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没说，给她把每一瓣柚子都剥好皮放在碗里，进屋里拉出了箱子。她把我的所有东西都整理进了箱子里，其中还有一些我认为的其实是她的东西。比如她给我织的围巾。我觉得这条围巾属于她，因为是她织的。但我送给她的礼物并未在这个箱子里，我平衡了许多。我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只留了衣服和书。
出来时我看见她捧着装满柚子的碗，对我说，可能以后我再也不会买柚子吃了。
我说，可惜了，我最爱吃了。
她说，是啊，你恨不得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我说，如果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话，或许我就不爱吃它了。
她说，还好只有冬天才有。
我说，你不会再买了，它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又或者它有还是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说，至少我知道它是存在的。
我说，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拿起一瓣吃了起来，对我说，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意义。
我想她说的对，如果任何事情都要有什么意义，那样活着或许会很累。我对她说，嗯……那我走了。
她说，我知道你不会搬回家住，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地址我现在写给你。
我说，不用了，我已经有地方住了。
我把钥匙放在鞋柜上，对她说，你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我？
她哭了，却笑着。
于是我拖着箱子离开，没有感到云淡风轻，也没有心情更加沉重，只是依然无奈着。
我深吸一口气，感受北京浓重的气息，这股气息让我清醒，它提醒我：你该找房子了，你该找工作了，你或许，也该找女朋友了。
莫名其妙吗？
莫名其妙。
我在北京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不时地抬头看一眼高楼大厦，拖着箱子，像一个进了花花世界的懵懂少年。此时此刻好像任何景物在我眼里都显得光怪陆离，那些高楼为什么都是长方形的，为什么建在这里而不建在别处；那些汽车轮子为什么都是圆形的，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塞进狭小的空间里去；那些电线为什么都是直的，仰头望去的时候眼里那片被电线切割得体无完肤的天空难道好看吗？
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知道；这些答案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有什么意义”。
我想我曲解了女友的话，不过曲解还是正解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意义”。
我陷入了某种逻辑悖论之中，直到看见“我爱我家”的租房广告，我才从混沌的思维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并不担心找房子的事情，我有很多去处，不过都是我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总好过没去处。于是我就这么耗着。身处北京，我没有任何的紧迫感。那些匆匆来去的人啊，你们在想些什么呢？天当被，地当枕，铺上报纸都是床，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或许有人会回答我，被我要天蚕丝的被，枕我要汉白玉的枕。或许我会回答这人，那你丫快去吧。
诚然，我对北京并没有好感，我不生在这，也几乎不长在这。几年前父母因为工作变动调来北京，我也跟着来了北京，考了北京的大学，找了北京的工作，有了外地的女朋友。现在我毕了业，辞了职，也分了手。
寻常吗？
挺寻常的。
路过一家药房时，我想起昨天老中医给我开的处方。我又想起昨晚我确实不是十分刚猛，于是进去买了药，买完药之后又苦笑起来，我又没有女朋友，刚猛有什么用。
买了药之后我全身上下只剩19块5毛钱的现金，旁边正好有一家工商银行，于是我拖着箱子进去取钱。工行卡里的余额是98块，取款机取不出来，柜台排队的人又太多，我只好拖着箱子又出来。临街而立，我有一种大漠孤鹰的感觉，那种盘旋了三天三夜也没见着一条蛇的落寞感。
这时从我身旁窜出两个人，抬起我的箱子，撒腿就跑，一路狂奔。我下意识地追了上去。可能他们两个人觉得箱子挺沉，估计是金条，跑得格外玩儿命。
我追了大概有五百米，实在追不动了。还好买的药在手里，我这身子可能真是有点虚。
无奈我只好报了警。北京的出警速度很快，在号称世界最堵的交通环境下，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到了现场。来的民警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位老民警，老得又点过分了，让我怀疑警察这种工种是不是也搞返聘。女的我认识，昨天相亲那位姑娘。
她居然是个警察，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卖保险的。她没和我打招呼，只是让我出示证件，例行公事地问了我一些问题。老民警说去调银行监控录像，于是三个人便进了银行的监控室。这两个人显然是惯犯，在如何避开监控摄像头这方面很有经验。被监控摄像头抓住的画面里，两个人黑鞋黑裤黑衣黑帽子，还是个背影。
反复盯着录像看了一会儿，老民警说，惯手，就这片儿的，回局里调资料。说着老民警就下楼了。她让我跟着回去录份口供，我说算了。她让我留电话给她，有什么消息通知我。
我只好给了。
箱子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无非是些衣服和书。本来女友还塞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我又全部拿了出来。不然被抢了，我也不会这么轻松。
一场闹剧过后，我的心情没有太大的波动，甚至放松了很多，空出的手揣进兜里，又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不知不觉间，我逛到了地安门。我想起了“one night in北京”里的那句歌词：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动真情。我看着地安门外来来往往人群，也没见谁动了真情。
我知道，情歌歌词都是骗小孩的。我没被骗，可在女友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孩。我想起了大学时某个冬天的傍晚，女友破天荒地要我带她出门，她要去地安门。她想去，我便带她去了。她在地安门吻了我。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刮着寒风的夜里去地安门，后来我懂了。可是她不知道，真正的地安门早已在几十年前就灰飞烟灭了。北京的城市建设毁掉了所谓的浪漫，不过还好，她并不知道这一切。
北京的天照例早早就黑了下去。我走过地安门，依旧闲逛着，直到接到相亲的姑娘给我打来的电话。
她说，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我说，好啊。
我晃晃悠悠到了约定的地点，她又打来了电话。
她问，你到了吗？
我说，刚到，你在哪呢？
她说，不好意思啊，你得等我一下，派出所刚来了一个上访的大爷，我得接待一下。
我问，接待？
她说，就是把他稳住。
我接着问她，上访怎么会跑到派出所来？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倒是对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先来所里，这个大爷没吃东西，你看你能不能给他买份饭过来？
我心想无事，也想去看看哪个地方的领导又摁不住自己的子民打搅中央来了。我在餐馆里买了份饭，便去了派出所。
刚到派出所里，正看见她给老大爷介绍派出所的领导。派出所领导看上去一副正气昂然的样子，身材保持得不错。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他是长年奋战在警务工作第一线的劳模，因为派出所墙上的劳模宣传海报实在是太大了。而老大爷看上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头发略显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黄土高坡上的沟壑一般。老大爷死死拽着手里的上访信，怎么也不愿意交给派出所领导。
我上前和她打了个招呼，把饭递给大爷，大爷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我不吃。
她在一旁说道，大爷您先把饭吃了，您的问题咱慢慢说，陈所长今晚一直在这。
她说完这句话，老大爷埋头便开始吃了起来。我扭头一看陈所长，此时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估计是光线的问题。陈所长耐心地观看了老大爷吃饭的全过程，在此期间，他与一旁的大队长亲切地就“老大爷吃得这么香到底是饿了几天”的问题交换了看法，气氛亲切而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