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仔细阅读过这些诗后，毫不夸张地说，她被击中了。按照她的说法，那是她近20年编辑生涯中读到过的“最美的诗”。
她一口气阅读下去，等到这400多首诗读罢，抬起头一看，时钟指向10点半，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
为了让头脑清醒一点，她走到办公室附带的露台上去，尽管那天刮着四五级北风，但是她却丝毫不觉得冷。抬起头，她看到猎户座如同镶嵌在深蓝天鹅绒幕布上的钻石一样，在天顶耀耀生辉。
她看到海洋、黎明、佛像、宋瓷的碎片和黄昏，看到东京、台北的人群、看到一千尊观音、一百座庙宇和一座宫殿的中心，看到一个残破的深夜（那是在纽约），看到垂死**干瘪的老女人和她年轻瘦小的情人，她看到朔风、晨雾、海滩和每一颗沙粒，看到死人在夜晚吐出猩红冰冷的舌头，看到枯萎的鲜花、腐败的食物和女人潮湿的****，她看到了****本身，她听到城市里的恋人们在天桥上、公园黑暗处的喃喃低语，看到了梁武帝的宫词、姜夔和金瓶梅，也看到空无一人的卧室和两面镜子之间的游戏，它们互相反映，直至无穷……
这些诗，尤其是长诗，具有极其瑰丽的色彩、近乎完美的韵律和形式感。她从中能看出作者在中国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上的造诣都极深。但这些都不是对她而言最致命，或者说真正的一击而中之处。这些诗中最为吸引她的，是一种纯粹的皮肤冲击力——她甚至不能用“愉悦”、“感动”或“优美”这样一些简单温和的好词来形容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说到底，诗歌是比小说和其他文字形式更为简单、物质和有形的一种东西，诗人必须具有某种直截了当的力量，”她说：“这其实跟事后人们分析的辞藻优美、格律或技巧高超毫无关系。”
她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位诗人至少有70岁了。
她所认识的这个岁数的文人，如今大多数都在家修身养性、含饴弄孙了，剩下一小部分的活跃分子则正在作大师状对外大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他们的创作力早已经随着年龄坠入低迷了。但在此人的诗里，**也罢，孤独、恐惧也罢，死亡也罢，这些被人们写滥的题材，却统统洋溢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力。有的诗则流露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或者说，简直是****的嘶叫——其中蕴含的力量，连如今崭露头角的一些年轻诗人都鲜有能敌。
同时，也许是时间和年龄带来了经验和控制，诗中的四溢的生命力并未失控，就像一个在经验和体力上同时达到了巅峰的**高手一样——正是这种强烈的矛盾和反差让她深深为之着迷。
此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便早早成名，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华语文坛，据说，他在90年代后期便携家人隐居纽约不再写作了。为了做些功课，女编辑草草翻阅了一下他过去的作品。奇怪的是，诗人早年的小说、独幕剧也好，诗歌也好，在现在看来只是开风气之先，偶有惊人之笔，但绝非退隐十年后写出的作品这样精彩绝伦。
“也可能因为我们在审美上有某种频率是一致的，所以我才会对他的诗有着如此强烈的惊艳感，”她说。事实上，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这些诗的第一反应是尴尬，他们似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某种冒犯。
这些诗未必适合吟咏，但它们如同在暗夜中一朵朵缓慢绽开花瓣的恶之花，是为最好的纸张和字体而生的——她几乎可以立刻想象到这些诗被印刷出来的样子。
“真的有那么好？”我说：“我的好奇心彻底被你引逗起来了。”
“想象不出来吧？”
“是啊，”我回答：“大学时期，我好歹还是读过几本诗集的。”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代任何一位健在的大师的作品与之相比都如同老年文士之间彬彬有礼的辞赋酬答或****一样乏味。”
我依言闭目想象了一会儿老年文人****的画面，未果。
闲话少说，她立刻与诗人联络，此人恰好在本市，于是，两人便约好了见面时间。
两天后，他们在一个允许抽烟的咖啡馆碰了头。她在此之前搜资料时看过诗人的照片，大概是他四五十岁时照的，相貌普通但神采奕奕。因此，当一个白发老人忽然出现在面前时，她多少有些失措。
诗人有一张和年岁极为相称的脸，皮肤松弛暗沉，白发稀疏，牙齿因为抽烟频繁而变黑，活脱脱是那张四五十岁照片的衰老版。但好在此人并未发胖，风度翩翩，穿着也甚是简洁大方：深蓝色开司米毛衣、法兰绒衬衫搭配LEVIS 501牛仔裤。他面带亲切的微笑，手指冰凉，和女编辑握手的时间很长很用力。
