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佛教自松赞干布时期已正式传入藏地，并得到藏王的支持和推行，但那时佛教在吐蕃还说不上真正立足，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依然是本教。一方面，当时吐蕃也还没有产生本土的佛教僧侣，并且从外地迎请而来的佛教僧人的数量也很有限，特别是那些为了翻译佛经而被邀请来的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的学僧，在译经工作完成后，藏王给予他们嘉奖的同时，又下令将他们送回了各自的故里。另一方面，当时在吐蕃无论做什么事情，尤其是传播外来宗教，必须要迎合本教的基本观念和习俗。如《嘛呢宝训集》中所说，佛教那时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而“采用本波教、第吴和仲居的方式去引导吐蕃人民信仰佛教”，为了后人的事业又将佛经、咒术、本波教以及财宝、诏书等分别埋藏在四柱间、坛城下和龙庙里。可见当时的佛教基本上只是通过本教的仪轨流传，还没有真正发挥出佛教自身特有的宗教功能。
第三节藏传佛教前弘期
从松赞干布之后，经过贡松贡赞、芒松芒赞、都松芒波杰三代赞普，吐蕃的宗教依旧由本教掌控，佛教处于沉寂状态，不但没有能在吐蕃社会中进一步传播，甚至与王室之间本已存在的密切关系也有所松弛。到了8世纪赤德祖赞时期，才又开始在藏王的倡导下重新得以复苏与发展。
一，沉寂后的复苏
赤德祖赞执政后，继承了松赞干布时期的推广佛教政策，又在吐蕃开始了弘扬佛法的活动。
弘扬佛法的第一步是引进佛教人才，赤德祖赞从尼泊尔、印度、西域及今中亚毗邻地区和汉区等地邀请佛教高僧入藏。他首先派出裨呷·木勒果夏和聂·咱纳古玛诺二人到印度迎请高僧桑哇（佛密）和桑杰希哇（佛寂），结果这两位高僧正在冈底斯山修行，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冈底斯山后，两位高僧虽婉言谢绝了藏王的邀请，却将经藏中的《分别经》《金光明经》《百业经》《密乘事部》及《邬波经》等五种大乘经送与二人献给藏王。赤德祖赞对这五种大乘经极为重视，修建了五座佛堂作为存放经书的处所。
第一次迎请印度高僧的失败并没有让赤德祖赞放弃努力，那之后他又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印度迎请高僧来吐蕃弘传旨教。又有大量的西域及中亚地区的僧侣陆续入藏，再加上与金城公主的联姻而带动了大批汉地佛教僧侣的进入，有力地促进了赤德祖赞时期吐蕃佛教的发展。赤德祖赞不仅邀请和鼓励外来僧侣入藏传法，也十分重视派遣吐蕃青年去周边地区学习佛教，他在位晚期，曾派遣以桑希为首的吐蕃青年到唐朝取经学佛。
金城公主的入藏也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吐蕃佛教的弘传。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金城公主在吐蕃做了大量弘扬佛教的活动。据说她刚到拉萨，就要求观看当年文成公主供奉过的释迦牟尼佛像，遍寻小昭寺各处却未闻踪迹，后来又前往大昭寺，几经周折，在墙外之护墙处发现藏匿释迦牟尼金像之门，这才将佛像取出，加以供奉，并举行了隆重的朝佛祭祀仪式。
通过金城公主的不懈努力，一些佛教活动在吐蕃开始具有一定规模，汉族地区的部分佛教祭祀仪式及“七期荐亡”仪式也开始进入吐蕃，并且，金城公主支持和协助藏王为西域及中亚地区的受难佛教僧侣创造条件，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让吐蕃对西域地区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还有许多汉族僧人也到达了吐蕃，并把小昭寺作为他们的集聚地，开展了诸种弘传佛教的活动，为赤德祖赞时期吐蕃佛教的复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第一次反佛运动
长期以来，本教在吐蕃的精神和政治领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佛教初入藏地，一开始时遭遇了一些轻微的抵触（如大昭寺建筑的不顺），但由于佛教并没有真正传播开来，便被当成了一种与本教相似的宗教文化形式给予尊崇。但是在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社会对佛教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佛教的部分教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加上藏王大力倡佛，特别是鼓励外来僧侣入藏弘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吐蕃王朝内部部分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引起了本教徒的怀疑和强烈不满。
