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指出，鲁迅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也否定脱离开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其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鲁迅前期与传统封建道德迥然不同的新的道德观念。而在这两种思想、两种道德的对立斗争中，鲁迅还借助了以进化论为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在《狂人日记》里，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永恒性提出了公开的挑战，这是以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的进化发展观念向传统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提出的严正驳斥。“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他的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立场。在思想立场上，鲁迅不能、也不该站在当时的最广大的社会群众的立场上，因为那是在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下的群众……在这里，他是站在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那极少数的孤立的个人一边的。这种鲜明的个性主义立场，使他有效地避免了列夫·托尔斯泰主义，避免了美化农民道德、美化农民思想的歧途。而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美化农民道德、农民思想就是美化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道德。在这里，唯一正确的立场是站在当时极少数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立场上，站在新的科学民主的新道德的一边……可以说，这种反封建的个性主义思想立场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表征的首要前提，是他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首要前提。但是，在社会的立场上，鲁迅又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站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特别是站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劳苦群众一边的，是从最深度的人民立场——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提出中国反封建革命的问题的。”
茅盾在《“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一文中指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伏尔泰是这样的，罗曼·罗兰是这样的，高尔基是这样的，其他各时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头的战士莫不是这样的，鲁迅也是这样的。因为他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作为鲁迅而言，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他“最理想的人性”的精粹。李泽厚指出：“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黄金黑铁或政法理工，而是文艺、道德、宗教，总之不是外在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关键所在。不奇怪，鲁迅由此得出的改变国民性的第一个答案便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有学者认为，人的解放、人道主义是鲁迅从事社会改革的文化活动的重要目标。他的《狂人日记》是20世纪中国人的解放宣言。他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秘密是“吃人”，喊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个伟大的真理。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深刻的观察击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鲁迅的名着《阿Q正传》写的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一个“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鲁迅通过对阿Q精神的解剖和对阿Q的遭遇的描写，寓意着中国需要一个巨大的革命来推翻封建的专制体制，让阿Q们获得物质的和精神的解放。鲁迅向封建专制的旧中国吃人的文化（“精神文明”）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他对于践踏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爱情、人的幸福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虚伪道德及封建腐朽文化，给予最深刻的憎恶和最猛烈的攻击。“鲁迅从事五四时期思想战斗的出发点是社会的人，不是脱离中国社会的生物学上的灵长类。他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得出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判断。吃人，这是鲁迅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经济压迫和精神虐杀的高度概括。”鲁迅深恶痛绝这“吃人”的“国粹”。我们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诸多的吃人的真实记载；而更为严重的则是吃掉人的灵魂的体制、文化、礼教和思想，这些即是“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一系列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都是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消灭“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的吃人传统，实现人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胜利”。许杰指出：“在鲁迅的早期着作中，精神文明四个字是贬多于褒的，实际上是指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指封建道德：仁义礼智信。这种文明和《狂人日记》里的吃人两个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钱理群等学者曾指出：“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与前人相比最醒目的特征就在于他强烈的、自觉的个性主义意识。他大声疾呼，要以自己为主，自己作出独立的选择，并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自己负责，而无须上帝来主持，全力维护个人特立独行的思想（精神）自由与行动自由；他坦然宣布，至今未能牺牲小我，自觉地理直气壮地争取与维护个人的物质利益，个人欲望的满足，以及个人的尊严；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鲁迅对形形色色的血缘、宗法、集团主义的革命，是一次把人的关系还给人的自觉努力。鲁迅在为个人独立、自由、权利与尊严热情辩护时，自然没有忘记个体的人对于群体的义务与责任，鲁迅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人类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不可能忘记这一点。”“对于人的关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说，鲁迅思想是一种人学，在这一点上，实现了思想家的鲁迅与文学家的鲁迅的内在统一。更具体地说，鲁迅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现象——鲁迅曾经说过：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近来有学者据此而认为鲁迅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这是很有道理的。而鲁迅尤其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作为一个执着于现在，有着极强的现实感和实践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出路，但他同时也在关注、体验、思考人类与个体的生命存在，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在本世纪的领先思想即在此，与20世纪世界思想家的契合与独创也即在此。”
