。圣坛正中站着圣主，一手执神杖，另一只手作演讲状。在他周围簇拥着12位手执神杖者，应为耶稣的12圣徒。另外还有4位手棒《圣经》，站在圣徒旁边。圣坛之下，跪着6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慕道者，似在虔诚聆听传经布道。
除了画面内容外，图中的文字也充满说教意味。“至真圣教”4字下边，横书“辟异端功崇昭事，阐圣道效在修齐”。挑檐下栏板上篆书“称仙多禄斯石上将立予圣教胜宫，地狱之门虽小攻不至颓圮。”4根竖柱匾上也篆书“倘爱予弼予羔羊”“倘爱予弼予羊”“尔在地狱入罪或系或释”“予同在天系释”之类的文句。大意是：要在非基督教区和异教徒中传播圣教，就要按教义、圣礼进行修行。要取得修行效果，就要信奉圣教、建立圣宫。地狱之门虽小，但不至坍塌，时刻为有罪人敞开。倘若你爱圣主，就要辅弼圣主发展信徒。你在地狱的罪可以存在也可以释免，我有定罪或释罪的能力。文句虽然充满宗教式的说教意味，但也吸收了中国儒家“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理念“阐圣道效在修齐”。在图的底部还有“圣教会是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的宣传语，使得《至真圣教图》成为图文并茂的基督教宣传画。
关于这幅画的流传经过不得而知。它产生的历史背景非常深厚。据文献记载，基督教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即传入中国。历经宋、元、明、清，有12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开放为商埠，西方传教士得到久居中国和“传教自由”的保障。从此基督教各派传教士蜂拥而至，在中国内地湖南、广西、责州、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山西、山东、四川、甘南、陕西、云南、河南、西藏等近二十个省市传经布道，广建教堂。他们还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设立书报部，印刷各种布道传单和书籍。《至真圣教图》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基督教宣传品。它1869年印制于南京，经传教士之手辗转流传，最后流落陕西洛川民间，为人们了解清朝末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留下珍贵的实物资料。
纸上的仕途梦
-清代科举试卷和书院课卷
明清两代主要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正式的科举考试有两种。一是全省性的乡试，考取者称为举人。乡试之前，各省的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本省各地举行院试，进行岁科或科考，收取童生，从中录取秀才，称之为小考。其主要任务是考核检验一般秀才的平时学业，为乡试做好准备工作，考得好的即册送参加乡试。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后，要取得正式的作官资格，还应参加全国性的会试，被录取后还要接受皇帝的殿试，合格者分为三等，又称三甲。一甲取前三各，为状元、榜眼、探花，称之为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若干名，称之为赐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名，通称为同赐进士出身。乡试、会试一般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之为常科。如遇皇帝庆典可加一科，称恩科。乡试一般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会试一般逢丑、辰、未、戌年，即乡试后第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考试的办法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解为依据、每篇文章的格式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即所谓“八股文”，又被人戏称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明清两代的学院和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对其他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成为书呆子。这种致人于呆的八股文是什么样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读书人又是怎样用它敲开仕途之门的？洛川发现的清代举人和进士朱卷以及朝阳书院学生的课卷，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问题。
