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
摘自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第437—438页
社会家庭都是由个人集成的，所以要想提高社会道德，还要从个人着手。若是每一个人皆能提高他的人格道德，则社会道德也自然能提高。
摘自谢颂羔、余牧之《伦理的研究》(1927年)华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41页
一个真能认识爱的道理的人，必定只有尽力爱人，没有存心害人的事了。孟子常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所以社会上若是个个人都有爱人的行为，则此社会也没有不欣欣然如我们理想中的天国一般，永无纷争扰乱之事了。
摘自谢颂羔、余牧之《伦理的研究》(1927年)华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158页
夫私产非绝对的私有，不过遇一时之机缘而取得社会公有之物而已。此取得社会公有之物，法律上虽许可一时据有，依吾人道德之责任，当善用之以发展社会公有之利益。吾人据有私产，虽为吾人之权利，而发展社会利益，遂为吾人之义务也……
摘自陈安仁《人生问题》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第312页
一社会之分子，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即是依照一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者，其行动是不道德的。小人即不依照此基本规律以行动者，其行动是道德的。若一社会内所有之人，均不依照其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则此社会即不能存在。……如一社会之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此社会之依照其理，可达于最大限度。如此，此社会即安定；此即所谓治。如一社会之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此社会即不能依照其理。如此，则此社会即不安定，或竟不存在；此即所谓乱。
摘自冯友兰《新理学》(1939年)《冯马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一社会若欲成为一完全的社会，其中之分子，必皆“兼相爱、交相利”。此可以说是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中之最主要的一规律。实际的社会，没有完全能达到此标准者，然必多少近乎此标准。若其完全不合乎此标准，则是此社会完全不依照社会之理所规定之一主要规律；若其不完全依照此，则此社会即不成其为社会，即根本不能存在。
摘自冯友兰《新理学》(1939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一社会之所以能成立，靠其中之分子之互助。于互助时，此分子与别一分子所说之话，必须可靠。此分子所说之话，必须使别一分子信之而无疑。……若在一社会之内，其各分子所说之话，均不可靠，则其社会之不能存在，可以说是“无待蓍龟”。人必有信，不是某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而是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
摘自冯友兰《新理学》(1939年)《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
经济生产与运输既为民族创造生存与自由的资料，所以凡非对实现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另有任务，或无劳动能力者，如为民族培植优良分子的教育人员、为民族安内攘外的政治与军事人员、为民族创造精神自由的学术与艺术人员，以及已老、尚幼或残废的分子一—以外，均应努力参加某一方面生产与运输的工作。否则不但国家可以取消其生存权利，“即不劳者不许食！”而且社会应加以道德制裁，即视其为变相的老鼠！同时从事他种工作的分子，虽不能直接参加经济劳动，但应尽量尊重经济劳动，尤不可贱视经济劳动。因经济劳动为创造民族生存资料，而生存不但为民族生活两大目的之一，而且为其最基本的目的。因此经济劳动实为一种极重要的劳动，亦为一种极神圣的劳动。其他各种劳动的价值决计不能超出经济之上。历来鄙视经济劳动，实为极错误的观念；过去官吏往往压迫劳动民众，尤为违反道德行为。
摘自汪少伦《伦理学体系》(1944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84页。
就分配来讲，不但国家应实行收入平均的原则，每个民族分子功；应严守收入平均的道德。因每个人均为民族之一分子，对于民族有相同的义务与相同的权利。虽各个之能力不甚相同，亦为民族所给予：如由遗传所给予的天才，由教育所给予的知识与技能。各人的能力既为民族所给予，则各人创造的多少尽管不同，但不足为享受不平均之根据。平均享受既为应有的道德，则任何人自不能利用权力或机会，以非分掠取。否则即等于变相的强盗。
摘自汪少伦《伦理学体系》(1944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84—185页。
就消费来讲，国家平均分配：于各个人或家庭的东西，各个人或家庭虽可自由使用，但对于超过本身或本家庭实际需要的东西，应当归还民族，或分送不足实际需要之个人或家庭。切不可任意滥费。任意滥费一分民族生存资料，不但等于任意滥费分祖先或同胞的血汗，亦且等于任意灭掉一分同胞或子孙的生存机会。滥费祖先所遗留下的血汗，或灭低子孙生存机会，均为违反道德。所以超过本身或一家人实际需要的享受或滥费为一种极大的罪恶；这是关于分配与消费的道德规律。
摘自汪少伦《伦理学体系》(1944年)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85页。
（第三节）家庭道德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3页。
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4页。。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8页。
盖孝为百行之首。《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卷七雍正元年癸卯五月亥条。
故父母之劳，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体由其育也，勤劳顾后，子乃熟也；无父母则无由生，无为育则不能成熟；少丧父母，则饥寒困苦，终身贱辱；普天之下，计恩论德，岂有比哉！夫礼与律、皆尚往来，借人一钱者必当偿之，受人一饭者必兰报之；借钱不偿，则法有刑，受饭不报，则俗有议。汉高祖入关之约法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言其报也；谚云，“杀人填命，欠债还钱”，言其报少佛法无量劫世所负皆当报之，盖普人世之义，皆以为报也；报者公理之至矣，无以易之者也。受恩之重大莫过于父母，故酬报之重大当责之于人子矣。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孔子之重孝，以为报而已矣；若不孝者，其律可依欠债不还，科而罪之。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75页。
