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从肮脏破旧的开罗机场起飞时，陈非觉得自己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老天保佑，这一路上大爷们并没有给他找太多麻烦，让他能够不辱使命，领着大爷们从德国转到埃及，再平平安安转回国。当然，现在还不算完全平安完成，因为飞机离开开罗后不是直接飞回国，而是还要经停一次阿姆斯特丹转机。不过到了阿姆斯特丹也就差不多了，没有签证，大爷们不能离开机场的，也就不必担心他们流连于性都的繁荣。
只是这一次停留的时间长达9小时，加上时差的关系，着实有点难熬。不过机场很大，里面也设了不少商店，尤其包括免税商店，可以让有钱大爷们好好逛逛。之前行程太紧，几乎没什么逛街购物的时间，眼下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补偿一下，聊胜于无。
陈非交代了注意事项，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一定要在登机时间一小时之前集合。然后他找到了一个休息处，靠在休息处的皮椅上，不停地掐着自己的手背以防打起盹来。在此之前，他把随身带着的书包口朝下压在脑袋下面，以便确定即便自己不小心睡着了，里面的东西也不会丢。
皮椅很软和，机场里也很温暖，但毕竟这种环境还是无法和真正的睡床相提并论。陈非好几次差点睡着，脑袋刚垂下去又醒了过来。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在自动售货机买了两罐罐装咖啡，咕嘟咕嘟都喝了下去，这才觉得精神好了些。
精神好了又难免胡思乱想，想着再过一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回到北京，心里有些向往，但更多的是发愁。就算见到了苏小麦，除了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他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苏小麦、也是帮助自己击败太后。太后手里握着的是亲情牌和房子这个硬指标，那不是说两句好话可以糊弄得过去的。自己真的可以眼睁睁看着苏小麦和她的亲生父母断绝关系？这简直像是电影和小说里的狗血情节，带着一股琼瑶式的咸味——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像是个笑话。但这个笑话偏偏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自己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大笑话。
陈非觉得自己男人的尊严正在飞速地丧失，他非但不能给予苏小麦幸福，就连正常的家庭关系都要给她破坏掉，这样做人真是丧权辱国岂有此理。他疲惫地揉揉太阳穴，感到这一段时间以来用脑用得太过度了，在国外的时候，尤其在埃及暴烈的日光下，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头晕和胸闷，这已经不能用普通的神经衰弱来解释了，估计有点疲劳过度。
回去之后好好休息两天吧，他想。正好出国展每次回来都会给两天假期休息和倒时差，可以大睡两天。
正想到这里，视线里忽然出现一个大胖子——比他还胖——急匆匆地向他跑过来。那是一名来自浙江的展商，心宽体胖，和陈非关系不错，平日里相互称呼大胖二胖。
“了不得了，二胖！”大胖嚷嚷着，“我的客人和老外吵起来了，我又不会英语……”
“在哪儿？”陈非一跃而起。大胖所说的客人，是他的企业所在地的外事处的处长和副处长。大胖平时做生意经常要仰仗二位处长的关照，所以借着这次出国的机会，炮制了假的在职证明，让二位处长假冒他的员工，拿到邀请函随他出国玩一趟，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陈非跟着大胖跑到事发地点，那是一个卖表的专柜，离陈非所在的休息处还挺远，走了十五分钟才到。正处长正在操着带江浙味道的英语和售货员激烈地争吵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副处长在一边帮腔，满脸义愤。
“怎么回事？”陈非赶忙发问。
正处长没搭理他，继续教训售货员。副处长嘴里愤怒地哼哼着：“太不像话了！这些洋鬼子！”向陈非讲述了事情经过。原来是二位处长在这里想要买表，依照在中国小商品市场里的习惯，一块块的表拿起来又看又听，有点惹恼了售货员，嘴里开始嘀嘀咕咕“这些中国人”如何如何，显然是对中国人一直有所成见。但正处长碰巧学过荷兰语，听懂了他嘀咕的内容，当即勃然大怒，他的荷兰语说的不流畅，于是用英语和对方吵了起来。
陈非听完，松了一口气，他开始担心二位处长被当成小偷了，那麻烦就大了，现在这点事情，几乎每次出国都会碰上，纯属小儿科。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劝住了处长，向他保证自己将会向机场方面投诉该售货员，让大胖半扶半架把处长带走了。然后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真的打算找地方去投诉那名售货员——每次遇到这种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的家伙，都能激起陈非的火气。再说了，时间那么多，闲着也是闲着。
他走出几步后，忽然觉得有点什么东西不对，但又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不对。又走了几步，这种“肯定有点什么东西不对，但老子一时半会儿就是反应不过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肩膀，忽然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把自己一直压在脑袋下面的、平时总是挎在肩上的书包忘了，忘在了休息处的皮椅上。
有一个词叫做魂飞天外，有一个词叫做魂不附体，还有一个词叫做魂飞魄散——不管哪一个词，用来形容现在的陈非都挺恰当的。自从大学毕业从此不必再上体育课和参加体育考试开始，陈非还从来没有这样跑过。他跑在路上，所有人都瞪眼看他，还有的以为他是偷了东西的贼，出于正义心想要拦住他，但都被这个胖子像足球场上梅西过人一样轻松甩掉。
