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岁离开学校，在西联做童工，每星期工资6．25美元。但他从未放弃寻求教育的意念。他不坐车、不吃午饭把钱省下积攒起来，直到可以买一部《美国名人传全书》——之后他做了一件从未曾听说过的事情。他读了名人的传记，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寄来有关他们童年时代的补充材料。他是一个喜欢静听的人。他鼓励名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写信给那时正在竟选总统的加菲大将，问他是否真的在一条运河上做拉船童工；加菲给他写了回信。他写信给格莱德将军，询问某一战役；格莱德给了这位14岁的孩子一张地图并邀请他吃晚饭，与他谈了一整夜。他写信给爱默生并希望爱默生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这位为西联送信的小孩不久便和全美最著名的人通信：爱默生、勃罗克、夏姆士、浪番洛、林肯夫人、爱尔各德、秀门将军及戴维斯。
他不只与这些名人通信，而且在他们假期的时候去拜访过他们中间的好多位，作为他们家里受欢迎的一个客人。这种经验，使他产生了一种无价的自信心。这些名人激发了他的理想与志向，转变了他的人生。而所有这些，仅是因实行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原则而已。
马可先生大概算得上世上最优秀的名人访问者，他说多数人不能让他人对自己产生好印象，由于他们不注意静听。“他们只关心自己下面要说什么，他们不知道用耳朵。一些大人物曾告诉我，他们更喜欢善于静听者而非善于谈话者，但能静听的能力，仿佛比任何其他好性格都少见。”不只大人物要求他人善于静听，平常人也这样。《读者文摘》中曾写道：“许多人之所以请医生，他们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静听者。”
在美国内战最紧张的时候，林肯写信给在伊里诺斯春田的一位老朋友，请他到华盛顿来商讨一些问题。这位老朋友到白宫拜访，林肯与他谈了数小时关于释放黑奴的宣言是否适当。讨论数小时以后，林肯与他的老朋友握手道声晚安，送他回伊里诺斯，竟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整个谈话中所有的话都是林肯说的，那仿佛是为了舒畅他的心境，“谈话之后他似乎稍感安适”。这位老朋友说，林肯没有要求得到建议，他只要一位友善的、同情的静听者，使他能够发泄苦闷。那是我们在困难中都需要的，那常是仇怒的顾客所需要的，一些不满意的雇员，感情受到伤害的朋友也都是如此。
假如你想让周围的人躲避你，背后笑你，甚至轻视你，这里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决不静听别人说话，不断地谈论你自己。假如在别人谈话时，你有自己不同的意见，别等他说完，他没有你伶俐。为什么浪费你的时间去听他无谓的闲谈？立即插嘴，在一句话当中打断他。
那些讨厌的人就是为自私心及自重感所麻醉的人。那些仅谈论自己的人，仅为自己设想。而“仅为自己设想的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德勒博士说，“是无可救药的缺乏教育者。”“他的确没有教育”，巴德勒博士说，“无论他怎样受人教导。”
因此，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那就先做一个注意静听的人。要使人对你感兴趣，那就先对人感兴趣。问别人喜欢回答的问题，鼓励他谈论自己及他所取得的成就。不要忘记在与你谈话的人，对他自己、他的需要、他的问题，比对你及你的问题要感兴趣100倍。他留意他颈上的痣比注意非洲的40次地震还要多。下次当你开始谈话的时候，就想着这一点：假如你要使人喜欢你，那就记住第二大原则：
“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鼓励别人谈论他们自己。”
§§§第三节说服他人的良法
承认自己也许会弄错，就能避免争论，而且，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宽容大度，承认他也可能有错。
当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承认，假如他的决策能有75％的正确率，就达到他预期的最高标准了。像罗斯福这么一位本世纪的著名人物，最高希望也只有这样，那么你我呢？
假如你有55％的胜算把握，大可以到华尔街证券市场一天赚个一百万元；假如没这个把握，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用一个眼神，一种说话的声调，一个手势，就像以话语那么明显地告诉别人他错了——而假如你告诉他错了，你以为他会同意你吗？绝不会！由于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这会促使他想反击，但决不会使他改变心意。即使你搬出柏拉图或康德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固执己见，由于你伤了他的感情。
永远不要如此开场：“好，我证明给你看。”这句话大错特错，等于是说：“我比你更聪明。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使你改变看法。”
那是一种挑战，那样会挑起战端。在你尚未开始之前，对方已经准备迎战了。
即便在最温和的情况下，要改变别人的主意都不容易。那为什么要使它更不容易呢？
为什么要给你自己增加困难呢？假如你要证明什么，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来。技巧要到家，使对方察觉不出来。
“必须用若无实有的方式教导别人，提醒他不了解的仿佛是他忘记的。”
三百多年以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说：
“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你只能协助他自己学会这件事情。”
正如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查士德·斐尔爵士对他的儿子所说的：
