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北洋海军将领中，右翼总兵、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要算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了。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刘步蟾是个畏葸怯懦、贪生怕死之徒，电影《甲午风云》更对他的形象作了文学上的描写与定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诡计多端、心如蛇蝎、里通外国、胆小如鼠的反面角色。从1978年起，史学界开始了重新评价刘步蟾的讨论，有些学者对刘步蟾的历史评价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看法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赞同。但是，问题并未解决，结论也未一致，对刘步蟾的评价还远远没有盖棺论定。
到目前为止，争议较多的除了刘步蟾有否“擅改队形”
以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刘步蟾有否“私添电文”
据《冤海述闻》记载：丰岛海战前，“济远”、“广乙”等舰奉命护送运船去朝鲜，“是役也，丁提督原约‘济远’、‘广乙’开船后即遣大队战舰相接应，至22日下午3点大队在威海已生火将启行矣。丁提督电爵相（李鸿章）告行期，右翼总兵刘步蟾惮行，揣时方议和，当轴必不轻启衅，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以恐吓李鸿章，果然遂其所愿，“爵相得电，果为所悚，复电令缓行，是以船已起锚，忽然不开”，从而失去了前后夹击，全歼日舰的机会。后来，李鸿章为此责怪丁汝昌，而丁汝昌不知有刘步蟾私添电文一节，被蒙在鼓中，成了别人的替罪羊。对此，“冤海述闻客”感叹道：“嗟乎！”22日晚大队接应之船果开，23日早必一牙山，该时‘济远’正与倭三船鏖战，更得大队船掩其后，倭船必全没，不特后至之‘操江’、‘高升’两船可保无恙，而倭船经此大挫，海疆必不致如今日之荡摇矣。
贻误军机，伊谁之咎？”台湾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在“丰岛海战之检讨”一节下，列举了“刘步蟾之罪”
状”，其中说：“丰岛之战清海军受敌奇袭，以弱敌强，其失败固在意中。而清海军舰队主力未能前来及时应援，实属错误，但造成此种大错之责任，不在丁汝昌与李鸿章，而应归罪于从中捣鬼之刘步蟾。盖伊在丁汝昌致李鸿章电文中私加‘遇倭必战’四字之故也”。
有些论者则认为，《冤海述闻》中关于刘步蟾“私添电文”，怯懦避战，以致贻误军机、张扬敌焰的记载“显然是自相矛盾”，不足为凭。理由是：当时清政府和李鸿章采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时方议和”，约束部下“必不轻启衅”。既然如此，那么李鸿章接到丁汝昌“遇倭必战”的电文，应该是斥责丁汝昌孟浪求战，何以反而“旋觉其怯也”？论者认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刘步蟾私添电文之事”。他们引用《清末海军史料》中《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一文的说法，认为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当‘济远’未遇战之前两日，丁提督及各舰管带共筹决策，佥以先发制人为上策。遂即传令各舰备便待发。电李博相，请旨开驶，若遇日舰，即行攻击。嗣以电旨则云：若遇日舰时，彼先开炮，我则还击，以明衅由彼开等语。以致此计不成，失去莫大机会。”据此，有论者指出：“可见‘若遇敌舰，即行攻击’的先发制人决策，乃是提督丁汝昌与各舰管带共同商定的，并非刘步蟾私添电文”。因此，《冤海述闻》所谓刘步檐“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刘步蟾是否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黄海海战一开始，“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罗忄享日融《中日兵事本末》一书则记为：“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次，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
一些论者认为上述“刘步蟾闻战惶惧”，“躲入船舱”
的说法不可信，根据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记载：北洋舰队一发现日舰，刘步蟾即在飞桥上同丁汝昌、汉纳根一起观察敌情，研究应战之策，一直到舰队起锚。起锚后，刘步蟾立即进入？望塔，“立塔内之梯口”，指挥作战。，曾参加黄海海战的“定远”舰炮手陈敬永等人也说，刘步蟾、丁汝昌“都顾不上吃饭，在船头观察日本舰队的行动”，并没有被汉纳根“劝入舱避”之事。至于刘步蟾在战时惊惶失措，“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之说，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记载。据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报告说：他负伤以后，“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在刘步蟾指挥下，“定远”舰官兵奋勇杀敌，屡创敌舰。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12时55分，即海战打响不到5分钟，“定远”舰大炮即命中日舰“吉野”，炮弹穿透甲板，炸毙浅尾少尉及水兵一人；午后1时8分，“定远”
