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渡过汉江后，先锋部队砍断了沿岸的电线杆，割断了电话线，大部队沿江东下。是夜，红三军宿营于安康县的石梯、青山套、石家坡、马家湾及旬阳县的力加坎等数十里路中的村庄中。
红三军渡过艾家河后，当地农民李德茂、艾德岗两个人去给红军带路。他们把红军带到镇坪后，返回走到安康吕河时，被当地乡保将他们作为“红军探子”抓去拷打，受尽折磨。另有冯家坪人冯启宗亦曾为红军带路，红军送给他一副眼镜作为纪念。
红三军渡过汉江后，有两个战士掉队，他们后来给当地地主做长工。这两个人都是湖北人，一个叫赵殿山，一个叫易开新。1949年后，赵殿山回到湖北家乡，易开新下落不明。另有一个红军小战士亦掉队，后来给八里乡水田村的高学儒放了几年牛，其后下落不明。
红军夜宿刘家坝时，有3名红军住在刘德显家中，在刘家门口还架了一挺机关枪，还有一个红军坐在门口的稻草窝里，手里端着枪。住在刘家的一个穿灰军大衣的红军吃了刘家一碗米饭，另两个红军喝了刘家半缸子稠酒，给刘家付了十几个铜钱。第二天，队伍出发时，有位红军用刘家的大碗装了些米饭准备带走，穿灰大衣的红军说：“人家只有一个大碗，你腾了给人家留下。”那位红军即用一块布将米饭包走，并给刘家留下了一些谷子。
在红三军进入旬阳、安康之际，中共安康特委亦主动采取了配合行动。中共安康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安绥军司令部所在地安康县城内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制造舆论，扩大红三军的影响。他们还在一个夜晚放火烧掉了安绥军的一个兵站，扰乱了国民党的注意力。当红三军到达艾家河时，中共安康特委派地下党员李玉田扮成电话工人，背一盘铁丝从安康县城出发，沿汉江向艾家河走去，以修理电话线的名义，计划找到红三军，把军事情报送给贺龙军长，但不幸在途中被安绥军扣留，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中共安康特委在红三军路经安康时开展了一系列配合行动，因此在红三军过境后，中共安康特委书记李自靖（字茂堂）遭国民党逮捕，后被“驱逐”出安康。
红三军渡过汉江后，国民党驻陕陆军第四十四师曾有记载：“奉主任杨（虎城）歌（12月5日）亥电，据张司令鸿远报称，贺龙残匪支（4）日经该部在乾溪河一带击溃后，该匪突于夜间由神滩河渡过汉江，向高白杨逃窜。”
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八日，入陕第14天）
是日拂晓，红三军从汉江南岸的石梯等地拔营，沿汉江东进，进入旬阳县汉江南岸地区，到达吕河街。吕河街是旬阳县西南的大镇，距县城仅30华里。
红三军渡过汉江的消息，在4日传到了吕河街。吕河街4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唐鼎八、陈怀发、王秉宏和常老汉听说贺龙的部队是“打富济贫”的部队，并对老百姓秋毫不犯。5日清晨便依照传统的习俗在河坝摆桌烧香跪在地上迎接红军。红军战士见状急忙将他们扶起，表示感谢。红军战士还将这4位老人和一些群众召集在街头岩屋洞，给他们讲解了红军的性质和政策。并搜缴了区公所的粮食。一部分留作军需，一部分分给当地群众。
红三军在吕河没有停留，撇开东去的汉江大道，折向东南，溯吕河而上，经观音堂、二道河，直抵旬阳县的南区大镇神河宿营，前至潘家州，后止琵琶关，约10华里的地带住满了红军。
在神河原来驻有安绥军的90多人，吕河距神河有40华里。5日晨，安绥军的人正在吃早饭时，神河乡公所的“探子”王公海报告称红军还在吕河。然而，这帮人还没吃完早饭，红三军的先锋部队已从半山腰下来了，安绥军90余人顿作鸟兽散，红军缴获了4匹战马。
红三军在神河街将横行霸道的金河口团总何廷训的父亲何朝奎、欺压良民的甲长曹长久、剥削百姓的保董屈日耀及神河首富李思义等人处决。并将神河街上的“八大”字号（长泰和、恒玉生、益盛仁、茂盛生、鸿茂荣、新茂恒、自厚生、永泰生）的食盐和布匹没收，除供军需外，还将一部分分给了当地贫民。
红三军离开神河时，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其中有刘大友、王云富、朱根春、刘永清、刘永怀、刘开华、祝林有等，这些人有的在解放前就去逝了，有的在解放后回了原籍，大都没有留下可资记述的情况。1985年中共旬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仅通过神河粮管所工人刘景珍了解到其父刘大友的一些情况。
刘大友，原名姚炳章，1900年出生，湖北天门吴家新场姚家岭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家乡担任苏区党支部书记。1932年跟随红三军来到安康高鼻梁。由于大腿受伤，双脚肿痛，寸步难行，经红军连长同意，留在安康石湾区。当时他只身藏在野外，后被一位姓曹的农民发现，将其背回家中养伤。一次，国民党当地政府进行搜查，曹家人将其藏在包谷杆堆中，总算免于一难。此后，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才将原名姚炳章改为刘大友。刘大友随后辞别曹家来到安康县张滩区八里乡刘廷海、刘廷有兄弟家干活，刘家人见刘大友能吃苦耐劳，便收其为继子。刘家开有铺子，刘大友常到神河为刘家跑生意，在神河经胡玉元作媒与神河李家女子结婚，并在神河街落户，以推磨、做豆腐为生。1949年以后恢复原名。1969年去逝，终年69岁。
12月6日（农历十一月九日，入陕第15天）
红三军从神河口出发，继续溯吕河向东南方向前进，经金河口、黑堂湾、七里遍、鳖盖、香炉沟口，过赤岩，转入吕河一条支流折向南走，经过七里关（太山）、大坪、龙潭峡，到达铜钱关。铜钱关地处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处，山大林密，交通闭塞，平素罕有行旅之人。
12月7日（农历十一月十日，入陕第16天）
是日，红三军在铜钱关休整。由于这里山大人稀，营地分散在七里关到铜钱关的30华里地区内。
