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武术是汉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
武术，这项被世界上称之为“功夫”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汉族祖先血汗的结晶，是国家的瑰宝，是汉族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支奇葩。几千年来它为汉族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现在正受到世界的瞩目，“武术热”、“功夫热”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武术正在走向世界。
汉族古语，“武”字通称军事、技击、强力之事。《说文解字》解“武”字即说：“夫武定功兵故止戈为武。”又称武事为“武义”，《汉书·扬雄传·校猎赋》中就说：“仁声惠於北狄，武义动於南邻。”后因“义”与“艺”同音，故又专指骑、射、击、刺等军事技术为“武艺”。《三国志·蜀志·刘封传》说：“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宋史·兵志九》中也说：历庆六年诏“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犷三石八斗，枪刀手胜三人者，立为武术出众格。”所以在古代的一些小说中，常常称有骑、射、击、刺等军事技术的人为“有武艺”，即现代所称的“有功夫”；形容武艺好的人为“武艺高手”。而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远古的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同时《述异记》也说：“轩辕之初立世也，有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世本》又说：“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武术大体上分为徒手和持械两类，这是大家都了解的。轩辕“习用干戈”，兴起“角抵”、“五兵”，看起来是神话，其实“角抵”应是原始拳术，即徒手武术的前身。不少人解释“角抵”或说是“相扑”、“争交”，即现代的摔跤；或说是一种技艺表演的“角抵戏”。但是溯本追源，这些都不过最早踢、打、摔、拿、抵这类徒手搏斗动作的发展和变种。而“习用干戈”、“作五兵”，很明显正是持械武术的前身，戈、矛、戟等器械，至今仍是武术中十八般武艺的部分内容。
据古典文献记载，拳术兴于战国时北方的齐国。《荀子·议兵》说：“齐人隆技击。”所谓“技击”，其《注》说：“技，材力也。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荀子是赵国人，但曾长期生活在齐国，除讲学外，还三次做过祭酒，亲眼看到齐国技击之类拳术活动的兴盛。齐国人管仲在《管子·小筐》中更明确地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诗·小雅·巧言》中也说：“无拳无勇”。可见此后，拳术在山东民间一直盛行不衰，在近代还兴起过以设拳厂，练拳术组织群众的义和团运动。至今，山东德州仍然是威名远扬的“武术之乡”。由于拳术便于近战，练习又极简便，于是，拳术以此为发端，在汉族中广泛流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南拳、形意拳、华拳、通臂拳、少林拳、炮拳、太极拳、红拳、猴拳、六合拳等流派。明朝着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其所着兵书《纪效新书》中不仅对拳术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而且概括地总结了拳术练习的特点是“身法活便，手法利便，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番倒插，其猛也披劈横拳，其快也活提朝天，其揉也知当斜闪。故棒、棍、刀枪、枪、钗、钯、剑、戟、弓矢、钩镰、换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这样拳术就发展成了武术的基本功。
拳术兴于北方齐国，而剑术却起于南方的吴越。剑是汉族古代的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据记载，春秋时期的铸剑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而当时最着名的铸剑工匠干将、莫邪、欧冶子三人都是越国人。1965年在湖北发掘的楚墓中出土的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刻”八个字的一把剑，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异常锋利，毫不生锈，乃剑中之宝。而当时着名的女击剑家“越女”也出在越国。《吴越春秋》中记载：“范蠡曰：……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于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妄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甚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五即加女号，号曰越女。”其所谓“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方”的剑术，就是说每当短兵相接，内要全神贯注，外要泰然自若，静时如温存的女人，动则如呼啸的猛虎，谁掌握了击剑的本领，就可以以一当百。所以，以后历代着名的击剑家，多以学剑于越来表示自己的剑术精深。与拳术一样，剑术活动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一直在华夏族和汉族民间广泛流传。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是一个喜欢剑术的人，《孔子家语》中说：“子路戎服见孔子，拨剑而舞这，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他认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仗剑自卫的。战国时的赵惠文王也十分喜欢剑术，各地剑士慕名而来，数达3000多人。他日夜观看剑士们击剑，仅一年当中，竟有100多人在击剑中死伤。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丕，自幼开始学剑，而教曹丕剑术的教师史阿“昔与越游，具得其法”，是当时京城剑术最高的人。“诗圣”李白也精于剑道，其师就是后世称为唐朝“三绝”的斐旻。为了学剑术，李白辞别家亲，专门移居山东，拜斐旻为师。在名师的指点下，其刻苦习练，剑术大有进步，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套名为“太白剑”的剑术套路。晋朝名将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脍炙人口，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习剑为国报效的事迹，也为人们所熟知。由于人们对剑的特别爱好，古时汉民族从军中将士，到文人学者，以至民间百姓，都有佩剑习武的习俗，《宋书·礼态》说：“剑者君子武备，然自人君至人士人又还剑也”。故剑这种使用方便，利于近战的短兵器，自古被人们誉为“百兵之君”。
由于武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和积极意义，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男各族人民欢迎和重视，其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的柔道、空手道、相扑、泰国的泰国拳，南朝鲜的跆拳等，都与汉民族武术有着种种渊源关系。日本的“少林寺拳法联盟”。美国成立了“全美中国武术协会”，仅纽约市就有40多个武术社。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还开设了武术学校——“少林功夫学校”，传授中国武术。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开展了太极拳活动。许多外国人对汉民族的武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武术真功在中华，要求向世界介绍武术，把武术推向奥运会，推向世界，让汉民族武术这朵古老、瑰丽的奇葩在全世界盛开。
