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龙舟节活动的原始面貌逐渐改变，许多寨子划龙舟的祭奠与禁忌巳不那么严格。五月初五，平兆划龙舟时，打破了妇女不能靠近龙船的禁忌。我们几个女同学在主人的热情邀请下，也上龙舟划了两圈。不少寨子选不出鼓主，划龙舟时，或者由寨老（村长）出面组织，或者年轻人自愿组织，甚至有的寨子干脆不划了。可以预言，龙舟节的原始面貌，用不了多少年就会面目全非了。
在调查中，我们一方面为这里苗族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感到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又对这里苗族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感到惋惜，痛感抢救这些宝贵民族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传，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我们还听说，日本等国的研究者对这里的独木龙舟文化颇感兴趣。据说曰本曾在台江县买木料做了一只龙舟运回国了，并搞走了龙舟从伐木到制作的详细资料。这样，我们就更有必要抢在外国人前面，如紧对独木龙舟文化的抢救与研究工作，尽快的成立龙舟文化博物馆，让这些民族文化珍宝永远完整地保存在我国文化宝库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龙舟调查组：
樊申炎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中心纪平钟慧首都博物馆王月华孙霄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段双印陕西省洛川县博物馆（调查报告执笔）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
附记：翻阅旧稿时拣出了这篇尘封了20年的文稿，引发了许多回忆与感慨。198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修班的同学赴贵州毕业实习，我和孙赏、樊申炎等6位同学选择了独木龙舟文化调查这一课题。从5月25日到6月8日，我们对台江县施洞区的芳寨、塘龙、场坝、偏寨、杨家寨、平兆、长滩、搞仰等苗寨的独木龙舟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台江县文管所的张云生所长和吴通发、吴小金父子参与了调查，给予我们许多热情的帮助。张志华、刘诗龙两位同志也曾协助我们工作。调查中，我们得到各寨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插秧大忙，他们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情况。其中，芳寨的刘万云（77岁）、刘永利（59岁）、下搞扬的吴国成（85岁）、上搞扬的吴正德（69岁）、塘龙寨的吴苟沙（70岁）、偏寨的张元春（83岁）、扬家寨的杨秀文（53岁）、长滩的潘志德（54岁），平兆的务纪万（女，73岁苗族老歌手）等苗族老人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责的第一手资料。现在，这些老人大部分可能已经作古，我们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们。仗赖他们的热情介绍和我们的记录，这些苗族龙舟活动的宝责资料得以保存传世，诚为幸事。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当时还没有这种提法。每想起来，心中仍感到几许欣慰。记得当时，我们还积极建议时任责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的吴正光处长和台江县有关方面，建立一个独木龙舟文化博物馆，并由纪平等同学撰写了陈列大纲。20年过去了，这个博物馆可能已经建起来了吧！还有，吴正光、吴通发、张云生、吴小金等朋友还都好吧！时常想念他们。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参加调查的同学有的已年近花甲，有的也离开工作岗位，还有的远赴海外谋求发展。但我们荡舟清水江，乘龙船去参加比赛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天各一方，迢迢远隔，不知何时才能相会。这篇文稿，当初校方和责州方面原计划连同全班同学的毕业实习报告汇集出版。后来，不知何故终未实现。现在，我把它附在我的文集中付梓，并非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而是唯恐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有出头之日而飘零流散。如能付印，流传于世，也算是表达对我的恩师黄崇岳、张铭远等先生和这些同学的一片思念之情，也对保存这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尽了微薄之力。
2008年6月於延安爽荫斋百越地区竞渡活动的演变龙舟竞渡是百越地区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事象。《元典章》云：“蕤宾节桦焯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a这里也是目前我国龙舟竞渡活动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文崇一先生从现存数千种方志中统计的资料表明，12个省区的227种方志中有竞渡的记载。其中涉及闽，赣，粤，桂，台等省区的就有100多种（见《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赛神》，（台湾《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总第11期）。换句话说，岭南地区尚有100多个县市存在着龙舟竞渡的活动。