大约在730年到741年间，拉萨发生了一次天花瘟疫，金城公主也是这次瘟疫的受害者之一。于是本教徒们抓住这个机会，公开宣扬这次瘟疫是佛教僧侣触怒了古代鬼神愤怒的表示。在这种借口下，他们把外来的僧侣们驱逐出境了。
在赤德祖赞去世后，他的儿子赤松德赞还很年幼，虽然有扶植佛教的心愿，但不曾把握实权，势单力薄。当时以左右朝政的本教徒——大臣玛尚·仲巴杰为首的大贵族势力继续制造了种种借口来反对佛教，说赤德祖赞去世是因为他推行佛法的缘故，不吉祥，又说佛教的轮回转世理论是虚假妄语，不可信，今生要避免鬼神之害，唯有行本教才可以。接着就采取了一系列灭佛措施：
他们制定了不准推行佛教的“布琼”法典（意为“小法律”），作为反佛崇本的纲领，规定今后如果有信奉佛教者，不仅没收所有财产，还要将其孤身流放到边远之地。并且把崇佛的大臣朗与贝二人定罪，发往吐蕃的边远黑暗之地。
此外，他们又以触怒了当地神灵为借口，让印度、尼泊尔、西域诸地的外来僧侣返还，并且把从汉地来的佛教僧侣也统统遣返回籍。据《贤者喜宴》载，“一位担任香灯师的汉地老和尚，也被驱回汉地”。
在赤德祖赞时期，为了供奉五部佛教经典所建的五处佛堂之卡尔扎佛堂和枕桑佛堂也被摧毁。
他们本来还打算把小昭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像送往汉地，先是把佛像置于绳网之中，由三百人拖至门口，后又用了千人也仍未能把佛像运到远处，这才把神像就近埋在沙土之中了。
他们又把大昭寺和小昭寺的内部改为屠宰作坊，杀了牲畜，剥下鲜血淋淋的皮子搭在佛像上晾干，把肠子等内脏统统挂在佛像的手上。
另外，还规定了人死后不得举行冥寿之祭，如果发现有做汉地荐亡仪式者，立即将其流放到边地，等等。
在玛尚·仲巴杰等反佛势力的沉重打击下，尚未在吐蕃立足的佛教陷于一片悲惨与苍凉之中。被派遣到唐朝取经学佛的桑希等人回到吐蕃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将各种从汉地带来的佛典埋藏于秦浦的荒山缝隙之中，把请来的汉僧再送回汉地。
三，莲花生大师入藏
赤松德赞成年后，一面培养自己的亲信崇佛派大臣，一面令巴·赛囊、桑希等人秘密地翻译佛经，最终于769年，在崇佛派大臣墀桑雅甫拉、洛德古囊恭的帮助下，设计剪除了崇本反佛的大臣玛尚·仲巴杰，反佛势力的另一代表人物昂木·达扎禄恭也被赤松德赞流放北方。随后，赤松德赞征得群臣拥护，诏令全国：将继续奉行佛法。他派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又从唐朝、印度、尼泊尔和迩湿弥罗等地迎请佛教名僧大德来藏恢复和发展佛教。
（一）初迎寂护与弘法受挫
当时，赤松德赞听取巴·赛囊的建议，派遣他携带信函前往尼泊尔迎请著名佛学大师寂护（静命），途中赞普派桑希人等前往迎接，顺便了解和考察寂护的道行，在克什米尔人阿难陀的帮助下，得知寂护是一名真正的佛教高僧，就把他请到钦浦与赞普会了面。
寂护大师在钦浦住了四个月，向赤松德赞王宣讲了“十善”、“十八界”、“十二缘起”等佛法知识。不久，恰值藏地发生了如雷击布达拉山、水淹旁塘宫，以及瘟疫、灾荒等情况，本教徒们就又找到了借口，纷纷议论说这都是因为请寂护大师来藏地而引起了本教神祇不满，对藏人所施加的惩罚。这种情况之下，寂护大师无法在吐蕃继续立足，赤松德赞一时也无能为力，不得不把寂护暂时送回尼泊尔，要等来日条件成熟后，再迎请他入藏弘法。
寂护大师确实是一位佛教高僧大德，但他却是一位专攻理论的学者型大师，并没有什么法力。在临行前，他对赞普说：“我一生只是专心致力于济度众生，所以没有降伏恶魔的高超法力。但是，如果不将幽鬼妖魔等降伏，如何能建佛殿？要成就这件事，须从邬仗那聘请莲花生大师来吐蕃。他不仅能退治生死大海中一切灵鬼罗刹以及八种妖，并且还通一切陀罗尼密法，若能得此知识，一切幽鬼都可以退治。”
（二）莲花生大师入藏
莲花生大师，是印度邬仗那（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一带）国的密法大成就者，曾娶寂护大师之妹。寂护大师在初入吐蕃弘法失败后，认识到仅靠他自身的力量，无法应付吐蕃反佛势力的压力，于是他回到尼泊尔后力邀莲花生入藏地传播佛法。同时，自汉地取经归来的巴·赛囊也接到赤松德赞的诏谕，命令他再赴尼泊尔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巴·赛囊遵命前往，到达芝域时，正好与莲花生大师、寂护大师和精通占卜的尼泊尔僧侣邂逅，于是，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联诀入吐蕃弘法。
关于莲花生大师进藏的过程，在藏文史料中大多都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做了精彩的描述。