在铜钱关，红三军处决了56人（一说58人，一说69人，一说39人），分别在穆家沟口和龙潭峡口埋掉。在这些被处决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在当地或其他地方抓来的土豪劣绅如铜钱关大地主杨文锋、胡明忠、甲长潘文学、七里关甲团长储茂生、村长陈金柱、甲长陈金福、甲长张全奇、保丁宋合子等，据说还有柞水县国民党警察19人（此说待考）。另一部分究竟是些什么人，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从中共旬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华向政等人1985年3月24日在铜钱乡所作的采访记录来看，当地村民柯长喜还亲眼看见“一个穿灰衣服、身上背子弹袋子、五大三粗的人被红军杀死在田坎上”。中共旬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领导小组的调查报告指出：“因这个人没有和其他人一块杀，是否是肃反扩大化杀了自己的同志。这个同志叫什么名字，且不得而知。”旬阳县党史研究人员何在庠、吴德淳在《红三军过旬阳》一文中写到：“由于夏曦在红军中推行王明左的路线，使许多红军干部受到迫害。在铜钱关木子（穆家）沟和龙潭峡口两处把受迫害的红军干部战士和从各地拉来的土豪劣坤一起杀害和镇压的就有58人。群众说铜钱关有两个万人坑，其实一坑埋27人，另一坑埋29人。”事实上，自1931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后。“肃反”运动已逐步在全党和革命根据地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局势延续了数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惨痛的后果。中共党史学者指出：
在中共苏区进行肃反并且已经扩大化之际，王明等统治的中央于1931年9月和1932年1月，向各苏区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了指示，其中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特别指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指示”介绍了“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肃反）经验”，并说“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夏曦等积极贯彻这些指示，在湘鄂西党的“四大”会议上，将“开展群众性的肃反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及至1932年5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了肃反运动，并以“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错捕错杀了一些干部；然而这时的肃反尚不太广，捕杀人数还不太多。随后，虽然肃反面相当广泛，并已扩展到红军干部中，但基本上还没有搞到党内、军内的主要领导干部层中去。在肃反扩大化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之下，1932年8月5日，中央又发来了指示信，不仅没有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反而指责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并且在信中把敌军的包围和“内部的肃反”相提并论。由于这种错误指示，夏曦和中央分局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愈来愈严重。他这时也更为专断，往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数，把党内、军内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为敌我矛盾，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表示异议和对夏曦有些意见的同志，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以“改组派”、“第三党”等嫌疑或者逼供材料为据，株连扩大到党内、军内的领导层中。从1932年5月起的四次肃反运动，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较一次严重，错捕错杀了很多好人，其中包括党内、军内的某些重要领导干部如段德昌等。这时，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已为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惨痛的巨大损失，曾经发展到2万人的红军，到与六军团会合之前，只剩下四千人，使湘鄂西苏区不断缩小。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所犯的这种重大错误，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产物。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夏曦负有主要责任，但作为党组织的集体，也“不只是夏曦有责任，（作为中央代表的）关向应也有责任”。其他领导人员也有一定的教训。
