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考古资料也印证了卢建国先生的推测。仵录林、傅春玲同志根据1997年3月在耀州窑中心区铜川市电瓷电机总厂内发掘清理的一座元代瓷炉的情况，测算出一座窑炉年产量可达7万余件。他们认为，元代耀州窑黄堡镇窑场仍有一定的规模，而距此不远的陈炉镇、上店、立地坡等地瓷窑业迅速兴起，生产各类陶瓷。因此，元代耀州窑生产规模仍然很大，年产量应保持在每年160万件以上3。如果再加上玉华窑、安仁窑及其它小瓷窑的产量，那么金元时期，耀州窑系瓷器每年的产量，应在200万件左右。
二、金元时期耀窑瓷器的普及
金元时期，耀窑瓷器生产规模大，总产量高，产品多销往关中、渭北、陕北甚至更远的甘肃、宁夏等地，满足了一般平民的生活所需。根据已掌握的资料，陕西境内金元平民墓中一般都有瓷器出土，有的多达数十件。
凤翔县出土的金元瓷器有双耳青瓷罐、青瓷瓶、印花青瓷小碗、莲花纹青瓷碗、印花三鸭小碟、黑釉大碗等4。黄陵县曾出土金代孩儿形瓷枕、元代的黑花玉壶春瓶5。田庄乡月子园一座墓葬中出土黑釉瓷碗、碟、高足怀、梅瓶等，有10余件。洛川县后子头乡；永乡、朱牛、石头、老庙等十几个乡镇的金元墓葬中都有瓷器出土，以黑釉碗、碟、罐居多。后子头乡胡村一个小墓中出土的黑釉碗口径达20厘米，还有豆青瓷碗、莲瓣碟等近10件。榆林地区各县出土的金元耀窑瓷器有海棠花纹青瓷盘、草叶纹青瓷碗、莲花纹青瓷碗、鹿衔牡丹纹青瓷盅等，都为金元瓷器中之珍品6。
以上都是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藏于各地文物库房中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更多更丰富。这些碗、盘、瓶、罐、缸等金元时期的民众日用瓷器，外观略显粗糙，造型朴实大方，广泛流播于陕西各地，正是瓷器普及使用的显着标志。
耀州窑属民窑系统，以广大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贡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元丰九域志》载：耀州“土贡瓷五十事”，这可能是一年的贡品数量，占总产量的比例极小。它的大部分产品销往民间，不能不受到民众的审美心理、欣赏水平、以及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影响，自然形成了清新质朴、民间工艺美术气味浓郁的装饰风格。金元之际，由于瓷器的普及、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加之战乱的影响，窑工们已无暇在装饰上精雕细刻，烧制上也釆取刮釉圈叠装，筒匣装烧的工艺，以提高产量。金元时耀窑系瓷器装饰风格的大众化特征更加鲜明。
吉祥二字，自古就是表示福瑞喜庆，诸事顺利的一个词。这两字始见战国《庄子》一书，其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话。唐代成玄英注解说：“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谐音转义，（如鱼谐余鹿谐禄等）、瑞物寓义（如松柏寓寿，麒麟寓子等）是民间创作吉祥图案的惯用用法，反映了我国民众趋吉避凶，祈求祥瑞平安的传统心理。金元时期战乱频繁，生活困苦，民众的这一传统心理更为强烈，瓷器装饰中反映民心理的吉祥图案更受民众喜爱而被大量运用。如金代耀瓷中的鸳鸯纹、并蒂莲纹为主要祥装饰题材，包含了人们对婚姻幸福、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普遍出现的梅花纹，巳不再表示士大夫清高自芳。梅花花瓣为五，民间藉以此喻五福(福、禄、寿、财、喜）。最常见的莲鱼纹，因莲谐连、鱼谐余，便被人们作为连年有余的象征。金代耀州窑的一件鼎炉，腹部有八卦图案。钱纹不但用在边饰，也装饰在器物主体部位，还出现钱纹玉存、钱纹壶等纯钱纹装饰的器物，更明显地表达了民众希望生活富裕的强烈愿望7。佳县城关镇沟渠村出土元代鹿衔牡丹纹青瓷盘，盘内壁和盘底刻同心圆双层葵花纹，外层葵瓣边凸起，瓣心下凹，盘心刻一鹿衔牡丹花纹。花有枝叶相配，鹿身有梅花斑点，堪为元代耀瓷中之精品8。鹿谐禄，牡丹寓福贵，也同样表达了民众的同一心理和审美情趣。这些装饰图案都充分反映了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风俗习惯、审美观念、欣赏趣味，以及时代特征。
民间工艺美术纯真、简括、质朴向上的特点在金元时期耀瓷装饰风格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黄陵县腰坪出土的元代白底黑花玉壶春瓶、整体黑白相间，腹部饰蔓草纹和黑花。这是元代耀州窑学习磁州窑而兴起的一种装饰手法，洗炼而凝重，色彩对比鲜明，极富装饰意味。米脂县郭兴庄白石村出土的金代海棠纹青瓷盘，盘内等距离刻三朵大型海棠花，花朵之间用蔓草填空，刀法刚劲有力，纹样犀利洒脱。民间窑工用手中的一把刀，尽情抒发了自己对生活的憧憬和追求。西安市陵园路附近出土的元代白底铁锈花盘也是元代耀窑普遍釆用装饰手法而成，一般先在内胎施护胎衣后浸釉，用毛笔画花，虽廖廖几笔，但意境深远。这种手法和金元时期姜黄釉的印花瓷器，对后世许多民窑的影响很大，至今仍盛行不衰。黄陵县出土的孩儿形瓷枕，整体为一女孩，扎两个小瓣，左侧而卧，双腿弯曲，左手枕头，色姜黄、釉质细腻，枕底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字样，令人十分喜爱，匠师们还把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情予以概括，用纯熟洗炼的笔融画在瓷器上，使人们倍感亲切，无疑也增加了器物的观赏性和销量，促进了瓷器的普及。