提倡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反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就必然需要寻找一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思想武器。“在我们自己民族的土壤中间，虽然也有着民主主义的思想材料，但是比起强大的封建正统思想来，却显得零碎和不够系统，于是向西方寻找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鲁迅是如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先驱们都是如此。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宣布：民主（Democracy，时译德莫拉西）和科学（science，时译赛因斯）是文化革命的斗争纲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李大钊指出：“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也就必然大搞封建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它既反对民主又反对开发民智，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因此，民主与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是互相联系的。正如学者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民智的开发，没有科学文化的发展；人民陷于愚昧无知的境地，没有科学的思想与知识，也就说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
鲁迅一生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专制，无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专制作风。他的《狂人日记》及其《呐喊》与《彷徨》中的一系列作品，即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来控诉和揭露了专制主义的罪恶和本质。他曾指出：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
（专制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
王景山在《爱国、民主与科学改革、开放和批判——我对“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一文中谈到：“鲁迅着作中少见民主一词，因此也就少见他对民主一事的诠释。但我以为他着作中显示的民主思想，却是极其深刻的。我认为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实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民主，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处的奴隶地位，甚至下于奴隶的地位，争取到人的价格。这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沉痛提出的，所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经济上的民主，在《娜拉走后怎样》那篇着名的演讲里，说得清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至于精神上的民主，我以为是鲁迅民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其实也就是作为鲁迅爱国主义核心的立人思想。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民愚弱，国家难以真正富强。正是为此，他在留学日本终于弃医从文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在从事文艺运动的一开始，便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立人思想。他尖锐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至于一切肤浅凡庸之事物，都不在话下的……其实，从古以来一切只关心一己、一家族、一集团私利的封建当权者，大概都是不怎么喜欢真正的民主和科学，因而也就不会希望他或他们治下的民众具有聪明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而扼杀民主和科学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鲁迅在《春末闲谈》一文中所指出的麻痹术，类似细腰蜂的毒针，向小青虫身上一蛰，小青虫就半死不活了。麻痹术不就是愚民政策吗？于是所谓知识分子也就容易成为封建当权者的眼中钉了。因为有了知识的人，正像鲁迅在《知识即罪恶》一文中描写的，阎王老爷就要把他打入油豆滑跌小地狱。非使他跌得发了昏不可。历代的治人者在以武功从马上得了天下之后，转入文治阶段。首先就是治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头脑而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明乎此，则曾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代表人物的，李大钊上了绞架，陈独秀几次入狱，鲁迅被通缉，甚至胡适也一度曾因主张人权而受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8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民主之路和科学之路，是相当艰苦甚至是十分坎坷的。前进一步很不易，后退十步却不难，正像鲁迅说过的，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
鲁迅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之中。“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对人民群众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剥夺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科学的权利，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摧残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使人民群众变得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狂人日记》中的所描述的“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类型的人物，正是鲁迅所同情的对象，他对这些“小人物”是怀有希望的，并将他们作为教育的对象，以“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些人物各有不同的性格和生活道路，各有一本血泪账，各有各的悲剧。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没有觉悟。因而没有自觉的反抗斗争，甚至到死还处于麻醉状态。正因为鲁迅哀其不幸。所以才怒其不争，也正因为怒其不争，所以才要启发教育他们，改造这一类人物的国民性。”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切人的人格都是扭曲的，一切人也都是“异化”的人。假如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却会被人们视为“狂人”。因此，在鲁迅看来，对国民性的改造是尤为重要的。鲁迅指出：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的，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仍旧，全不行的。
暴君的臣民，只顾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了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啊呀”，活的高兴着。
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吁，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情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所以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所谓“国民性”实质上即是民族精神或民族性。而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却带有浓厚的腐朽没落的色彩，因而，鲁迅常常用“劣根性”来概括国民性的弱点。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包括着极其广泛的内容，诸如：瞒与骗，贪婪、虚伪、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健忘，盲目自大，欺弱怕强的奴性，中庸调和，苟活，等等。例如鲁迅曾指出：
中国的人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