实质上，夏曦在1931年9月以前，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逮捕了一部分所谓“改组派分子”。此后，如上所述，在中共中共的错误指示下，1932年1月召开了湘鄂西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从而展开了由夏曦和杨光华（时任湘鄂两省省委书记）等人领导的第一次“肃反”运动。当时只要夏曦、杨光华一句话，政治保卫局就可以随时处决任何人。刑讯逼供，乱抓乱捕则尤为猖獗。1932年7月，夏曦就第一次“肃反”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第一次“肃反”被打击的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部长以上的干部即有23人，工作人员约四五十人；党校学生半数以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湘鄂西各县的党组织中清查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在红三军中被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三军第八师参谋长胡慎等人即是在这次“肃反”中被杀害。
当这次红三军路经陕南之时，夏曦又策划了第二次“肃反”运动，因而这次“肃反”也称“火线肃反”，所打击的对象全部都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这次“肃反”的动因依然是来自王明“左”倾中央的指示。中央不但认为湘鄂西分局的第一次“肃反”运动是正确的，而且工作力度还不够，“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由此，夏曦等人又开始了“火线肃反”。这次“肃反”杀害了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以及湘鄂西军委参谋长唐赤英等200余人。在洪湖沦陷前夕，夏曦就下令杀掉了几乎所有关押在监利县周老嘴的“改组派分子”。贺龙后来回忆说：“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们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红三军离开陕南之后，夏曦又在1933年和1934年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肃反”。有关夏曦等人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中实施“肃反”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学者曾作过以下论述：
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肃反工作由夏曦操纵，领导机构叫肃反委员会，具体执行肃反工作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书记和个别负责人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甚至以对付罪犯和敌人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讯信，不作任何调查甄别工作。这样搞出来的“反革命”数量之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夏曦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一意孤行，竟认为分局和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和少数工作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死了许多优秀的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干部。从1932年开始的历时近3年的四次大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3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前后逮捕3000多人”（而据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说，仅洪湖苏区“肃反就杀1万多人”）。在连续四次大肃反中，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夏曦背着贺、关杀害。贺龙、关向应对此表示了极大愤慨，对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实质上关向应在“肃反”中亦犯有错误——引者注）。
夏曦操纵的肃反委员会，关向应是成员之一，却不吸收贺龙参加。抓什么人、杀什么人一般不征求贺龙的意见。因为在夏曦的眼里，贺龙是个“军阀”，属于被审查的范畴。由于夏曦的瞎指挥，1932年9月反“围剿”红三军遭到惨败，洪湖苏区也丢掉了。这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制造的恶果，夏曦却认为是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和所谓“改组派”捣乱。10月间，红三军一到大洪山，马上又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连续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参谋长唐赤英和七师师长王一鸣以下营、团干部200多名。看到部队被整成这样还要肃反，贺龙心如刀绞。他对关向应说：“不能再肃，再肃部队就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