据说从进藏途中开始，莲花生大师便一路降妖驱魔，显现了种种神通法术，以密教咒术的威力不断地降服本教神祇，诸如青唐古拉山神之类的神灵和各种恶魔恶龙无一不伏倒在莲花生大师的脚下，纷纷立誓信奉佛法，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莲花生大师精妙高超、威力巨大的密法，使佛教在吐蕃得以扬眉吐气，给佛教在藏地的立足打开了局面。
这一次入藏后，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在赤松德赞的支持下，在吐蕃举行了各种规模空前的弘法活动。寂护大师主要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理论知识，莲花生大师则一方面显示神通法术，调服了诸多本教的凶神，如著名的十二丹玛等，将他们收服并纳入到佛教的护法神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向吐蕃众人传授佛教密法，尤其是对一些父母双全的青年人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法术，这是莲花生大师首次在藏地公开传授的藏传佛教的特异功法。
四，桑耶寺，“初试七人”与译经活动
在莲花生大师和寂护的倡导以及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于774——778年间兴建了藏地第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正规佛教寺院——桑耶寺。这个寺院在当时赞普的冬宫所在地附近，地属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桑耶镇。莲花生大师勘查决定了它的建寺地点，寂护大师负责它的规模设计，而寺的奠基则是由赤松德赞主持。
桑耶寺的构造是以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也有人认为它是以佛教徒想像中的世界结构为建筑的基本概念，也有人认为它是仿造佛教密宗的坛城——曼陀罗所造的。寺的中心主殿是一座三层大殿，底层房屋建筑采用了藏人建筑形式，中层楼房建筑采用了汉族建筑形式，上层楼房建筑则采用了印度建筑形式，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三样寺”。
一直到桑耶寺建成之前，在藏地都还没有产生过本土的出家僧尼。在桑耶寺竣工之后，由寂护担任了寺院的堪布，赤松德赞派人去印度请来了12位“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协助寂护开始尝试剃度藏族贵族青年出家。第一次受戒出家的人共有7位，史称“初试七人”或“七试人”、“七觉士”。这七人的具体姓名，在早期和晚期的资料中不太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有意希旺波（巴·赛囊）、贝扬、毗卢遮那（遍照护、贝若遮那）、桑希和仁钦乔。
在那之后，赤松德赞的妃子赤杰芒姆赞和姨姆尊姆杰等贵族妇女约30人跟从了汉僧摩诃衍受戒，出家为尼。在这些王公贵族的带动下，吐蕃本族僧侣迅速发展，陆续出家的前后共有三百多人。
赤松德赞又从印度、汉地等多地请来了许多佛教学僧和高僧大德来到藏地，协同吐蕃本土的僧人一起进行了规模极大的译经工作。桑耶寺设立的规模宏大的译经院，成为了藏地历史上最早的专业翻译机构，当时的翻译事业在吐蕃空前盛行，在译经院从事译经和学习译经的大小译师有上千名之多。
当时译经的场面，在《桑耶寺简志》中如此描述道：译经僧人均盘腿相向而坐，一人诵经，一个口译藏语，居高位的年迈高僧厘正译语，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笔写在梵策形经纸之上。当时聚集于桑耶寺译场翻译佛经的，除了西藏初出家的“七觉士”和印度的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以外，还有内地和尚帕桑、玛哈热咱、德哇、摩诃衍、哈热纳波等人。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翻译汉地医著和无形算等书籍。这些各地来的译师在札觉加嘎林广译三藏教典。这时所译的佛经编目，先后编定成了《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这三大目录，就成为了后来编辑藏文《大藏经》的重要依据，编者注）。
有的资料上说，那时本教徒在一部分贵族的支持下也努力翻译并编写本教经典。赤松德赞安排他们和佛教徒同在桑耶寺内进行翻译工作，又从香雄邀请了香日乌金等几位有名的本教法师，还令佛教徒毗卢遮那也去翻译本教经文。
五，两次大辩论
在赤松德赞期间，还发生了藏族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两次由赞普亲自主持的辩论大赛，第一次发生在佛教和本教之间，第二次发生在佛教内部的渐修派和顿悟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