概括地说，金元时期耀窑瓷器并不是人们以往认为的逐渐衰微，而是在普及中兴旺；因普及而形成的大众化风格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该时期耀窑瓷器胎釉较粗，民间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朴拙粗犷，故而不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但它所充分体现的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优秀传统特色和它在普及与提高问题上对我国陶瓷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创建洛川民俗博物馆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洛川民俗博物馆在原洛川县博物馆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共有8个展室，陈列面积近1000平方米。这个馆从1988年酝酿筹建，到1993年初具规模，对观众开放，历时6个春秋。在此期间，我们在民俗博物馆的发展前景，基础建设，陈列展览等方面，进行过不少思考和探索。回顾总结几年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感受良多。
民俗博物馆的发展前景1988年，我们正式提出创建洛川民俗博物馆的设想，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把握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动向，努力和国内外博物馆发展趋势相一致。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文明飞速发展，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世界各国掀起重新评估古老文化传统，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这股热潮，最早发源于欧洲。其中兴建以户外博物馆为代表的各种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尤其引人注目，成为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动向。被称作传统平民文化的户外博物馆，蓬勃发展，到今天巳差不多遍及全球。欧洲20多个国家里，共有近200所这样的博物馆。单是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就占了88所。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独立或建国的历史较短，对殖民时代的文化遗物和土着人文化的保护也极为重视，纷纷复原兴建拓荒时代景观的村镇，保护土着民族村落。亚非地区的民俗类博物馆建设，起步较晚，以日本最为发达。自六十年代起，日本开始有建立民俗类博物馆的动向，并受到政府和民众热烈支持。1960年，日本第一座户外博物馆“日本民家集落博物馆”建立以来，民俗类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陆续建立，日本民家园、飞惮民俗村、江户村、四国村、明治村、东容町立博物馆、民俗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都很负盛名。另外，1975年建立的南朝鲜国立民俗博物馆，被该国文化部列入国家级中央博物馆之列，足见对其的重视。位于平壤市的朝鲜民俗博物馆，建立于1986年，也可与南朝鲜国立民俗博物馆相媲美。
综观世界民俗类博物馆，大体为三种形式。一是户外博物馆，又称露天博物馆、民俗村、民族村等。她起源于欧洲。始作俑者，是1891年瑞典建立的斯堪森户外博物馆。这种类型的博物馆，以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形态为展示对象，并将展示物直接搁置于自然之中，妥善利用周围的自然景观，在环境的精心配置设计之外，尤其注重地方色彩与民族、民俗特性的保存。它们所展示的不是死板的画面与物品，而是生趣盎然的民房、村落、街坊，以及有人参与的、活生生的民众生活与生产方式。其建立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迁建各地民房于一处，建立独立的民俗村或民族村。但在传统民俗文化保存较好的国家，如日本、东南亚地区等多将文物所在地指定为“历史性街区”，加以成片保护。或在一般博物馆内与周围一带，迁建具有特色的民居建筑，成立民俗资料馆或历史民俗博物馆。户外博物馆巳经成为人们联接过去与今天的纽带。
二是室内陈列式的民俗博物馆。它以陈列价值较高的民俗资料为主，配以图片、音像、模拟复原等陈列手段，比较系统地展示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民众生活，如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朝鲜民俗博物馆等都属此类。
三是民俗艺术馆。它是有系统收藏、展览各种民间绘画、雕刻、刺绣、陶瓷、家俱、农具、猎具、渔具、装饰品、手工艺品等民俗艺术品。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民俗艺术馆。
我国的民俗类博物馆的建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方兴未艾。1985年以来，自山西省丁村民俗博物馆建立以后，相继有天津民俗博物馆(1986)、苏州民俗博物馆（1986)、祁县民俗博物馆（1986)等纷纷建立。贵州省的民族村寨露天博物馆异军突起。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建立起一批民族博物馆。目前，全国的民族、民俗类博物馆，估计也有百处左右。
以上资料表明，成立民俗博物馆是国内外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动向。建洛川民俗博物馆的基本构想，就是顺应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第二，充分发挥洛川民俗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在强手如林的博物馆群体中，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