女编辑随身带去了诗稿，上面花花绿绿贴着便签纸，标出了她格外喜欢的部分。听到她对这些诗由衷的赞美，诗人的眼中流露出喜悦之光。时值傍晚，咖啡馆中有几桌年轻人在大声谈笑，似乎是两个公司在此举行小型社交聚会，环境嘈杂。但两人完全不理会周围情形，闷头聊了起来。
两人铺天盖地谈起文学、电影和音乐。无论在诗歌、小说还是音乐方面，两人的爱好都很杂，而且有着很多共同点。比如，双方都是乔治·西姆农和雷蒙德·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迷，也都热爱巴洛克音乐。他们都认为格伦·古尔德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所录制的巴赫第五钢琴协奏曲中的第二乐章极为纤细动人，充满生之喜悦。他弹奏的两位英国16世纪作曲家奥兰多·吉本斯和威廉·伯德的作品亦十分精彩。奇怪的是，古尔德却完全无法正确地弹奏莫扎特，他自己十分偏爱的勋伯格也差强人意。他们也都认为，叶芝与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绝对是被高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多么美妙，但奥登和TS·艾略特却因为诗歌中的社会性如今在国内远比他受人重视，这是何等可惜可叹之事。而格雷厄姆·格林的The end of the Affair原本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宗教小说，却被出版社当成爱情小说大肆宣传贩卖，真是莫名其妙……
等两人好不容易停下来，发现居然已聊至深夜，咖啡馆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一个不耐烦的小伙计正在柜台前等着这对迟钝的客人结账，而一开始原本要谈的出版计划则毫无进展。
“我在这里还将停留一周，慢慢来，不着急，”临别时，诗人对她说：“能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很久没有这样畅谈过了。”
这绝非单方面的客套话，女编辑也深以为然。
就这样，他们在这家咖啡馆连续聊了一周，其中只有一天因为女编辑有要事在身实在推不掉，没能见面。
“聊了一周？”我瞠目结舌：“都聊什么了？”
“什么都聊。”
他们就像情人一样窃窃私语，无所不谈。除去小说、诗歌、音乐和电影，他们主要是聊那些年代久远的文坛轶事及诗人对他同代人各种八卦琐碎的回忆——如果他的记忆还靠谱的话。
两人往往从下午三四点钟见面（诗人因为年纪大了，必须睡午觉），一直聊到晚上九十点，然后各自裹紧大衣在寒风中叫出租车回家。
从这些谈话中，女编辑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一定有很长时间没有人这样专注和热切地倾听过他说话了——想想也确实如此，如今的年轻人们怕是早连此人为何许人都不知道了。幸亏女编辑的知识结构一向以老化和杂驳著称，所以才能与之对答如流。
在这些寒冷、晴朗的下午，屋外北风呼啸，诗人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过往从记忆的洞穴中拖拽出来，就像冰河世纪末期的克罗维斯人捕猎猛犸。谈着谈着，他的语言越来越接近他笔下的诗，变成了一种半是梦呓、怀旧半是超现实的东西——而女编辑则被这些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魔力攫住，深深沉溺进了这一过往的世界里。
在谈话过程中，诗人一根接一根抽烟，女编辑则一杯杯喝咖啡。由于都酷爱甜食，在谈话过程中，他们尝遍了这个咖啡馆的甜品，从提拉米苏、香蕉麦芬到大理石奶酪蛋糕等等。事后，女编辑发现，自己的体重在这一周里至少增加了1公斤。
自然而然地，他们也谈到了感情生活。诗人的结发妻子已在8年前病逝，在妻子患病之前，他私下里的性冒险似乎并不比18世纪的著名花花公子卡萨瓦诺逊色——后者曾经在他那厚厚几卷回忆录里提到过116个有名有姓的女性，并且宣称他曾经拥有过几百个女人。
女编辑早在他同代人的回忆录的只言片语中发现，诗人一直以酷爱女人、美食和各种物质享受著称。他年少成名，又颇有几分家底，在各方面似乎都无往不利，是个世俗意义上不折不扣的成功者。尽管家庭生活大体算是美满，但他似乎热衷于在妻子眼皮底下冒险与各色女人们偷情厮混——大概是精力过于旺盛的缘故。
诗人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妻子去世三个月后。
那天，一直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诗人终于振作起来，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美式早餐——那是纽约一个明媚的冬日清晨，吃罢培根煎蛋，他抬起头，闭上眼睛，沐浴在阳光中。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冬日的太阳照得他的脸和肩膀暖暖的。这是妻子去世以来，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食物的美味。他清晰地意识到了时间的治愈力量——之前妻子患病和去世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正逐渐远离自己的肉体。
