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候的大思想家孟子也有不少自己的弟子，有一次他和他的学生公孙丑谈论统一天下的问题。他们从周文王谈起，说当时文王以方圆仅一百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因而创立了丰功伟业；而如今天下老百姓都苦于战乱，以齐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如能推行仁政，要统一天下，与当时周文王所经历的许多困难相比，那就容易得多了。孟子最后说：“今天，像齐国那样的大国，如能施行仁政，天下百姓必定十分喜欢，犹如替他们解除痛苦一般。所以，给百姓的恩惠只及古人的一半，而获得的效果必定能够加倍。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呢！”
明代冯时可《雨航杂录》：“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此数语可称‘五美’，苟能行之，于从政乎何有？”关于如何从政、做领导，《论语》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来阐述它，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颜渊第十二》）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搞政治，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你在上位的率先端正自己，还有谁会不端正呢？”
上梁不正下梁歪，想管理别人先管理好自己再说。做领导干部的更要以身作则，以免落他人笑柄和“虽令不从”的遭遇。
历史名将吴起，不仅伐杀骁勇，威猛善战，而且在“子帅以正”的问题上做得很高明。士兵们对他崇敬异常，甘愿随他苦战。
吴起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睡在一起，吃在一处，衣服也穿一样的布料，受到士兵的爱戴和拥护。
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伤不愈，伤口溃烂，里面脓汁不断，痛苦不堪。吴起见此，丝毫没有犹豫，俯身用口将伤口的脓血吸出、吸净，当场士兵感动得痛哭流涕，其他人也无不欷歔。
那位士兵的母亲闻知此事，竟大哭起来，别人不解，问她：“你的儿子本是一个小卒，今蒙吴将军如此关爱，亲口吸出脓血，你不高兴反而大哭，却为何故？”
士兵的母亲哭道：“你们有所不知，先夫也是吴将手下的一个士卒，前番也因感激吴将军吸脓血之恩，誓随将军左右，结果惨死于战场之上。今我儿又蒙将军此等大恩，想必亦是以死相报，怎不令我伤心呢？”
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表现。历代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像汉武帝时期的几个著名将领可以说都是德行很高的指挥官，比如李广、卫青，还有青年才俊霍去病，他们的部将对他们的智慧很钦佩，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他们的道德的敬重。
一个品德不高的人如果不是在一个高位上，那么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较好控制与感染。但是，如果他在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上，那么祸害的地方就很多，破坏力也极大。我们看历史上宦官专权的时期政治一定非常黑暗，帝王一般也是没有什么高明智慧的人，像吕后掌权的时候政治就很混乱，她几乎将刘邦的儿子给杀光了。再看儒生掌权的时候，政治多半相对清明，君主也较有作为。这也是政治的风气，有上面的“正”才有下面的“直”，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治世与乱世怎么做官才算合格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
孔子在这里要告诉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国家太平时候与社会动荡的时候怎么做人做官，换句话说就是在治世和乱世怎么做到既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又能尽到为人臣子的责任。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子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
单从这样的几句话来看，孔子好像很厉害，很通人情世故。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不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很大的贡献，因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人，你又怎么能期盼他能为别人带来福祉呢？从历史上来看或者是结合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看，孔子的话很有道理。太平之世的时候一定要行为端正，说话正直，做一个受百姓敬仰的官，做一个受同事喜欢的人，这是一个君子所要做的，也是保证自己将来不被他人攻击的资本。人们常说世事无常，人心难测，只有你做到了问心无愧，才不会被人要挟。从这一点上想到了历史上一个人物，他是康熙朝的官员，名字叫李光地。本来很有本事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行为不端，所以落下了一个把柄，这成为索额图利用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最后他险些因此丧命。所有这些就是要我们“危言危行”去做官。