这本清代科举考试朱卷，由同治十三年（1874)洛川籍进士郑杰的同治甲戌科会试朱卷和同治癸酉科陕西乡试朱卷构成。两卷作一本装，刻版印于宣纸之上，纵25·5厘米，横14·8厘米，共47页。第1至第24页为会试卷，第25页至第47页为乡试卷。两卷的印刷版式基本一样，正页上下右三边有粗黑线边栏，首宽地窄，左边为书口，书口骑缝处用鱼尾分为上下两栏。用清末流行的仿宋体竖行刻印，字画横轻竖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左折横笔粗壮，会试朱卷扉页印有三条红色龙纹，正中方框内有“钦定四书诗题”字样，惜颜色脱落，隐约可见。卷中前半部分为考生履历，从子女上溯以至太祖，共祖宗八代姓名、职业、社会关系和受业的业师、考核测验过考生功课的课师以及考生得到知遇提拔的受知恩师的姓名、官职。当然还有考生自己的年龄、籍贯、姓名。填写这种履历也叫“亲供”。秀才中举后，要在一定的限期里到学台官署去亲自填报，并由所属的教官出具保结，证明属实。否则，不准参加会试。履历后边还刻有癸酉选拔贡生第一名，本科乡试中式第一百十一名，会试中式一百五名，复试二等，殿试三甲，朝考三等，钦点候选知县等炫耀的字样。
所谓复试二等，指科举时代为防止考场舞弊，举人在到京会试之前，要举行一场复试，考在一、二、三等里，才准参加会试。对于文字悖谬的，还要革去举人资格，加以究办。会试考取后，也要再应一场复试，考在一、二、三等里，才准参加殿试。郑杰连过五关，才考取三甲进士，得了个候选知县的虚衔。
卷中后半部分为正文。每页书口骑缝处印有“会试朱卷”“同治甲戌科”字样。首行印考生名次“中式第一百五名卷郑杰陕西邝州直隶州洛川县拔贡生民籍”和推荐考生试卷的同考官并本科大总裁（即主考官）姓名、官职和批语意见。试卷共三份，题目分别是《子曰君子坦荡荡》，《自诚明谓之性》，《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和《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诗一首。
科举时代每科考三场，所谓朱卷，指在乡试和会试中，为了防止阅卷官徇私舞弊，规定考试人用墨笔书写试卷，叫做墨卷，然后由专门的誉录人用红笔誉出来，送给阅卷官批阅，叫做朱卷。另外，考中的考生把自己中式的文章刻印成册赠人，也叫做朱卷。这里介绍的朱卷是指后者。
字行排列整齐，印刷精良。
郑杰进士后刻印朱卷
每场三天。进去以后食宿答卷均在号房内，其艰苦可知。郑杰侥幸考中，四位主考官分别给予“息深达簦”、“气清神恬”、“笔无纤尘”、“简老不支”的批语。分房阅卷并推荐该试卷的同考官（考生称为房师），对每场试卷也分别有批注意见。第一场：笔意清爽，扫净肤词，次三一，律诗稳。第二场：四艺六通四辟，善于穿穴经义，诗韵错落入古，余俱妥。第三场：条对详明。刻印朱卷的聚奎堂原批：“水明沙净，简炼不支，次有真检三，机势洋溢，诗得体，经义尤有出色处”。作好八股文，鱼跃龙门，取得一官半职之难度可见一斑。
乡试朱卷的格式略同于会试朱卷。不过履历部分更为详细，甚至追溯到了始祖以下十六世。试卷正文每页书口骑缝处印有“陕甘乡试卷同治癸酉科”字样。首页有“陕西乡试朱卷同治癸酉科”“中式第一百十一名举人郑葆恬陕西邾州洛川县拔贡生民籍，以及同考官房师，两位大主考的宫职、姓名和批语。不同的是在每页试卷中间加了圈点，在页首空白处还有批注文字，使读者都更能了解文章的精妙之处。同样是三场三份考卷，题目分别是《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及《赋得秋澄万景清》得秋字五言八韵诗一首。每份卷子后面有推荐该卷的分房阅卷同考官的批语。
朝阳书院课卷是童生、秀才为应付乡试和会试，以求进身之阶，而平时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与要求所作的考卷。分别为选拔生姜献琢和附生王治邦的课卷。两卷均为毛边纸印成方格，书口骑缝处印有“状元及第”、“七行二十”字样，类似今天的方格稿纸。每卷分别为八页，纵22厘米，横13·5厘米。封面统一印有“朝阳书院课卷”及等待老师评判填写的第等第名的空白位置。两卷均答同一试题“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赋得贺雨诗成即谏书”得书字五言八韵诗一首。均用规头小楷工笔书写。老师在姜献琛的试卷上批“文笔开展，命意再求警策，诗可”，批为超等第二名。而在王治邦的课卷上则批“文笔条畅，讹字可朱卷卷主郑杰，原名葆恬，字静山，一字捷三，号午峰，祖籍陕西延长县。约在元末自延长迁疑，诗佳，惜句多雷同”，批为壹等第八名。为示郑重，老师还在批语后面加盖了自己的白文朱印。姜献琛还在自己的卷子封面批有“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朝阳书院课卷，一行字，准确地记录了该次考试的时间。