——我把书包给忘了！陈飞的眼睛都快要充血了。包里装着一些诸如随身听之类的小物件，那并不要紧；还有一些旅行支票，也不算要紧，因为只有陈非自己的签名才能取到钱；但里面装着他的护照和机票，这玩意儿很要命，离开这两样宝贝他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机场里呆着。
而最最最最要命的是，包里还装着五千欧元公费，一路上花了一部分，又取了两张旅支补足，换算成人民币要超过四万——已经超过了他的全部积蓄的一半。本来房子离他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再赔掉这笔钱，基本等同于自己这几年的辛苦统统付诸东流，全白费了。有一个好处是，人民币不断增值，这五千欧元已经不能像几年前那样换出五万多块钱了。
那一刻陈非脑中空空，什么都不能想，什么也不敢想，他怕再多想下去自己就要发疯了。之前他和大胖快步走过去花了十五分钟，现在跑回去只用了五分钟，睁大眼睛往皮椅上一看：书包已经不在了。
陈非两腿一软，跌坐在离他最近的一张椅子上，不知道该作何想法。他从小到大都并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否则也不会断断续续借给杜愚那么多钱——明知多半还不上。然而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钱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甚至可能改变他未来的命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丢失了一笔穷人标准下的巨款，这四万多块钱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陈非瘫坐在椅子上，有那么两分钟的时间完全不知道自己脑子里还装了些什么。这时候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过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抬头一看，是同行的展商庄大姐，性喜助人为乐。
“你刚才跑那么急干什么？”庄大姐温和地说，“把背包落在椅子上了都不知道，幸好我就在那边，帮你把包拿过去了。”
说完，她把陈非的书包递过来。
非常奇怪，陈非觉得自己此刻理应有一些欣喜若狂、如获重生之类的感觉，但事实上，他没有。他只是很镇静地接过了书包，道了一声谢，然后重新坐下来。书包失而复得了，但刚才的恐惧感仿佛还盘旋于心间，一点没有退散。
他伸手摸了一下脉搏，发现心脏跳得很厉害，至少每分钟有一百二十下。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的手也在止不住的发抖。
好累啊，陈非觉得自己现在才想起来该怎么喘气，然后他就不停地喘气，似乎空气里的氧气含量不够了。
人在魂不守舍的时候，就会忽视了时间的流逝之慢。陈非喘着气，不知不觉九个小时到了，展商们也都按时回来报道。他领着大家走向海关，一路上觉得身体有点不对劲，腿脚直发软，至于到底哪里不对劲，一下子也说不上来。
之后的路程并没有出什么岔子——人也不能点背到干什么都出岔子——飞机把大家带回到上海，展商们纷纷向陈非表示感谢，因为他一路上服务尽职尽责，有的展商干脆就说：“明年的展会要是还是你带团就好了。”
陈非送走了展商，自己再去买机票飞回北京，发现时间最近的一趟航班在虹口机场，不然还得多等五个小时。这时候他已经对等待这种事情厌烦到了极点，二话不说买了票，然后跳上直通大巴。
大巴一路穿行过市区，陈非靠在窗边，觉得坐大巴比坐飞机好多了。坐飞机的时候，看出窗去只有一片白茫茫的云气，看久了实在很无聊，坐在大巴上至少可以看到很多人，很多楼房，还有街边五彩斑斓的广告牌。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的外壳，虽然仅仅是外壳，也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北京一样，这里也有无数外地人像鱼儿一样游入这座大池塘，期冀着在这里改变他们的命运。有一种说法叫做“逃离北上广”，但事实上，真的愿意逃离的能有几个呢？更多的人还是怀着满腔的憧憬削尖了脑袋硬往里挤，全然不畏惧可能的头破血流的结局。
他想起自己的好友徐晓，已经在上海过上了房奴的生活。她嘴上倒是不停抱怨房奴的日子多么辛苦多么疲累，但心里未必不是乐在其中。人们都有自己的幸福，为了幸福付出一点代价理所应当。假如真觉得成为上海的房奴就是一种幸福的话，为了这种幸福而辛苦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起码陈非就很羡慕她。
一个来小时的飞行后，再坐上一个多小时的车，劳顿的旅程终于划上句话。陈非回到家，扔下行李，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把身体摊在床上好似一张煎饼，酣然入梦。醒来时已经是深夜，苏小麦正坐在床边，忧虑地看着他。虽然大半个月不见，两人把一切多余的话都省掉了，直接面对最难缠的大问题。
“我妈这两天也不给我打电话了，”苏小麦说，“所以我心里更没底了，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我怎么办？还这样一直拖下去么？”
“我想了一路都没想明白，”陈非叹息着摇摇头，“不搭理你妈肯定不行，但是要和她谈谈的话，该怎么谈？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除非天上能掉五百万砸到我的脑门上，不然她恐怕怎么都不肯改口的。”
两个人愁容不展，说了老半天，仍然没有说出什么有建设性的主意来。其实陈非知道，摆在眼前的无非就是两个选择，要么苏小麦真的和家里彻底闹翻，要么两个人分手，但这两个选择没有一个能说得出口。所以只能学习鸵鸟，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运用起拖字诀，拖得一天算一天。
真烦，烦死了，陈非觉得后脑勺又开始一阵阵地疼，空气里的氧含量似乎又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