我们这个馆原来也属于地方史博物馆。藏品总量，不超过两千件；文物品类，大多是坛坛罐罐，碟碟碗碗；文物的历史序列，缺环很多。如果搞一般的地方性历史陈列，很难办出什么特色。这是我们的短处。但是，洛川地处陕北关中的过渡地带，两地民俗兼收并蓄；同时，陕北地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交流融合的漩涡，各民族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形成民俗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因素，使洛川民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年来，我县的民间活动和民间艺术，在国内外小有名气。民间美术作品进过京，出过国；民间舞蹈、蹩鼓拍过电影，上过电视。特别是洛川蹩鼓，和安塞腰鼓、宜川胸鼓齐名，被称为延安的三大鼓，享誉国内外；洛川的民间皮影戏，曾在1985年应邀赴法国访问演出40余天，轰动法兰西。就拿博物馆藏品来说，有一半都可归入民俗文物之列。以上这些，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当时，陕西省的民俗博物馆还是个空白。我们何不扬长避短，立足当地民俗资源，突出地方特色，办成一个国内外都方兴未艾的民俗博物馆呢？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我们确定了以民俗陈列为主体，配套以书画、雕刻等专题陈列的发展方向。
第三，民俗博物馆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抢救、保存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
历史不光是文献典籍和文物古迹，更多的是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民俗就是沉淀了的历史。现在的历史文物，就是过去的民俗文物。今天我们认为是民俗文物，到了明天，就可能成了历史文物。因此，今天对民俗文物的收藏保存，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现代文明猛烈冲击，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文物和古老的民俗事象，有的正在急骤地消失，有的巳濒临绝境。如果我们不及时搜集抢救那些面临绝境的民俗实物和民俗资料，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自行消失，给历史留下一段空白。正如瑞典着名博物馆学家阿·黑兹利尤斯说的“终有一天我们拥有的黄金也不足以勾勒已消失的时代的轮廓。”因此，建立民俗博物馆，有效地保护民俗文物和民俗资料，我们将无愧于先宗列祖，遗惠于子孙后代，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功德无量的事情。
第五，旅游事业的发展，为民俗风情类博物馆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国际国内旅游观光者越来越多，为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生机。据我们对苏州、祁县、天津等民俗博物馆的考察，他们都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国内的情况来看，旅游者对民俗博物馆别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异乡风情抱有浓厚的兴趣，往往不远千里迢迢而来，有人甚至称户外博物馆为“迷你博物馆”。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当初的这些想法顺应了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趋势，也符合我们的实际。因而，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赞同，并给予大力支持。洛川民俗博物馆初具规模，对观众开放后先后接待过中央、省、地有关方面的领导、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考察团、菲律宾乡村改造学院考察团和港台同胞，受到他们的普遍赞扬。省、地电视台、《中国文化报》、《陕西日报》等也多次进行报导。现在，创建民俗博物馆，加强对民俗文物保护，巳得到国家文物部门和专家的重视与提倡。1994年2月23曰，国家文物局约请在京的11名博物馆学专家座谈博物馆工作，其后发表的纪要中指出：“要加强近现代历史文物和当代社会典型文物的调查征集、科学研究和陈列宣传工作，设法抢救、收藏那些因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而迅速失去其实用价值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反映地区文化特点的民族民俗文物。专家们建议国家文物局在今后的工作规划中，能够对此有所考虑，可否在近几年内，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有关近现代文物的专题会议，以促进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及革命史类、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工作。”
民俗类博物馆的基础建设民俗类博物馆的基础建设，大体包括展览场所建设、民俗实物收集和民俗资料研究等三个方面。
一、场所建设。就国内外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移建街坊民宅于一处，重新建立独立的民俗村或民族村。世界各国建立户外博物馆，多釆用这种形式。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尤其普遍。二是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存较好的国家，多采用完整的街坊、村落、宅院、城堡、庙宇等。如日本利用政府指定保护的“历史性街区”。我国的山西丁村、祁县利用民宅、贵州利用民族村寨建立民俗博物馆。三是根据陈列展览需要，重新设计新建馆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