这些地区，也正是古代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自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以后，‘越’名大显于世。战国而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古东南沿海暨岭南地区及其居民。”（蒙文通《越史从考》人民出版社1983)百越地区竞渡活动分布之密集，决非偶然发生的民俗文化事象，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竞渡活动的起源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为夏后帝少康后裔，封于会稽。至勾践时，巳传了二十代。其实，早在越人之前，五岭南北地区已经生活着众多的土着部落，他们曾创造了距今七至九千年的浙江河姆渡、福建昙石山、广东石峡、广西甑皮岩等原始文化，并逐渐形成闽、雒等原始民族。《说文》：“东南越，蛇种。”在这些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大量鱼类骨骼及木矛、骨鱼镖、骨镞、网坠等渔猎工具。特别是独木舟和柄叶固定连体桨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舟楫之便，除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外，很可能还用于交通。（详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广西责县罗泊湾、西林县普驮、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地的汉初墓葬中相继出土一批饰有竞渡纹的铜鼓。铜鼓上的竞渡者，有的赤身裸体，头戴羽冠，有的梳成椎髻”（蒋廷瑜《铜鼓》）。“椎髻”
为越人之俗。贾谊《过秦论》载：“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秦亡，赵佗取其地，自立为南越王。《汉书·陆贾传》说：“陆贾出使南越，赵佗椎髻萁坐，以见汉使”。《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三国志薛综传》：“越人椎髻徒跣。w裸体也是越人特征。《左传哀公十年》：仲雍“在吴，断发纹身，裸以为饰。按，吴越同族，吴即大越。又《三国志》：“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民族学资料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可见铜鼓上“裸体”“椎髻”的竞渡者为越人无疑。
百越的原始先民们，长期生活在“陆事寡而水事众”的水乡泽国。他们经常受到水的恩惠，又遭受水的危害，因而对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产生即恐惧又依赖的矛盾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操纵人们安危的水神，于是想方设法讨好水神。“所谓龙船，以民族学眼光视之，即越人祭水神时所驾之舟。”（凌纯声《南洋土着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这是渔猎时代一种泛神论的自然崇拜。当时人们祭祀水神是否采用后代所谓“竞渡”的方式？所用的船只是否为龙形？其中详情谁也无从得知了。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和竞渡活动演变的轨迹，我们有理由推测，那种祭祀水神的仪式，最初可能是驾着捕鱼的独木舟，船上放置或刻了水鸟和鱼，人们庄严地在水中缓缓划动，做着惶恐而虔诚的游戏，笼罩着一种肃穆神秘的气氛。
据罗泊湾、普驮、石寨山等地出土的汉代竞渡纹铜鼓上所见，竞渡船身驱窄长，首尾高翘。有的船头站有衔鱼的水鸟，船下有鱼；有的船头是鸟，船尾是鱼。晋宁石寨山上铜鼓上的船身则象独木剜成的轻舟，船头只有一只鸟眼装饰。这些船没有任何龙纹或鳞虫类装饰，说明直到汉初，岭南民间用于竞渡的船还不能称之为龙舟的。其中再看所谓的竞渡情景：每条船上有八人、九人、十人不等。划桨扳梢者仅四五人。他们前后坐成一排，动作协调一致。另有两个持羽杖的起舞者。值得注意的是，每条船上都有三个或四个头戴羽冠，手执羽杖的起舞者，即殷商举行求雨祭礼中的羽舞。甲骨文中记载这种祭礼的文辞很多，称之为雩。《说文》：“雩，夏祭乐于赤帝析甘雨也。或从羽为雩，羽舞也。”可见汉初乃至殷商以前，人们注重的是竞渡的宗教功能，竞技娱乐的色彩十分淡薄。“船头像鹚鸟，厌水神。”鷀鸟，即水鸟，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竞渡活动的萌芽阶段（渔猎时代），越人的原始先民对水神的冥冥之力神秘莫测，常受其害，而水鸟和鱼类却能自由自在地在水中嬉戏觅食。于是，他们视水鸟和鱼为能厌水神的灵物，在讨好水神的祭祀活动中，把鸟、鱼作为沟通水神的一种中介，供置独木舟上，以求庇护。这样，我们就能解释铜鼓上的竞渡船何以用水鸟、鱼为装饰了。此时的水神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只存在于人们的意想中。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泛神论的自然崇拜飞跃到多神论的神物崇拜。人们意象中的水神成为有形象的神物一龙神。龙是古人类对蛇、鳄、鱼等爬行动物和打雷闪电、彩虹等自然天象经过不断的模糊集合而形成的一种神物，它的基本职能是兴云布雨，司水理水（参见庞烬《龙的风俗》）。在原始农业社会中，雨水的多少与调顺和农田丰歉关系极大。于是，竞渡活动的巫术对象水神也被龙神所代替。但是，竞渡所用之舟的形制，还是沿用渔猎时代水鸟、鱼纹装饰独木舟，并且一直延续到汉初。后来，随着龙的地位越抬越高，龙的形象才昂然船首。水鸟则被排挤到船身和船尾，最终被凤鸟所代替。愈到后来，水鸟的地位越低。最后只残存一点儿遗迹。比如，责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苗族的独木龙舟，前安龙头，后置凤尾。所谓凤尾，过去是用一束茅草插入舟尾部的一个小孔中，呈鸟尾状。如今，人民连茅草也不插了，唯存龙头凤尾的说法。又如台湾的龙船，有的画龙，有的画凤，有的则在同一条船上画下这两种动物。
龙舟的出现
那么龙舟是何时出现的？成书于战国的《穆天子传》说：“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按，浮于桴通，即小舟（《辞源·浮》）。鸟舟龙浮即鸟舟龙舟。我认为，这种龙舟，不是民间用来竞渡的，而是供天子乘坐游玩的。先秦时，龙先是喻君子、喻圣人，后来成为天子专用的象征。至于晋人郭璞注以上那段话时说：“舟以龙鸟为形制。”也是根据汉以后的见闻作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