父子之义务子对于父之义务；则孝是也；父对于子之义务，则慈是也。然其所以成孝成慈者，固非一端矣。父子之伦，为家族之本。
摘自谢蒙《伦理学精义》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91—92页。
兄弟之义务兄对弟之道曰友，弟对兄之道曰悌。友以致其爱也；悌以致其敬也。
摘自谢蒙《伦理学精义》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97页。
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必使一家之人，咸勤厥职。于此有数义焉。第一，则不可使子弟起倚赖父兄之心也。方子弟幼少之时，必与以相当之教育，随其性之所近，各畀一业，使专习之，期于长成之后，能自谋生，而无借于父兄之助……君子爱人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不督子弟以各图自立，而使生仰给于人之心，是乃与于不慈之甚者也。仰给其父兄已为不义，若至不能仰给于父兄而不得不仰给于他人，则更为无耻，非仁人之所忍也。
……
第二，则为父兄者，亦不可有倚赖子弟之心也。谚云：“养儿待老，积谷防饥。”此家人妇子之私情，似亦人情之所宜有。夫衰老之父母，不克自养，不得不有待于子妇之承欢，斯固然矣。余之为此言也，非欲为为子弟者免去其养亲之责，不过欲为为亲者筹其自养之方面已。……吾人于少壮有为之时，当勤俭贮蓄为衰老时自养之预备，纵使老而无子，或有子而不肖，亦可以辛勤储积之资，送老来之日月。吾人之自为计，固当如此。且人人如此存心，则于国家亦有益。……吾国人从前国家观念不甚发达，往往视其子为私行之财产，遂至有上文所举养儿待老之谚。如此，则生子纯以自利，不得为高尚之思想。须知子固为我之子，同时又为国之民，教育吾子，非徒自利，即所以造就国民。此吾人对于国家之义务也……
第三，则兄弟不可互相倚赖也。……吾国入重亲亲之谊，兄弟之不能自养者，多由其兄弟之能有余力者资助之；同居共财，往往而有。论其一人之私德，岂不可钦，然自国民生计之全体言之，则实有无穷之弊害。盖一人生之，数人坐而食之，实大悖生计学之原则。兄弟之良盖者，以不忍之故，而愿养其同气，其所以自尽者固为得矣。彼兄弟之坐事其成者，怠惰固循，不求自立，以兄弟之资助为当，而不知固人而食之为大可耻。受之者既大损其独立自助之精神，施之者亦不免养成倚赖根性之失。偏于原亦君子之过也……
第四，则女子亦不可怠于治生之天职也。一家之中，男女分业，男子出外营职因有收入，女子则管理而运用之。男子虽岁入多额之金钱，若女子不善经理，则家计亦难恒足。……吾国近日女子职业学校已有萌芽，女子多有以织袜为生者，裁缝一科逐渐普及，女子多能自制衣服，不须雇人，此皆社会进步之征候也。然普遍人家，多有收入较丰，无需女子服此种工业，惟操持家政之道，不可不亟为讲明。现今女子，多有闲坐蚺游漫不以家政为意者，甚可叹也……
摘自杨昌济《治中篇》(1915年)《杨门济义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2页。
家人之情，每有时不如朋友。家人常聚居，利害抵触无所避，故也。居家固宜法度修明，然容忍糊涂亦不可不少之要素。要于无关系或有理由之过蠢均宜不问，即凡可恕者，均恕之是也。古人言，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又言，张公百忍，九世同居：大家庭固不能无此作用，即夫妇之间，舍此亦不能求室家之和平。西人言，家庭太重法度，非爱情以维系之，久已瓦解矣。
摘自恽代英《恽代英日记》(1917年1月24日)《恽代英论青年修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果。故无恋爱则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恋爱之结晶，徒拘牵于社会上之礼型而就，则有家庭与无家庭等，甚且为罪恶之窟，仇怨之府焉。
摘自李大钊《不自由之悲剧》(1917年4月19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454页。
现在正是男女社交公开渐有希望的时代，应该让一般男男女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可以使人喜悦，可以使人得神经病，乃至于可以使人死，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应该让人知道爱情是有变动的，在爱情变动的潮流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这种悲剧，在男女社交公开的生活中，婚姻自由的制度下，是应有的现象，是习见的事实。应该让人知，爱情一有转移，婚姻关系可以自由解除与缔结。
摘自李大钊《失恋与结婚自由》(1922年4月1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第553页。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5页。
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足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入的误解，足以为缩小的成人。……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便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9—110页。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0页。
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摘自吴虞《说孝》(1919年12月)《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摘自胡适《胡适致吴虞(稿)》(1920年9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12页。
人伦之道，莫重于夫妇。有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姊妹，才有朋友，才有国家。所以家庭的伦理，乃是人类伦理的基础。
摘自谢颂羔、余牧之《伦理的研究》(1927年)华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172页。
家庭制度的良否，对于伦理的发展，是极有影响的。家庭制度若是优良，则家人父子之间，便可以享受完满的天伦之乐；否则便不免骨肉相残，同室如敌。
摘自谢颂羔、余牧之《伦理的研究》(1927年)华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