随着肉体突然松弛，代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生理性的恐惧。他也是第一次真正明白，妻子死了，消失了，不存在了，她再也不能像他一样感受到食物的美味和阳光的温暖了。而他，坐在纽约的公寓中，孑然一身——经历了几十年稳固的婚姻后，他几乎无法接受妻子在物理上已经不复存在的这一事实。
而夺走妻子的东西，那个东西，死亡——正如他诗中所写，这一事物正向他露出潮湿、猩红和阴冷的微笑。
“我这是才真正知道什么是老，什么是死，”说这话时，他抽烟的手指微微颤动：“不管我的精力如何充沛，睡过或者还能睡多少女人，作品还能重印多少次……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这是诗人真正意义上老年生活的开始。在此之前，他一直颇为自傲，觉得自己无论从精力还是体力上看，都不输给年轻人，时间给他带来的无非是财富和经验而已。在退出文坛的日子里，他十分悠闲，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宋词和种植花草，经常应邀回到台湾的几所大学讲课，同时背着妻子寻花问柳，过着在他人（尤其是女人）看来极为潇洒的生活。
但借由妻子的死，他忽然意识到，无论和多少女性厮混，无论健康和身材保持得多么好，无论将宋词讲解透彻到怎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接下来，在他生命中将会发生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死亡，像妻子一样疾病缠身痛苦而死也罢，猝然离世也罢——反正，他正行进在通向死亡的路上，前方除此之外便别无任何岔道了。
“有些人会从年轻时起就对死亡充满恐惧和好奇，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在年轻时，死亡对于我们的意义更多是修辞和审美层面上的。只有当人从生理上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时，才会真正理解死亡。这种感觉一开始让我非常恐惧，毫不夸张地说，我简直要被吓死了。”
就这样，诗人度过了非常难熬的一段时光，坐立不安，心脏经常有种抽紧感，像发心脏病一样，体重锐减。妻子死后，他连猎艳行为都停止了。没有了妻子作为婚姻的这一头的稳定存在，偷情所带来的刺激便烟消云散了。
对任何事情，他只要稍微上来一点兴趣，耳边便会响起：“那又怎样，你会死的”这样有节奏的低语，久而久之，这些低语汇成一股令人生畏的大合唱。无论何时，只要听到这一低吟，他便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瘫倒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干，什么也不能干。
他还发现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过去，他可以和人随意潇洒地讨论死亡，但如今，他耻于和任何人讨论年老或死的任何具体细节——那曾是他永远也想不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现在，他每天都能在肉体上清晰地看到自己正一步步进入年老的新动向，从皮肤长出老年斑、头发稀薄到男人的那玩意儿开始不受控制地垂头丧气（最终，连吃药也不管用了）。为此，他曾经试过一小时花几百美元跟心理医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除了拿到一堆抗抑郁药物，他和医生两人大眼瞪小眼唠叨了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对此得出任何结论。
“当然，时间一长，人也就习惯了，”诗人说：“这种对恐惧的习惯，可能比恐惧本身还让人觉得沮丧。”
为了记录这一切，他重新开始写诗了。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诗人对她讲起了“60岁中文系女教授”——这是他亘古不变的性幻想，他甚至在30岁左右为此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该文章不知道登在哪个短命的文学杂志上，早已湮灭无存，但这一形象却始终如幽灵般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与作品中。
“长腿细脚踝胸部扁平没屁股的60岁中文系女教授，****肥黑皮肤白皙浑身皮肉松弛……”他补充说：“短发单眼皮戴近视眼镜。”
“从年轻时起，我就盼望跟这样的女人肆无忌惮地**。”
初次听到这一切，女编辑也如同我一样，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她长出一口气：“好家伙，太逼真了。”
诗人饶有兴味，直直地注视她的脸，这一表情既非猥亵也非挑逗，就好像在谈论晚餐、股票涨落或者他同辈某人的绯闻一样。如果没有看错，他衰老憔悴的脸上甚至带有一点点怜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