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要十足，还可笑。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鲁迅所说的国民之“劣根性”实质上包括“奴隶性”和“奴才性”两个方面。萧军指出：“奴隶的特点，是非被剥削、被压迫到再也不能忍受、忍辱下去的程度，他们是轻易不肯起来造反的……奴才，尽管他也可能是出身于奴隶群中，但他变了质，就成为统治者的奴才，反转过来压迫、虐待奴隶者。有时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凶狠，还要恶毒一些。”同时，鲁迅所说的“劣根性”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全部意义上的概括，“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鲁迅要蔑视、反对、粉碎的并不是奴隶群众自身，而是加在奴隶群众身上的沉重的精神镣铐枷锁。鲁迅后来常讲的中国人奴隶成性，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等等，实际指的也是这种状况，是指附在广大群众身上，经常以多数面貌出现的社会统治意识。”
王瑶指出：“鲁迅并不满足于对国民性弱点的一般描述，他总是努力把解剖刀深入到这些弱点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从而揭示了它与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在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这就极易形成苟活的心理，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于是，人们所蕴蓄的怨愤不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欺弱怕强的奴性由此产生，所蕴蓄的怨恨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沉重的封建传统思想又像梦魇一样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到极为完备，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弥漫于全社会；不但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极深，而且对革新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同化力。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包括习惯以至风俗）的力量绝不能低估。这方面的改革是极为艰巨的，并且将是长期的。鲁迅甚至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第二，必须充分认识启发人民觉悟的极端重要性。”李泽厚指出：“中国是个封建主义极长而资本主义启蒙工作做得极少的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发展得非常完备而成熟，它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上，而且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它不但凶狠地吃掉人们，而且也笑吟吟地诱惑着人们……千年陈货可以用新式出现，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因为他们身上本来就伏着旧事物的魂灵。所以，从早年到晚岁，鲁迅虽然经历了思想的重大变迁，但始终抓住启蒙不放。启封建之蒙，向它作持久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认为优秀的“国民性”和“理想的人性”，是具有鲜明的爱憎情怀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叛逆性，并敢于坚持韧的战斗的精神。鲁迅曾指出：
（“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于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于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许寿裳指出：“鲁迅的思想，虽跟着时代的迁移，大有进展……但有为其一贯的线索者在，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其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有学者指出：“鲁迅认为，改革中国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正视现实。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鲁迅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双足始终牢固地踏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上，他的双目始终冷静而热烈地注视着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力量的最深厚的源泉。他透视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本质，向人民说真话，揭穿一切可耻的虚伪和谎言。他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中国变成了瞒和骗的大泽。《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王瑶指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从实际出发，面向现实，绝不回避矛盾。鲁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此他要求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正视现实，是进行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承认矛盾才有可能解决矛盾，鲁迅对于阿Q精神的深刻批判，正是由此出发的；因此他强调说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王晓明在《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一文中指出：“鲁迅寻找对现实的解释，是为了改变这现实，在他，追求真理不只是一种思索，更是一种行动，因此，他那些心理活动本身是否正确，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动机，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心理活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最为特别的品质。他比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更多地承受了那种先觉者的苦痛，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但是他没有因此就停顿不前。当理性思考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动员起全部的感情、气质和精神习惯，以整个灵魂来铸造呐喊的文字。这就是绝望的抗战的真正涵义，它表现的主要不是一种用理论装配起来的勇气，而是一种由心理情绪凝聚而成的意志。”鲁迅对于生命有着“孤独”、“绝望”和“虚无”的深刻体验。他在封建专制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现了既“吃人”又“被吃”的双重残酷，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彼此残害，最后在“他人”中发现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时，他就仿佛置身于“看不见的地狱”中。在此状况下。鲁迅将“绝望与希望”联系起来，对达于“绝望”的人的生存困境与命运。采取的是正视与挑战的态度，这亦构成了作为思想家鲁迅的重要特征。尽管如此，孤独、绝望和虚无一直都在缠绕着鲁迅的灵魂，虽然他并不畏惧这种种苦痛。1925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癫痕。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希冀借思想文化的变革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他们最终都陷入了失望和苦痛的境地。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思想文化理念的自身局限，而其根本却在于他们往往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没有认识到制度变革在社会发展中所占有的决定性的作用和力量。因此，他们的失望和苦痛也就是必然的了。王富仁指出：鲁迅的前期进化论思想并非生物意义上的进化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念，但却主要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的进化发展观念，而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进化发展观。”这种观念的结果，必然给鲁迅带来了失望和苦痛。林毓生对此曾指出，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
林非指出：“在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或文学艺术史上多少次热闹非凡的论争，它可以被后世的学者们一再地叙述、讨论或研究，然而它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与背景的影响来说，却往往是极其可怜的，怎样扩大与普及这种影响，使它在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中滋长出强大的力量来，这任务是异常艰巨和复杂的，不仅涉及到普遍地提高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素质这文化学范围内的事情，甚至还必然会联系到改革阻碍新文化迅速萌生的旧中国社会制度问题了，像在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专制主义特质的那种社会制度，就必然会阻碍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发展，必然会阻碍民主与科学的传播，这无疑是十分清楚的。”王景山指出：“鲁迅一本《呐喊》，初版仅两千册，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一声令下，全国小学生就都要埋头读经。鲁迅后来慨叹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实是痛苦经验凝成。”虽然鲁迅认为救国先要救人，救人首先是要拯救人的精神。然而他也明白，这种拯救人的精神的方式有时也显得十分有限。他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到：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鲁迅还指出中国有两种特别的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走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
在这种境况下，“他有时候就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实践人道主义：对昏睡的大众，喊是要喊的，但你硬不肯起来，我也就不再枉喊，屠刀自会教训你；对狺狺的叭儿，骂是要骂的，但如果一味纠缠，那也大可不必，他在晚年甚至说，倘专与此辈理论，真可以白活一世。”虽然如此，鲁迅却从未放弃过批判与呐喊的武器，他始终都是在孤独、绝望和苦痛中进行着“韧”的抗争。
学者们指出：“一切社会问题的发生发展和最后解决，都有赖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来解决问题的任何理论和方案，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要想保证革命尤其是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体制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惟有依靠先进的、科学的制度伦理作为强制性保障；要想建立科学的制度伦理，先要有科学的民主理念。这一理念在中国这样铁一般的封建伦理内部是很难自动发出来的，所以五四请进德、赛二位先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鲁迅来说，陈独秀同样也是一位企图以思想文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人，但他或许在某些方面更侧重于从体制上来认识和解决民主与科学问题。有学者曾指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历经磨难而斗志不衰，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终于又回归五四，提出五四运动时代还没有过去，重申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他根据自己实际从事革命和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重新思考了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认识到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他尖锐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结果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新文化精神最终又回到了陈独秀身上，他的最后论文和书集，成为五四和新文化精神不朽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