“假如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比他聪明。”
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
我不能奢望比苏格拉底更高明，所以我不再告诉别人他们错了。我发现，这么做会有收获。
假如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是的，即便你了解是错的——你若这么说不更好吗？“唔，是这样的！我倒另有一种想法，但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假如我弄错了，我很愿意被纠正过来。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吧。”
用这种句子“我也许不对。我经常会弄错。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的确会得到神奇的效果。
不论什么场合，没有人会反对你说：“我或许不对，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班上一位同学叫哈尔德·伦克，他是道奇汽车在蒙大拿州比林斯的代理商，他就运用了这个方法。他说，销售汽车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于是他在处理顾客的抱怨时，常常冷酷无情，因此造成了冲突，使生意减少，以及产生种种的不愉快。
他在班上说：“当了解这种做法的不利后，我就试试另一种办法。我会这样说：‘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真是不好意思。关于你的车子，我们可能也有错，请你告诉我。’”
“这个办法很能够使顾客解除武装。而等到他气消了之后，他经常就会更讲道理，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很多顾客还由于我这种谅解的态度而向我致谢。其中两位还介绍他们的朋友来买新车子。在竟争剧烈的商场，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客。我相信对顾客所有的意见表示尊重，而且以灵活和礼貌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有助于胜利。”
你承认自己或许会弄错，就绝不会惹上困扰。这样做，不但会避免所有的争执，而且能够使对方跟你一样的宽宏大度，承认他也可能弄错了。
假如你肯定别人弄错了，而率直地告诉他，可知结果会怎样？我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施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最近在最高法院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案子牵涉到一大笔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施先生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六年，对吗？”
“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施先生最后在我的班上讲述他的经验说：“似乎气温一下就降到冰、点。我是对的；法官是错的。我也据实地告诉了他。但那样就使他变得友善了吗？没有。我依然相信法律站在我这一边。我也了解我讲得比过去都精彩。但我并没有使用外交辞令。我铸成大错，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丰富的人错了。”
没有几个人具有逻辑性的思考。我们许多人都犯有武断、偏见的毛病。我们许多人都具有固执、嫉妒、猜忌、恐惧和傲慢的缺点。于是，假如你很想指出别人犯的错误时，请在每天早餐前坐下来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这是摘自詹姆士·哈维·罗宾森教授那本很有启示性的《下决心的过程》。中的一段话：
我们有时会在毫无抗拒或热情淹没的情形下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假如有人说我们错了，反而会使我们迁怒对方，更加固执己见。我们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假如有人否定我们的想法时，反而会全心全意维护我们的想法。显然不是那些想法对我们珍贵，而是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我的”这个简单的词，是做人处世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妥善运用这两个字才是智慧之源。无论说“我的”晚餐，“我的”狗，“我的”房子，“我的”父亲，“我的”国家或“我的”上帝，都具备相同的力量。我们不但不高兴说我的表不准，或我的车太破旧，也讨厌别人纠正我们对火车的知识、水杨素的药效或亚述王沙冈一世生卒年月的错误……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以往惯于相信的事，而假如我们所相信的事遭到了怀疑，我们就会找尽借口为自己的信念辩护。最终呢，多数我们所谓的推理，变成找借口来继续相信我们早已相信的事物。
杰出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为人之道》一书中写着：
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如此说，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多数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或信念的时候，我们差不多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正常吗”“这不合道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实际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怎样的意义。
