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确实学到了一些生活知识，而且学得很快，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约安尼斯医生早已灰心甚至绝望，认为对萨丝佳已经束手无策。他从同事中间请来了两位医生，他们在格累诺布尔和伦敦两地研究过萨丝佳的这种病症。患了这种病，保持心境愉快对恢复健康有莫大帮助，因而必须唤起病人奇怪的信念，使他们认定不久即可痊愈（时起时伏的阵阵忧伤，对他们为害最大）。约安尼斯医生那两位有学问的同行是作为安特卫普的画商介绍给萨丝佳的，佯称他们希望看看伦勃朗的铜版画。这使她觉得十分得意，因为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必是为了崇拜她丈夫的才华，才从佛兰德远道赶来的。她问了许多关于鲁本斯的问题，例如当他在为某人画肖像时，是否真的每天拿到100吉尔德的报酬。他的妻子是否真像她所听说的那样容貌俊美而且衣着华贵，以及她是否给丈夫做过裸体模特儿，因为萨丝佳自己虽然十分爱丈夫，但她没有做这件事。
他们两人尽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医生，很会说些有益无害的谎话，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萨丝佳听了很满意，不知不觉睡熟了。她深信，她是一个比海伦芙尔门特好看得多的妇人，而且也有几分自信，她是一个体面的妇人，因为她曾经数次作为花神出现在丈夫的绘画中，但从未作为爱神出现。
短时间的会见客人竟把她累得力竭不支，因此约安尼斯医生请伦勃朗离开，三个医生研究了睡熟的病妇。约安尼斯医生把病历拿给他们两位看了看，只见他们两人面色忧郁，不住地摇头，第一个人低声说：“完了。”第二个人耳语道：“完了。”于是他们故意多耽搁几分钟，好让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在仔细讨论病情，相信还有几分希望。
这时那位年长的医生说：“至多还能再活一个月。”年轻一点的医生却说：“依我看，她还能活六星期。”
约安尼斯医生一声没吭，因为他亲眼看到，两个月来她的体重不断减轻，她的寿命只是几天的问题，而不是几星期。
约安尼斯医生带着他们到楼上，他们都对伦勃朗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伦勃朗利用方才的那半小时，手印了一小幅铜版画《三贤人》的两张校样。这幅铜版画是他花费了许多时日绘制的，现在他把它赠给了两位医生朋友，并说了几句恭维话。两位医生深为感动，因为这位画家有一种很值得同情而且几乎是天真的性格，他居然依旧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就仿佛这个小家庭根本不会有瓦解和破灭的危险。于是他们向伦勃朗道了别。
萨丝佳仍然睡得很熟。那只苍白失色而又十分纤细的右手放在被单的上面。她一向非常喜欢鲜花，现在夏季终于来到了，伦勃朗每天早晨都要给她买些新鲜的玫瑰。在那两位“安特卫普的画商”到来之前，她拣了一朵插在她的头发上，想给自己增添一种比较欢乐的笑容。花儿这时已经掉在她的枕头上。这是一朵鲜红的玫瑰花，她的面颊在对比之下显得比平常更加苍白。但是她的呼吸从容而正常，嘴唇上浮现出微笑来。约安尼斯医生轻轻地拉拢了床帐子，蹑手蹑脚地回到桌旁。
过了一会，伦勃朗把两支蜡烛端去一支，走到床前，拉开帐子。然后他向我转过身来低声说：“瞧她今天晚上多安静！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睡得这样熟。她一定是真的有了起色。”
约安尼斯医生站在他的身边，用手摸了摸她的胸口。萨丝佳已经与世长辞了。
萨丝佳的葬礼隆重却显得平静，就像她的死亡一样，甜美高贵却又悄无声息，伦勃朗也因此花了一大笔钱。葬礼完了之后，伦勃朗仍旧穿着送殡的那套衣服，帽子上缀着长长的黑纱，手上戴着黑色的手套，但他完全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又忙着画画。约安尼斯医生走到他身边，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但他根本没有回头。因为他又在给萨丝佳画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画的是他们结婚那天萨丝佳的容貌。
约安尼斯医生一声没响离开画室，跟楼下几位客人打个招呼，说几句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客套话，便回家换了衣服，到医院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间。
但他刚刚吃过晚饭，女仆便进来说，伦勃朗来看他。这使他大吃一惊。
约安尼斯医生请伦勃朗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拘礼，还请仆人先来通报一声。伦勃朗含糊地回答了他。这时约安尼斯医生发现，伦勃朗仍旧穿着早晨送殡时的那套黑衣服，而且四下打量着房间，流露出一种粗鲁无礼的神色。如果别人这样做，约安尼斯医生就会认为：“这个人喝醉了。”但是伦勃朗从来不会喝醉的，的确，直到很久以后，当忧虑重重又加上担心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才偶尔喝一点，麻醉一会儿。对于他的这种不修边幅的模样，只有一个解释：他累得筋疲力尽了。约安尼斯医生问他是否吃过东西，上次吃饭是在什么时候。他想了一下，但已经想不起了。“大概是两三天以前吧，”他回答说。于是约安尼斯医生到厨房里亲自给他做饭，烧几只荷包蛋，烤几片面包，打发女仆到外面买了些牛奶。他吃完这几样东西，然后说：“我简直累坏了。”约安尼斯医生领他到楼上，实际上是约安尼斯医生替他脱了衣服（因为他几乎连手也抬不起来），让他在床上安歇。
约安尼斯医生又回到楼下，用几把椅子和靠垫拼成一张床，熄灭蜡烛，似乎觉得睡了还不到一小时，就被一阵响亮的砰砰声惊醒了。
“这种怪事世上少有！”有人开口就吵。约安尼斯医生在门口看见了披头散发的小泰塔斯的保姆，嘘了她一声，叫她进来，严厉地说：“你说话要和气点。什么事啊？”
“他在这儿吗？”她问。