15厘米炮又击中“比睿”大樯，水兵数人毙命；1分钟后，“定远”大炮击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坐船“西京丸”，打穿军官室；又过了一分钟，“定远”大炮再次击中“比睿”，日军官兵数十人被，“击成粉碎而死”，海军大尉高岛以下官兵32人被打伤。1时25分，“定远”15厘米克虏伯尾炮，击中日舰“赤城”，打死舰长坂元和两名炮手。2时20分，“定远”再次击中“西京丸”，打坏船舵，几乎沉没。尤其是在海战的后一阶段，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顽强搏战，面对优势敌舰的团团围攻，“定镇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敌抗争，一步亦不稍退”。在敌舰炮弹倾注下，“定远甲板部起火，烈焰凶腾，几乎延烧全舰”，刘步蟾沉着应战，次静指挥，“一面救火，一面抵敌”，不稍退避，不仅减轻了敌舰对北洋舰队其他舰只的压力，并且终于迫使敌人首先退出了战场。上述这些不完整的史料，已经足以证明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身先士卒的爱国将领。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曾作公允地评价：黄海海战中，由于“致远、经远冲锋在先，定远、镇远苦战于后，故能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此则方伯谦之罪固不容诛，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也。”
刘步蟾“距敌万码发炮”，意在何为《冤海述闻》记载：黄海海战，中日两国舰队相互逼近，“与倭船相距8000码之遥，我督船即号令开炮，以致相距太远，不能中敌，旋即炮烟漫天，无从测杪命中矣”。《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则说：“提督与予之高于10米炮上飞桥，刘总兵不能不见，乃忽于此时命开炮，此事后来如何解释？予绝不知之，亦绝不闻论及之。”言下之意，对刘步赡喝令开炮的用心颇有怀疑：既然明知距离太远难以中敌，为何偏要开炮？有些论者指责说：刘步蟾“远在大炮有效射程以外发炮，是临阵畏葸怯战的表现。台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中说得更严重：刘步蟾“突然在距敌万码处开炮，既不能命中敌舰，颇有谋害丁提督与泰莱之重大嫌疑”。
对上述说法，也有不同意见。有些论者认为，史学界责难刘步蟾盲目发炮，震塌飞桥，致丁受伤，“这是不公平的”。他们指出：战争中总是要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北洋舰队参战的10艘军舰中，除“广甲”外，其余9艘的舰首主炮口径均在21厘米以上，“定远”主炮为30．5厘米。当时21厘米大炮的射程“可及18里，若打10里内极准”，如此看来，“定远”舰发炮时距日舰5300米，恰恰在有效射程之内。据日方资料记载，刘步蟾所发第一炮，落在日舰“吉野”左舷附近数十米海中爆炸，足以证明这一弹是在有效射程之内。由于刘步蟾先发制人，当日本先锋舰“吉野”尚未来得及发炮时，已被“定远”大炮击中，“打死海军少尉浅野重行及水手一名，伤九名”；接着，二号舰“高千穗”
又被击中，死伤士兵2人；三号舰“秋津洲”也被击中，永田大尉中弹而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把刘步蟾首先发炮并取得良好战果的作法，说成是“临阵畏葸怯战”的表现呢？更没有理由说他是存心谋害丁汝昌和泰莱。还有些论者认为，在评价刘步蟾时，不能拘泥于一定要敌舰先行射击，再行开炮。须知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10舰共备炮180门，日本舰队则“有272门，其中速射炮日方拥有192门，北洋舰队则只有27门，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发射速度为普通后膛炮的6倍。按此比例计算，日本舰队炮火至少为北洋舰队的3倍以上。因此，北洋舰队如果听任日本舰队先发制人的话，那将必然受到巨大损失无疑。所以，刘步蟾抢先开炮轰击日舰，不仅不是“畏葸怯战”之意，也没有“谋害别人”之心，相反正是一个聪明、正确的选择。
刘步蟾是否参与过威海乞降活动
《苌楚斋随笔》记载，威海卫战役末期，“各舰管带与军门幕府无为张鹤楼、孝廉尔梅熟商定计”，向日本舰队乞降求命。英人泰莱的日记中写道：“1月28日约上午11时，接报日入离内陆最东之炮台仅九癹，敌舰二艘方出发。刘总兵态度极颓唐。彼于战事不独无用，且当有害。彼惟言大限到时，将如何自杀；凡此皆其可怜可悲之性格之表现也”。据此，有些论者认为，刘步蟾当北洋海军威海被围之时，悲观失望，沮丧颓唐，畏敌如虎。他的言行，实际上对某些洋员和将士的叛变投降行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本人也极有可能参与了向日军乞降的活动。
有些论者则认为，威海卫乞降，并不仅仅是一些北洋舰队将领和幕客所为，关键是一些洋员在其中密谋策划，穿针引线。他们在威海卫战事危急的时刻，勾结一些清朝官吏和海军将领投降，又害怕徒手投降会“触怒倭人”，于是拒绝了丁汝昌沉船毁台的命令。刘步蟾与这一乞降活动不仅毫无干系，而且还进行了积极的抵制。《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总兵刘氏曾凄然自夸，谓虽受西方教育，仍守中国礼教，苟丧舰，将自裁”；他又下令将受伤的“定远”舰“用水雷将船身轰散”，以免“为敌所捞获”，然后服毒自杀（一说系用手枪）。由此看来，刘步蟾是不可能参与乞降活动的，因为乞降是为了活命，刘步蟾却仰药自杀，以身殉国；而且当投降分子们拒不执行丁汝昌沉船毁台命令时，刘步赡却在自杀前还考虑将军舰轰散，以免资敌，这同样不是一个有心乞降的人所能办到的。所以，任何猜疑刘步蟾曾经参与威海乞降事件的说法，都属望空捕影的无稽之谈。
上述种种关于刘步蟾功过是非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着。显然，这些问题如果未解决，关于刘步蟾的历史评价就不能说已经盖棺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