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照例坐在郭荣的书桌上发表演讲，我满腹草稿，侃侃而谈，才辞丰赡，言语如流。
“人类的大脑体积在14岁达到顶点，思考力在12岁达到顶点。我15岁了，许多成年人的言谈在我眼里乏味又幼稚，他们连吵架都乏善可陈。那些说我早熟的人我想是他们太晚熟了，我跑得不快，我跑一个中等速度，你觉得我跑得快，是因为你在散步，成年人都在散步，那小孩怎么办，小孩只好爬了，不然怎么让你们领先啊，你们得继续保持年龄上的优越感，不是吗？刻意把小孩低幼化，说明我们的教育水平很难看，都应付不了一个智力正常发展的小孩。非得把小孩教得像你们那样，不思考，不创造，不讲理，依靠本能和人云亦云活着，你们就高兴了，我们是你们的下一代嘛，子不肖父怎么行呢？”
“在中国，我是个酷小孩，在美国，我就是个小孩。不对，在美国我也是个酷小孩，不论在哪个国家，有文学天赋的小孩都得算酷小孩，何况我拥有的还是汉语体系的文学天赋，哼，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之美，是无敌于天下的，每当我感到自己没生对地方，我就拿这个安慰自己。”
王建州推门进来，“你们在干嘛？”
“听周景吹牛皮。”郭荣说。
“我陪你们听，多一个人扛着，总归好受些，时间也过得快一点。”王建州大义凛然地坐下，郭荣颜石向他投以感激的目光。
见多了一个听众，我更加兴奋，议题与灵感跳跃，口水同才思泉涌。
“讲故事根本不重要，老实说，看了那么多小说，看了那么多电影，看了那么多新闻，什么故事我没见过啊，你这个小说一露出讲故事的苗头，我就厌烦，因为你讲的故事，我肯定是读过的，肯定是重复，世界上没有独一无二的故事，只有几十种故事，你看三言二拍就知道了，那么多离奇的人间传说，真正总结起来也就十几个类型，你所讲的一定是在这些类型里打转的，所以小说不能靠讲故事来吸引人，要靠文字的美，靠人物的个性，我翻开一本新小说，我给它三分钟时间，随便哪个段落翻开看，你这个文字是不是吸引人，有没有特色，一下就看出来了，最好的小说一定是这样，三分钟就能把人拽进去，全凭文字的魔力，文学学什么，不就是学一手好文笔、创造新的优美的语言么，还有别的么？”
“要写大题材呀，要写民族的史诗呀，要有精巧的结构呀，要有深刻的思想呀，呸，你文笔好写什么都好看，文笔烂怎么写都完蛋。我不信了，作家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呀，你要是深刻了还要哲学家干什么，你的思想就是普世的那些价值，大家都认为对的，到哪儿都说得通的，别太离谱太幼稚就好，你的主业是文字，是人家写一个事，你写同样的事，你就比他写得漂亮，烂若舒锦，遍地黄金，动情处雨坠天花，说理处顽石点头，你是干这个的。”
“最烦那些说自己语言特朴素特实在的，你倒是写个有文采的给我看看，证明你也曾文采斐然过，不是玩不了这路是不爱玩，我就没见过谁有这境界，我看见的有文采的作家都会继续有文采地写下去，没文采的才会说自己语言特朴实特实在。”
“最烦那些遭过大罪死里逃生于是觉得自己特别有经历有内涵活该高人一等的，不，你经历的苦难没有成就你，它只有磨损了你。不，文革、饥饿、上山下乡、劳动改造没有让你变成更好的人，更聪明的人，更快乐的人，更牛逼的人，你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写出不错的作品，只说明你的才能心智，在正常的环境下应该达到更高的水平。别假装感激苦难了，那是猪脑袋的想法。曹雪芹没有后半生的穷苦，他能写出更好的《红楼梦》，虽然更好的《红楼梦》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但是他能做到。你应该诅咒苦难，诅咒让你遭受折磨和不公的人，有机会的话，以眼还眼，以血还血，没机会的话，诅咒他们生孩子没屁眼。事情就是这样。不要忘记，不要原谅，不要与你的仇敌和解，你没有原谅他们的资格，因为你从来没有审判他们的权利，当你手里只剩下一个顾全大局向前看的选项，忘记过去就是巨大的耻辱。”
“总有人说，某某作家代表中国的良心，某某作家代表20世纪的良心，好像这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评价了，数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最高了，您真是误会文学了，文学不在乎良心，鲁迅有良心吧，没有用，那个丝毫不关心穷苦百姓的张爱玲写得比他好，文学认的不是这个。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也可以代表中国的良心，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更可以挺身而出，成为20世纪正义的旗帜，作家就别跟着添乱了。文学要是为良心服务，那就跟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差不多少，没有文学才华的人最爱提倡这个。”
“有人批评张爱玲，在动荡的民国岁月里，不控诉战争，不剖析国民性，只沉溺于男女风月，对于这样的人，若我是张爱玲，我会回答他——傻逼，滚远点！”
“谁说的小说要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只要你写的不是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你反映的都是这个时代，你想不反映时代时代都不答应，我不明白，小说被时代烫下烙印这事儿有什么高级的都争着抢着，视为好小说的第一要素，这帮老作家真天真，吭哧吭哧，满世界踅摸穷苦人，跟中产阶级打成一片，探头探脑窥视权贵的私生活，自以为得计，自以为找到社会标本，提炼出典型人物，掌握全套大时代脉络，描绘出中国的风情画，这要是还得不上诺贝尔，谁信啊，自个儿都不信，到头来果真，得不上，可怎么办，全国人都替您不平，都咬着牙抹泪花儿，您登高一呼，大伙儿赢粮而景从，少废话，这就跟您打到瑞典去，洗冤雪耻，瑞典评委要是敢说，您这是高中生语文水平，您写字用的还是三十年前的语言，没有美感没有快感，我们就拿酒瓶子豁了他，有一个算一个，全灭！不就是觉得您糙吗，就糙了，服么？写不到得奖，我们揍到您得奖为止，您看怎么样？”
“现在不是八十年代了，作家写个社会批判小说就有老百姓找上门来鸣冤，求给做主，现在有电影电视新闻报纸纪录片这些鲜明快捷的家伙事儿，小说就别趟这摊浑水了，在反映时代这个功能上你已经边缘了，再去凑热闹就有穷亲戚打秋风之嫌了……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我总得上厕所。”颜石哀求我。
“我陪你去，你在里头拉，我在门口说。”
“算了，宝贝，你这半天也累了，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
“我不饿，少废话，老实待着！”
颜石忸怩着坐下，郭荣已经找了个冬天的耳套戴上，手里拿一本《东方奇观》凝神细看，颜石受到启发，也找了本阿加莎的侦探小说来看，环顾四周，只有王建州没干别的，坐在椅子上微笑不语，仔细一看是在发呆，我不管，只要人在就行，我反正跟他们硬聊，也能聊掉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