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7月，苏州刘家港的长江边上，波涛滚滚，江风浩荡，62艘高大的“宝船”在江面上一字排开，这是三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首次远航。他们将通过我国的南海诸岛，经过东南亚诸地，抵达印度西岸……。郑和后来在一篇纪念远航的碑记中以豪迈的口吻写道：“看啊！海洋，那滚滚的波涛连接到天际，汹涌的巨浪山崩似的压来……我们的船帆高张，吸饱了风，映在蓝天，犹如朵朵的白云；我们的船队昼夜飞驰，乘长风破万里浪，就像行走在平坦宽阔的大道上！”
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十分发达，一直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我们的先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澳大利亚最早的发现者也是中国人，他们是在达尔文港登陆的。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中国人早在哥伦布之前竟已经发现了南美“新大陆”。上述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一部世界航海史告诉我们，远洋航行的基本条件除了船和指南针外，控制航向的船尾舵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个船尾舵是何人在何时发明的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李约瑟为了解开这个谜，四处奔波，从国内外的不少博物馆、图书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并和他的助手王铃一同去英国格林尼治海洋博物馆考察古海船，以验证船尾舵的最早发明问题。后来，他和王铃根据图像实物，煞费苦心地提出一个论点，认为船尾舵一定是中国的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一项发明。这个大胆的假设后来居然被历史事实所证实，这不能不说是李约瑟对世界航海史的一大贡献，并为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争了光。李约瑟是怎样证实这项重大发明的呢？
1958年，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前来中国访问，在这年的考古旅行中，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参观各地的文化遗迹和考古新发现，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搜集了许多新鲜资料。在广州的博物馆，他和鲁桂珍看到了一个从东汉古墓中出土的、用来陪葬用的陶船冥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舵楼，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当时船尾舵的存在。李约瑟见此高兴得竟大声喊起来：“就是它！就是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陶船模型约长60厘米，而转动滑轮的绳子早已腐烂，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悬吊轴舵。这次陶船在中国的发现，对李约瑟来说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约瑟费尽脑汁提出的论点今天终于被史实所证明，不言而喻，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生性容易激动的李约瑟此时此刻仍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认真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精心绘制陶船船舵的形态、尺寸及舵楼内悬吊舵被固定的方式。李约瑟的两幅来之不易的素描后来被收入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航海工艺卷中。
李约瑟对古代中国船尾舵的发明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经常在演讲及著述中提到它，这不仅仅是他第一个发现中国古代的这次发明，而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航海史的杰出贡献。
六年后的1964年7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李约瑟夫妇及鲁桂珍又来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展出的琳琅满目的中国历代史料及科技成果，令李约瑟他们犹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参观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治学作风，一面兴趣盎然地观看，一面在笔记本上认真抄录他所需要的古代科技史料。当他看到广东出土的那个陶船冥器的图片时，犹如故友相逢，倍感亲切，兴奋之情不亚于当年。李约瑟动情地向陪同的中国朋友介绍说：“这个船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舵的，但是中国人很谦虚，不怎么说，在我的书，我就这样写。”他的讲话赢得了中国朋友的一片掌声。李约瑟还对博物馆的陈列赞不绝口，认为展品的安排十分得体，非常难得，对展览十分满意。
科学研究从来就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一个科学结论的确立，不能仅仅依靠一个证据（即孤证），而往往需要多项确凿的根据来加以证明。作为一个作风严谨的科学家，李约瑟并未因自己的结论被广东出土的陶船证实而满足，恰恰相反，他继续在利用一切机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科学论点建立在坚实的可靠基础之上。1986年，李约瑟在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考查中国唐船图一事即是很好的证明。
这年11月，李约瑟和鲁桂珍在作了最后一次访华后，赴日本参加国际内科学会议，又去日本最早保存英国商馆史料之地——平户访问。访问那里的松甫史料博物馆是李约瑟的多年夙愿，他是从澳大利亚的一位朋友的来信中获知该馆藏有珍贵的中国唐船彩图的。这来自远方的诱人的信息早已令“坠入中华文明爱河”的李约瑟苦思良久，他的这一夙愿将要实现，李约瑟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和激动。
访问松浦史料博物馆的那天，时值隆冬，天气寒冷，朔风呼啸，吹得人们浑身发抖，虽已86岁高龄但身体尚健的李约瑟头戴无沿呢帽，手拄拐杖，同身体瘦弱的鲁桂珍来到博物馆门口。他们在日本友人的引导下，向博物馆工作人员作了自我介绍，互相寒暄后，便请其向馆长转达他们前来观摩馆藏的中国唐船图的要求。不一会儿，面带惊讶神色的馆长从走廊尽头走来，他忙不迭地将自己的眼镜取下又戴上，戴上后再取下，对这三位不速之客不解地看了又看，心中十分狐疑：这藏品远在剑桥的李约瑟怎么会知道，难道他是顺风耳千里眼不成？陪同的日本友人向馆长解释了数年前李博士从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来信中获此信息的原因，这才解开了萦绕在馆长心头的疑窦。
他爽快地说：“有的！有的！刚刚送回本馆，现在在展出之中。”说完便吩咐下属将船图送往馆长室。听到这话，李约瑟的心顿时紧缩起来，紧张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一会儿，一大卷精美的画卷送来了，如在梦境的李约瑟竟将手上的拐杖失落在地板上，只听得“乒”的一声，连馆长也被惊了一下，对船图梦寐以求的他，实在太激动了……
这12幅附有船具图的唐船图，是17世纪时长崎画工为松浦33代藩主精心绘制的，故至今仍保持着当年鲜艳的色彩。每幅船图上都标有缩小的比例尺，实使李约瑟吃惊不小。他手拿放大镜，几乎是贴在画面上细看。鲁桂珍在他旁边一面念着船图的说明文字，一面在船图上检查。李约瑟再次复查记录。尤其引起他注意的是船的大小、桅杆的数量及高度，以及至关重要的船尾舵的位置。李约瑟完全被这套精美绝伦的唐船图所深深吸引，此时此刻，馆长室的时间已经停止，空间早已凝固，他的心神似乎早与这艘中国唐船一起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乘风遨游……
平户的唐船图再次验证了李约瑟提出的中国最早发明船尾舵的正确结论。李约瑟不但自己亲自实地到平户去考察这项重要的史料，而且还亲切鼓励日本船史研究者写文章介绍这套唐船图，以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的这项伟大的发明。结论是明确而有力的，中国是发明船尾舵最早的国家。船尾舵后来传到西方后，欧洲才发生了诸如哥伦布美洲之航的壮举。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用桨来划船。与此相应的、中国发明的“窗孔舵”与“平衡舵”也先后传入欧洲，使英国海军在全世界占据优势地位，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人发明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