有一次，我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我家布置一些窗帘。当帐单送来时，我大吃一惊。
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看到了那些窗帘。她问起价钱，而后面带得意之色地说：“什么？太离谱了。我看他占了你的便宜。”
真的吗？不错，她说的是实话，可是没有人肯听别人贬低自己判断力的实话。于是，身为一个凡人，我首先为自己辩护。我说贵的东西必有贵的价值，你不可能以廉价的价钱买到高品质又有艺术品味的东西，等等。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也来拜访，首先赞扬那些窗帘，表现得很热心，说她渴望家里也能负担得起那些精美的窗帘的费用。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说句老实话，”我说，“我自己也承受不起。我付的价钱太高了，我后悔订了它们。”
当我们错的时候，或许会对自己承认。而假如对方处理得很巧妙而且和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以自己的坦白率直而自豪。但假如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最杰出的报人哈利斯·葛里莱，激烈地反对林肯的政策。他相信以论战、嘲弄、詈骂就能使林肯赞同他的看法。他发起攻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林肯遇刺的那天晚上，葛里莱还发表了一篇尖刻、粗暴、攻击林肯的文章。
那些尖利的攻击使得林肯同意葛里莱了吗？一点也没有。嘲弄和詈骂是永远办不到的。
假如你想了解一些有关做人处世、控制自己、增进品格的理想建议，不妨看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最引人入胜的传记之一，也是美国的一本古典名著。
在这本自传中，富兰克林叙述他怎样克服好辩的坏习惯，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能干、最和善、最圆滑的外交家。
当富兰克林还是个毛躁的年轻人时，有一天，一位教友会的老朋友把他叫到一旁，尖刻地训斥了他一顿。情形大体如：
“本，你真是无可救药。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你的意见变得太尖刻了，使得没有人承受得起。你的朋友发觉，假如你不在场，他们会自在得多。你了解得太多了，没有人能再教你什么；没有人打算告诉你些什么，由于那样会吃力不讨好，又弄得不愉快。于是你不可能再吸收新知识了，但你的旧知识又很有限。”
我了解富兰克林的优点之一是，他接受了那些惨痛的教训。他已经够成熟、够明智，以致能领悟也能发觉他正面临社交失败的命运。他即刻改掉傲慢、粗野的习性。
“我立下一条规矩，”富兰克林说，“决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见，也不准自己太武断。我甚至不准许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措辞太肯定。我不说‘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假设’、或‘我想像’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或者‘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我不以为然的事时，我决不立即驳斥他，或立即指正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看来仿佛稍有两样等等。我很快就领会到改变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接受，更有助于减少一些冲突；我发现自己有错时，也没有什么难堪的场面，而我碰巧是对的时候，更能让对方不固执己见转而赞同我。
“我一开始采用这套方法时，的确觉得和我的本性相冲突，但久而久之就愈变愈容易，愈像我的习惯了；而或许五十年以来，没有人听我讲过一些什么太武断的话。（我正直品性下的）这个习惯，是我在提出新法案或修改旧条文时，能得到同胞重视，并且在成为民众协会的一员后，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并不善于辞令，更谈不上雄辩，谴词用字也很迟疑，还会说错话；但普遍来说，我的意见还是得到了广泛地支持。”
北卡罗莱纳州王山市的凯塞琳·亚尔弗瑞德，是一家纺纱工厂的工业工程督导。她提出了她在接受训练前后，怎样处理一个敏感的问题：
“我的职责的一部分，”她报告说，“是设计及保持种种激励员工的办法和标准，以使作业员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纱线，而她们也能赚到更多的钱。在我们只生产两三种不同的纱线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方法还很不错，但是最近我们扩大产品项目和生产能力，以便生产十二种以上不同种类的纱线，过去的办法便不适用了，于是也就不能激励她们增加生产量。我已经设计出一个新的办法，使我能够根据每一个作业员在任何一段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纱线的等级，给予她适当的报酬。设计出这套新办法之后，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决心要向厂里的高级职员证明我的方法是正确的。我详细地说明他们过去用的办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他们不能给予作业员公平待遇的地方，以及我为他们所准备的解决方法。可是，我完全失败了。我太忙于为我的新办法辩护，而没有留下余地，让他们可能不失面子地承认老办法上的错误。因此我的建议也就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