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鲁迅《狂人日记》及其他
1918年，鲁迅在北京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时，闲暇时间常在寓所（绍兴会馆）抄古碑。钱玄同的一次来访，改变了他的这种生活。鲁迅后来在追忆钱玄同来访一事时写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问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的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为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半夜察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或译为《疯人日记》）的文体形式，吸收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个别警句，其人物原型“狂人”的模特儿则是作者的姨表兄弟阮久荪。而按鲁迅的说法则是他“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不仅如此，“狂人”形象或概念的产生也许还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的一次讲演有某种联系。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清廷拘捕，在狱中3年，于1906年获释至日本，东京留学生集会欢迎，到场者数千人。章太炎当时发表演讲，其中有云：
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欢呼）。
章太炎在东京作演讲时，亦正值鲁迅弃医从文，由仙台重返东京之时，因而太炎先生的言论，鲁迅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种种因素构成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塑造“狂人”形象的基因；当然，最为本质的原由则是缘自于鲁迅本人的思想与情感。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写到：
（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帮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上述被称为“幻灯事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在这里将弃医从文的目的说得很明白。这个目的也无疑是他创作《狂人日记》的主要动因。对于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学者们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控诉旧社会的吃人罪状的文书。他暴露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不过是吃人与被吃的历史，而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宴筵的厨房。在野蛮的吃人制度之下，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就使旧中国充满了暴虐、贪婪、自私、欺骗、愚昧和麻木状态，这些脓血淋漓的精神文明历来就被反动统治者用仁义道德的锦绣包裹着。他们把民众压在精神文明的古旧长城底下，为的是要维持他们的吃人特权。”“狂人因为敢于揭露中国几千年来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和由封建迷信所造成的人吃人的罪恶，以大哥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就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允许他揭示真理，伸张正义，从而造成了他的精神狂。”《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有关历史发现，如每一页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都写着吃人，对于传统文化认识和批判的清醒与深刻，确实值得每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憬然而惧、肃然起敬，他对于普遍存在状态中的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掘现，尤其是对于蒙着一层温情脉脉面纱的亲人之间某种吃与被吃关系的揭示，表现出了一个先驱者可贵的敏感和特有的偏执，那狂态不过是这种偏执的夸大与变形。在鲁迅的价值观念中，对社会、对历史、对周围环境、对自己的人生遭际是否缺乏足够的敏感，这往往是衡量人的愚弱与否的重要依据。鲁迅笔下国民的愚弱性即体现在麻木不仁，心不受撄，他所崇敬的则是像狂人这样敏于自觉，甚至神经过敏到带有偏执倾向的人。狂人的这种偏执既来自于一个先驱者对深重的孤独寂寞的承受与反抗，也来自于鲁迅对前驱者形象进行夸张和凸显处理的需要。也就是说，借狂人的形象、言行和思维来表现，不仅是鲁迅从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那里得到灵感的体现，而且也是鲁迅要凸显前驱者形象、夸张地表现前驱者内心寂寞和痛苦的必然选择。”“鲁迅小说的主题，最主要的便是暴露黑暗的现实。这种暴露，便同时是控诉。他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借一个狂人的眼和嘴，揭开旧社会仁义道德的烟幕，显示出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对于旧社会旧制度投下了猛烈的宣战书。这种勇猛而坚决的态度，在当时的战斗者和前驱者中间，显得最为突出，而且，以这为起点，他继续写出了《孔乙已》、《药》、《明天》、《故乡》、《祝福》、《离婚》等一系列的作品，都是以反封建为主题，描写一大群在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的牺牲者，他们以狂人为先导、后面跟随着孔乙己、华老栓和小栓、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爱姑，等等。”
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是立足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蕴的背景和框架中，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赋予了作品的生命和神采。小说结构极为严谨，语言新颖而精练，借用狂人的狂言，“精心地安装了双关的含有深意的尖锐地揭露封建制本质的内容”，而使作品达到了一个艺术上和思想上完美结合的高度。正如孙伏园所说：“《狂人日记》是五四运动思潮中的一股主流。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一篇代用的或非正式的宣言，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新文艺部分的一篇奠基的或示范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表现了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求，显示了一种清结旧账，开辟新路的精神。鲁迅从“五四”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接触到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问题。作品揭露了封建的仁义道德“吃人”的本质，直言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种血腥的历史，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罪恶的社会，必须彻底摧毁；要开辟新路，建立一个“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新社会。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15篇小说汇编一册，以《呐喊》为书名，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是鲁迅1918-1922年期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1925年，鲁迅又将《祝福》、《伤逝》等11篇作品编成第二个小说集《旁徨》。这部小说集主要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其中如《祝福》即是通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表明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环境只能迫使劳动人民走向绝境，等等。鲁迅一生所创作的小说并不算多，且大都是短篇，然而《呐喊》与《榜徨》两部小说集的诞生，不仅奠定了鲁迅的文学家的地位，同时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先河。严家炎指出：“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在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王富仁指出，鲁迅《呐喊》和《彷徨》并非是什么中国现代革命（主要是社会政治革命）的镜子，而应该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通过小说来展开了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揭露，对封建宗法观念的揭露，对儒家思想的揭露，特别是对上述种种观念所加诸劳动人民的精神虐杀的揭露。《呐喊》和《彷徨》的创作方法是多元的，它以现实主义为底座，熔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于一炉。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的艺术高峰，它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古典小说。
杨义在《鲁迅小说综论》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小说家，鲁迅不是属于一般的社会生活的描绘者和个人情感的表现者的范畴，他更为注重的是对民族命运和国人的灵魂的概括与解剖，也即是说他更致力于对时代的核心的突破，因此他的小说比任何作家都更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王富仁指出，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规定了鲁迅前期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于批判封建思想、暴露封建社会。他之暴露和批判，也像多数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是把整个中国封建历史、封建社会和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作为对象的。他通过“狂人”之口说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段文字可以认为是全部鲁迅前期小说的一个总纲，是它的基本主题。他所抨击的不是它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而是整体。“在中国，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首先以艺术的武器对它进行了最彻底、最坚决的批判的是鲁迅和他的《呐喊》和《彷徨》。”“《呐喊》和《彷徨》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高潮期，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那时他已经失望于辛亥革命那种脱离开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认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性质不变，任何政权的更替都不是以带来中国的真正进步。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王富仁还提出：“《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那么，它们首先应当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鲁迅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是与他的个性主义思想密切相联的。早在留日时期，他便呼唤着“精神界之战士”，认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在五四时期，他指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角色是孤独的个体，其意识则是个性主义的。鲁迅通过“狂人”来展现出了个性主义思想，这种个性主义思想的矛头则是直接击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可以说，“没有个性主义思想，鲁迅便不成其为鲁迅，鲁迅便不成其为当时反封建思想的主将和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