接下来谈到了如果是乱世怎么做官的原则。有人觉得乱世没有章法，政治不明，正好可以“浑水摸鱼”、“顺手牵羊”，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越是在乱世就越要自我约束，检点自我的行为，否则没准你一句不经意的牢骚就能让你的政治前途一片黑暗。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邦无道”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清廉，让人无懈可击，这就是“危行”，与此同时还要“言孙”，就是要说话谨慎，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大家说盖棺定论，而在人生经验中，有许多人、许多事，盖棺仍不足以定论，有许多人硬是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的。看穿了这个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南怀瑾先生在此处举了一个历史著名人物——岳飞。
岳飞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他要北伐，完全对，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他没有做到《论语》这一段的“危行言孙”。怎么说他言不逊？“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他要北伐的口号。二圣是宋高祖的父亲和哥哥。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东北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不过是拍高宗的马屁。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糊涂，可是打尽管打，迎回二圣来，教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孙”！
与岳飞不同的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他就是冯道。南老对于这个人推崇备至，认为他不仅品行端正，而且是一个会做官会做人的人，做到了孔子说的治世与乱世做官的原则。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换了好几个皇帝，都是胡人来统治。五个朝代，都请他出任要职，活了七十三岁死了，晚年号为长乐老人。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的人，否则何以能事五朝？他认为在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须向谁尽忠。只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用不着为胡人尽忠。他等了好几十年，直到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赵匡胤。这个故事说明冯道在当时那么乱的时代，是做到了“危行言孙”。
说到冯道，这里我们可以一道看他的一个经历。他在后晋石敬瑭手下担任宰相，因为石敬瑭为求得契丹出兵援助自己打败后唐，夺取天下，不仅割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地区为厚赂，而且自称臣、称儿。事定后，需要派一名重臣为礼仪使到契丹，为契丹主耶律德光和萧太后上尊号。
石敬瑭心中的理想人选是冯道，但考虑到此行可能有去无回，感到难以启齿，便叫几名宰相商议决定。
捧着诏书的文书小吏一到中书省便哭出声来，因为自己的皇帝对外藩称儿、称臣实在是太屈辱了。
冯道正和几名同僚商议政务，见状大惊。待明白来意后，几名宰相都吓得面无人色，唯恐这桩既危险又屈辱的差事砸到自己头上。
冯道看出了大家的意思，也不说话，很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下“道去”两字，其他人看后既感到解脱，又替他难过，有人甚至当场落泪。
冯道出任礼仪使到了契丹后，契丹主对他很重视，本想亲自出去迎接，后因有人劝他“国君不应迎宰相”才作罢。
给契丹主和太后上过尊号后，冯道便被契丹主留下来为官，契丹族的风俗只赐给贵重大臣象牙笏，或在腊日赐牛头，有一样就是特殊宠幸，冯道却全得到了。他还为此做诗一首：“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
契丹主知道后大为高兴，暗示要长期留他在契丹为官，冯道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我在两朝做官，没有什么分别。”契丹主听了更是喜欢。
冯道把得到的赏赐都用来买木炭，对人说：“北方寒冷，我年纪老了，难以忍受，不得不多做些准备。”摆出一副扎根契丹的架势。
契丹主开始唯恐留不住冯道，待见他如此，不仅不再怀疑他的忠诚，反而觉得自己的儿皇帝那里更需要这样忠诚有名望的大臣辅佐，便让冯道回石敬瑭那里。
冯道三次上表推辞，表称自己眷恋上国，不忍离去，契丹主一再催促强迫，冯道才显得百般不情愿地上路了。
他先在驿馆中住了一个月，然后慢腾腾向回返。一路上到一个地方便停下来住宿，一点也不着急，契丹主派人查探后，愈加放心。冯道一直走了两个月，才出了契丹国境。
冯道身边的人问他：“我们能逃出虎口，返回家乡，恨不得身生双翅，您却走走停停，却是为何？”
冯道笑着说：“急有什么用？我们如果走快了，契丹主用快马一天就可以把我们追回去。我们走得慢，他们难以觉察我们的心思，这样才能安全返回。”
左右的人听后，都恍然大悟，钦佩不已。
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不仅要行得端，坐得直，还要学会弯曲的哲学。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要做到“能伸”很容易，但是能做到“能曲”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面对下属的忠告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