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润州（今江苏镇江）的东郊有一处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这里原是杂草丛生、断壁残垣之地，经主人精心设计布局，一扫往昔荒芜颓废的陈迹。但见园内的岭峦上，乔木参天，翠竹成林，郁郁葱葱，令人心旷神怡，耳目清新；峦下流经园的小溪，碧绿澄澈，叮咚悦耳，缓缓流向一方花圃。小溪两岸高耸的树木，交织成荫，与溪水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神奇梦幻的图景，故主人名其曰：“梦溪园”。这园子的主人就是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沈括在梦溪园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物。在这里，他用自己晚年的精力写下了一部蜚声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文学、历史、艺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等领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当李约瑟从巴黎回到剑桥开始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看到沈括这些珍贵的记录后，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竟然兴奋不已。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这部中文著作中第一次读到这几句话时，所感受到的欣喜若狂的激动。”他在对东西方的磁罗盘作了比较研究后指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磁罗盘作了清楚详细的描绘，这是各种语言文字中最早的记载，且比西方早一个多世纪。不但如此，他还清楚地陈述了磁偏角现象，书中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做偏东，不全南也。”沈括还特别推荐将磁针悬挂在新缫的真丝上的方法，这要比浮在水面上及放在指甲或碗口上平稳。李约瑟还根据公元1世纪时王充《论衡》的有关记载，论述了中国磁罗盘和指南针的历史，认为磁罗盘和汉代的占卜术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大家知道，指南针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为西方殖民者在海上探险开拓殖民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由于《梦溪笔谈》所具有的重要的科学史价值，不能不使李约瑟对它刮目相看，深入研究。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但多次详细介绍它的贡献和成就，而且对沈括其书其人予以高度评价。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古代笔记文献中的代表作，沈括可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了。不论是在他的无数次的旅行中，还是在他公务极为繁忙时，他从不忘记录下所有科学和技术上的心得。除活字印刷外，《梦溪笔谈》还包括许多天文学、数学以及化石方面的记载，制作立体地图和制图方面的注意事项及其他事情，冶金方法的描述，以及占很大篇幅的生物学现象。科学内容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虽然它不是一部正式的数学论著，几乎包括当时已知的各个科学领域的记录，但其中许多是具有代数与几何意义的。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沈括作为一个在重要工程与勘察工作中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曾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李约瑟还将《梦溪笔谈》的内容作了学科分类统计，并称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1956年早春，上海出版了一部《梦溪笔谈校正》，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欧洲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巴黎的《科学史评论》的一篇书评指出：“这两卷本的校正，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最丰富的文献。”《梦溪笔谈》的冲击波还影响到台湾省，当时胡适在看到徽籍同乡的这部颇具功力的著作后对人说：“胡道静最近校正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很够标准的书。”
该书的作者胡道静是一位对中国农业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史专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他自幼因喜好摆弄铅活字，便引发他对印刷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美国学者卡特所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得知这一重要技术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一项伟大成就，并由此知道在宋代的一部《梦溪笔谈》的古籍中记有此事。从此，胡道静就迷上了《梦溪笔谈》，以至爱不释手，一发而不可收。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年高体弱的条件下，先后整理出版了《梦溪笔谈校正》、《新校正梦溪笔谈》等著作。
显而易见，胡道静的这部书自然也引起了正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的注意。1958年，他们开始通信，并开拓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友谊。1964年，这两位著名学者在上海首次见面。有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他们这次会面的情况，说李约瑟夫妇非常惊讶胡道静是这么年轻。据他们猜测，校正《梦溪笔谈》的，定然是一位中国的长者，至少不像他现在所见到的一个农夫模样的中国人，否则顾颉刚先生怎么会称胡道静的“校正”为“有似斐松之注《三国志》呢？事实也确实如此，要知道，在日本是由17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翻译小组，费时15年，才把《梦溪笔谈》全部译成日文。……然而，当李约瑟与胡道静一接触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一谈到沈括，一翻阅《梦溪笔谈校正》，就显得那么熟悉。顿时，拘谨即刻为睿智分析的辨识所折服，瞬间被令人信服的引证所占有，他们的会面一直持续到夜深……
1978年，中华大地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乌云驱散，春天降临。这年5月，这两位“沈括的知己”又在上海会了面。在锦江宾馆的会客厅里，两人相互倾诉，交流切磋。李约瑟谈起了自己的工作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进展情况，并询问胡道静，中国有些什么新出版的科技史书籍。胡告诉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梦溪笔谈选注》。李约瑟立即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并说“今天下午两点半钟科学院同志陪我出去买书，我要买这本书。”接着他问起胡道静的研究工作，胡回答说在写《梦溪笔谈补证》和研究《椤沈内翰良方》，并不无伤感地说：“使人失望的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梦溪笔谈补证》，连同即将完稿的《中国古农书总录》等书稿足有200万字，如今片纸不存，只字不留，就连竺可桢先生亲笔题写的书签也不见踪影了，……”说毕，胡道静便请他为《梦溪笔谈补证》题写一个封面。李约瑟欣然同意，并说“这是我一生中认为荣幸的事情之一”，答应将于回英后写好寄来。李约瑟的这番热心和诚意，使胡道静十分感动。
李约瑟和胡道静对沈括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李约瑟称许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胡道静则认为沈括是我们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稀有的一位通才。……他有好些正确的科学论断，已在西方学者数百年之前便明确地提出。不可掩抑的光芒表明了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知识范畴内曾作出多么巨大的成就，而沈括便是其中最优秀的创造者之一。这一中一西的两位“沈括的知己”可谓是“慧眼识书”、“慧眼识人”。他们从这部价值连城的古籍里，发掘到了闪闪发光的科技史宝藏，汲取到中华民族先人的科学睿智和创造才能，感受到他们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成为联结这两位异国学者情同手足的友谊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