居澄城县店头镇，清乾隆年间又迁洛川县吕家山村。据《郑氏家谱》载，郑氏世代为渭北望族。其远祖郑英在元顺帝间官至参知政事；郑学为明永乐丁酉科进士，曾任辽东监察御史、刑部广西主事、浙江主事；郑世英为明宗室保安王嫡长女之婿。清代郑氏渐衰。从郑杰一世祖郑天户至郑杰历十三世，虽出仕者鲜见，但仍以书香传家。郑杰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十七日，同治十二年（1873)选拔为秀才中间的特优生第一名，同年乡试考中第一百十一名举人。第二年会试考中第一百零五名进士。后任湖南省桑植县知县，几年后死于任所，年仅30多岁，可谓英年早逝，辜负了数十年寒窗之苦。
朝阳书院，为清代洛川县学，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知县石养源倡导，地方官绅捐银1560两修建。清代的书院只集合学生听讲，并不是经常读书的地方。有时也出题叫学生作文，作得好的发给奖金。掌教者由宿儒担任，称为山长。知县和学官也经常讲课。朝阳书院创办百余年间，曾培养出内阁中书、嘉庆庚申科河南主考董彩凤等数以百计的人才。姜献琛在朝阳书院苦读十载，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选为拔贡，候选州判，适辛亥革命爆发，科举制度废除，终生未出仕。民国初年以教书与着述为业，曾有《洛川县志续编》和《洛川乡土志》等着作问世。
试论金元时期耀窑瓷器的兴旺与普及
人们普遍认为耀窑瓷器在北宋经历辉煌的发展后到金元时逐渐衰微，因而对金元时耀瓷关注的兴趣也就依次减弱。但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金元时期耀窑瓷器虽然质地、纹样、釉色不及北宋时期那样考究，但产量大，普及程度高，审美情趣趋于质朴，巳由原属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变为广大民众的生活日用品，且其中精品也不比北宋时期逊色。大量事实说明，金元时期耀窑瓷器在陶瓷发展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一、金元时期耀窑瓷器的兴旺
这里所说的耀州窑器是狭义的，仅指以黄堡镇窑场为中心的陈炉镇诸窑场以及玉华窑、旬邑安仁窑等。论及金元时期耀窑陶瓷的兴旺，也是以这些窑场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考察。当时耀瓷的普及程度，仅据渭北和陕北的考古发现进行推测。
一般论者沿袭文献记载，认为耀州窑创于唐、盛于宋，衰于金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对耀州窑系进行的几次田野调查和科学发掘的资料却表明，金元时期耀窑瓷器非但尚末衰败，反而呈现出大规模发展的态势。
1959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堡耀州窑、陈炉缜附近的立地坡、上店三处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获得唐、宋、元时期瓷品3500余片，发掘出瓷窑12座，作坊5处及部分制烧窑具。
1984至1990年陕西省考古所和耀州窑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7年的发掘，出土唐、宋、金、元时期的陶瓷标本100多万件（片），其中可复原的器物5000余件，清理出窑炉53座，作坊62座和原料加工厂、堆料厂、晾坯厂、堆货厂及制烧工具、模具、碾料、大碾槽等。
1982年，铜川市文物普查时，还发现陈炉、马家科、枣儿村、寨子、殿上、东沟等6处金元时期瓷窑遗址，发现窑炉、灰坑、窑具、姜黄色青釉瓷片等。卢建国先生认为，这些创烧于金元时期的瓷窑形成了以黄堡镇耀州窑为代表的规模宏大的瓷窑群体，并推测当时耀州窑系商品生产显着提高，商贾云集，耀瓷传播四面八方，成为金元时期重要的瓷窑，达到了该窑发展史上继宋代以后的又一发展高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