“他？你这个‘他’指的是什么人？”
“伦勃朗。”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直呼你主人的名字？而且把主人称为‘他’？”
“哼，你瞧瞧，他太不像话啦，一个男人刚刚死了妻子，当天就不在家里过夜了，这是丑事！邻居们会说闲话的。人家已经在讲他的坏话了。这是丑事。我在他们家里累死累活，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昨天我做的那顿饭，是我们街上从来端不出的丰盛的丧宴，他却根本不肯下楼，没对任何一个客人说一声‘近来好吧？’而且他忘记了给我钱买啤酒，我只好自己掏腰包，到后来他还不肯下来吃饭，随便什么人说起来都要笑话的！”
她唠叨不休，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觉得自己十分委屈似的。因为无须为这件事跟她争吵，所以约安尼斯医生对她说，她是个备受委屈的女人，她的主人对于自己份内的事情太不经心。不过近几天来他累得精疲力尽，等他精神一恢复，约安尼斯医生就把这种情形告诉他。这么一说，才使她多少消了气，约安尼斯医生说服她回家照应孩子，他将尽快地陪她主人一起回去。
约安尼斯医生回到餐室穿衣服，并且决定要跟伦勃朗谈谈。
所以当伦勃朗在11点钟过后不久，终于下楼来，吃了三份平常份量的早餐时，约安尼斯医生把自己的椅子朝后一推，说道：“听我说，我的好朋友，这样是不行的。我对你说过恐怕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应该辞去那个女人。她是个恶婆娘。她不负责任。我并不希望说，她是个疯子，但她和疯子相差无几。把工钱付给他，让她走。要让她立刻就走，因为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她很快就会失去理智，到后来她可能谋杀你本人甚至是你的孩子。”
这使伦勃朗相当惊讶，他问：“你当真这样想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她而危言耸听？”约安尼斯医生不无怨忿地回答说，他个人的爱憎跟事情毫无关系，他坚信，在这种事情上他绝未掺杂医务上的和个人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过去曾尽最大努力挽救伦勃朗的妻子，如今又尽最大努力挽救伦勃朗的儿子的医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警告伦勃朗注意这个十分危险的同伴，所以又一次用这句忠告结束了谈话：“把工资付给她，让她走。”
但伦勃朗回答说，这件事并不是那样简单。医生问他原因何在，他说阿姆斯特丹的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主人辞退仆人或保姆时，必须多付几星期的工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要工资付清，即使愤怒的仆人们跑到官府会议厅抱怨诉苦，闹得乌烟瘴气，长官也不会理睬她们。
伦勃朗也许必须付给这个保姆一个月的工资，但付清之后，他就可以叫她立刻离开他家，拔掉眼中钉。但是所有这些理由，似乎都没有对他产生丝毫的效果。他反复地说，这件事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容易。他终于告辞了，但是就在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出了使人大惑不解的一句话。“你说的对，”他说，“我一定按照你对我说的办。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今天就要想办法凑钱……”这至多不过是二三十吉尔德的问题。
住在约丹布利街最大一所房屋里的主人，购买鲁本斯或拉斐尔的绘画时就像买些廉价印刷品那样毫不在乎，而且谁都知道，他娶了伏列斯兰的一个最富有的姑娘，如今竟说要“凑钱”！
随时都能拿出五六万吉尔德现款的一个人（人所共知，萨丝佳从未感到缺钱用）竟然说，他需要想办法凑钱去付仆人的工资——不，这里面有点不对头。
然而一个人总是不便追问这种事情，所以约安尼斯医生只有等待，照常去做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他知道，人们如果有了心事，他们迟早会把它消除了的，不然就会闷得发疯。
在旧时代约安尼斯医生常听说，人们会去找牧师，把自己的心事统统告诉他。后来又有一种新的教规，它劝人们直接求告上帝。可惜上帝住得太远，而医生就在近旁，出门转个弯就能找到。因而医生往往取得实际上是对万能的上帝的信任。有鉴于此，约安尼斯医生决定不上布利街去看伦勃朗，而在家里等候，因为有心事的人不久自然会来的。
然而，伦勃朗似乎是在力图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一连好几天，继而好几星期，他一直没到霍特渠畔来找医生。后来有一天，约安尼斯医生在下午从医院回来时，忽然发现伦勃朗在的工作室里坐着。他已等了很久，因为他在临摹约安尼斯医生的书橱上放着的希波克拉底的胸像，借以消遣，而且素描差不多已经画好了。
“我来找你谈一件事，”他没有跟约安尼斯医生打招呼，一见面就这么说道，“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你能不能借给我50吉尔德？”然后伦勃朗对约安尼斯医生讲了自己的一段故事。
“我刚从老教堂回来，”他开始说，“我把萨丝佳所占的那块墓地买下来了。它现在是我的了，这样她就不必再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了。我不得不卖掉我的两幅绘画，凑够这笔款子。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认为，这两幅绘画一定能卖600银币。实际上只卖了半数。不过墓地总算是我的了。今天早晨我去找公证人。字据已经签好，在我的口袋里装着呢。现在你能不能借给我50吉尔德？我欠保姆30吉尔德的工资，另外再多给她20，打发她走，免得像平常那样声张。你能借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