（第二节武术与汉民族的性格）
武术的特点，一是“击”，二是“舞”。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一个表现了汉民族刚健的民族性格，一个表现了汉民族温顺的民族性格。
“击”就是“技击”。前已提到其兴于战国之齐国，由于齐国提倡“技击”，并通过“技击”考选人才，训练军队，奖励军功，故“齐愍（即齐湣王）以技击强”，而成为战国七雄中“五伯”之一。此种“技击”，本指徒手搏斗的拳术，后遂发展为指搏击敌人的武艺为“技击”。《汉书·刑清志》注引孟康说：“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至攻守之胜。”“习手足”就是拳法和腿法的练习，有此基础后，再学器械。经过几行千年的发展和变化，武术的“技击”，就是两人徒手以踢、打、摔、拿、或两人各持器械以劈、刺、扎、砍等，以进攻与防守的方法所进行的对抗性的运动历史文献记载的“技击”项目有角底、相扑、手搏、手战、击剑、击刺、校棒、刺枪等，这些“技击”项目都是汉族世世代代血汗的结晶，戚继光说过：“吾国技击之学发端于战国，昌明于唐宋，盛极于明清。”武术“技击”运动深受汉民族人民的喜爱，在民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汉朝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14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说：“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汉书·哀帝纪·赞》：“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其注引苏林说：“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可见“角抵戏”就是一种“角力”比赛，即比武。而自古流传的“打擂台”和“技击”比武，更是汉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水浒传》第四十九回《燕青智扑擎天柱》，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打擂台的盛况，而燕青是使用“摔法”取胜的。与此同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唐朝开始设武举，为武科之始；宋有武举、武选；明设武科乡、会试，武举6年一次（后改三年一次），明末又举行武科殿试，清时兵部主武会试，督抚主武乡试，学政主武科试。
由于武术“技击”运动有着这样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历代还涌现出一些“技击”家，如汉时的雷被、王越、史阿，魏时的曹丕等剑技家，唐时拳手轻捷的蒙万赢，所向无敌的谢建，蜀之高手石彦能等等。同时，还出现了“技击”专着，如《庄子·说剑篇》、《汉书·艺文志》中的《手搏》六篇；而戚继光的《纪政新书》、《陈记》、《剑经》等则对拳法、棍法、枪法作了论述。
武术的“技击”，充分表现了汉民族勇敢英武的刚健性格。
“舞”，就是“武舞”，即现代流行的套路形式的武术。汉民族武术的兴起，一方面与为军事需要而进行的对抗性的搏击训练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武舞”的形成和出现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右氏于此舞之伐。”《礼记·乐记注》云：“一击一刺为一伐”。“九伐”就是在手拿武器的练习中，有九个击刺的动作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武术器械套路。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武术器械套路。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这种套路的武术运动叫做“舞象”。《礼记·内则》云：“成童，舞象，学射御。”其疏曰：“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诗·邹清》也说：“象，用兵刺仗之舞。”此种“舞象”，不仅可以单人舞练，也可集体武舞。在古典文献中，关于“武舞”的记载还很多，如《孔子家语》有“子路悦，援戚而舞”的记载，可谓武术的套路演练；《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沛舞剑”，可谓剑术的套路演练。武术套路运动的“剑舞”，到了隋、唐以后，更为风行，除前已提及的斐旻和李白外，女杰中有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等，都是舞剑高手，《藏书·吴道子传》中说斐旻“弛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术奇伟，观者数千人”，大画家吴道子看后“挥笔若有神助”。而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更是对剑术套路表演的绝妙之作。正因为武术套路运动具有“舞”的特点，所以其自成为武术中一个独立的表现形式，以其与“技击”的搏击性不同，而具有表演艺术的浓郁特色，它以其形体抒情牲和造型美感，同样深受历代汉民族人民的喜爱，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民间。
武术的“武舞”，则充分反映了汉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温顺性格。
武术的“击”、“舞”两个特点是由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练、看、用”三种职能所决定的。“用”，就是“技击”的运用，可以作为军事训练和防身自卫的手段，就是在现代，“技击”也仍然不失其实用的价值。“看”，就是“武舞”的表演性，它通过优美的动作和造型，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它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练”一方面为了“技击”和“武舞”而练习各种基本功，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技击”本领才能更高，“武舞”艺术才能更美。另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用以“调气息，壮筋骨，除疾病”。关于这一点，在武术的兴起和发展中也是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据古典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导引”出现，《庄子·刻意篇》解释说：“吹煦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型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其意就是说经常活动内脏器官和肌肉、骨骼的人可以象彭祖那样健康长寿。长沙马王堆汉墓即有“导引”图出土。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一套强身健体的“五禽戏”，这就是“导引”的一种。隋、唐以后出现的“八段锦”、“十二段锦”、“易筋经”，以及近、现代的“太极拳”、“练功十八法”等都是“导引”派生出来的。现代这些武术活动也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因为武术运动具有极其灵活的适应性，不管什么人，男女老少，身强力壮的，或是体弱多病的，都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和不同情况，选练不同套路的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性格，所以它才能够深深地扎根于汉族民间，成为汉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项最受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民族体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