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本名江竹筠，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市。8岁时随母亲逃荒到重庆，母亲经人介绍进大同袜厂当工人，她也进厂当童工，12岁时考入重庆南岸中学，因成绩优异获免费就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0年至1947年负责南岸片区学运工作。
彭咏梧，江姐的丈夫，中共川东地下工作负责人，在巫溪、巫山、奉节、云阳等地领导农民运动。江姐通过关系，任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员，以这个公开身份掩护彭咏梧和自己的工作。
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两次破坏，先是地下党员陈然主办的《彷徨》杂志被中统注意，中统渝调处情报科科长谭枣浓和高级特务平惠民负责侦察；而陈然同时负责印刷的《挺进报》又被军统发现。军统西南特区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将《挺进报》破坏，此为第一件。第二件是地下党重庆市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许多地下党员，彭咏梧和江姐均被出卖。
川东地下党遭到破坏，彭咏梧被捕，惨遭杀害于奉节县江边。特务将他首级悬挂于奉节县门楼上，企图以此诱捕江姐。
适江姐因工作路过奉节，看到丈夫首级，悲痛欲绝，但她以坚强的意志克制住内心的悲痛与冲动，赶回万县。
看到丈夫首级后，江姐定然知道组织已遭破坏，应该迅速撤离的，但她为何又回到万县这个明明凶多吉少之地，至今无人明白。因为江姐被捕后虽受尽酷刑，却无一个字的供词，其坚强忠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就连特工头子和行刑人员也为之折服。小说描写她为了通知其他地下工作者躲避而不顾自己安危，确实是合情合理，否则她是不会回万县的。
江姐回到万县，即被叛徒带着特务捕去，秘密押至重庆关在渣滓洞监狱。因拒绝供出组织情况，不久后，被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下令与濮华辅、邓兴邦、陈然等公开杀害于大坪。
江姐夫妇就义后，遗子彭云，由地下党救出抚养，至今犹在。
中共驻渝代表团被逼撤离重庆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蒋介石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议要“说其荦荦大端妥等补救”，即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否定。3月下旬到4月月初，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动透顶的演说，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致主张依靠解放区力量，并放弃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亦必须迁至南京。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便于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介绍吴玉章、王若飞两人为正、副书记，四川省委从此进行公开活动。
这时，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已占据四平、长春等地，同时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重庆中共四川省委办事处前后门都是国民党军警林立，便衣特务如麻。我奉中统局、市党部命调集服务总队行动组全部特务前往监视，并跟踪外出人员行动，我亲自跟踪吴玉章、王若飞二人。同时搞宣传的特务制造谣言：“王维舟到川北搞武装，要在重庆搞大暴动。”弄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6月间，时局更加恶化。美国通过《军事援华法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要解放军退出以下各地：
一、陇海铁路以南地区；
二、胶济铁路全线；
三、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
四、东北大部分；
五、6月7日以后山东、山西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
这些反动要求遭到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反对。7月12日，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八百里长的战线上对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登上总统宝座。
圣诞节前夕，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引起从北平开始继而遍及全国的抗暴运动。反抗美军暴行运动在重庆搞得特别激烈，全市学生无不切齿痛恨，立即行动起来。1947年元月6日，中共领导的几万学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直持续到元宵节。2月5日和8日两天，国民党派出宪、军、警和便衣特务进行镇压。我也接到密令，除调动一至七区全部队员外，亲自指挥总队部行动组特务，同宪兵、警察一起袭击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宣传队，制造两起血案，打伤学生多人。
正当抗暴运动高潮时候，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竟张贴布告，禁止集会和游行示威，否则军法从事。
孙元良这个布告一贴出来，群情激愤，但又无可奈何，人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有些民主人士去问吴玉章：“谣传中共人员要撤退？”吴玉章说：“我们是国民党政府请来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们撤退，或我们中央来了命令，否则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
2月17日深夜，国民党派出宪兵一个连、警备司令部直属部队一个连、保安警察一个中队，包围曾家岩23号中共联络处，我又奉紧急命令会同渝调处、城区办事处，带起行动组百余人和七区队队员700余人，一律荷枪实弹监视各街口，封锁曾家岩江边码头，断绝交通，随即同宪警一起冲进联络处，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并将所有人员强迫集中楼下客厅内，不准自由行动。我同警备司令部杨处长、宪兵团副闯进吴玉章寝室。他问我们干什么，我说：“为保护你们安全，要你们撤退。”吴玉章说：“有无公事？”杨处长说：“有公事。”一面从身上摸出一封孙元良的信，递给吴玉章。原函如下：
敬启者，查现时重庆地方，自国民政府还都后，已非中央所在地，此间既未驻有美方人员，联总、行总亦已无机构在此，中共人员实无留住重庆之必要，且地方秩序每因此而引起巨大之影响，本司令为保护中共在渝人员之安全及地方治安之维持，不能不采取有效之措置，用特函达台端查照。所有中共在渝人员及其眷属，根据台端所送名册249名口，均须于3月5日以前，一律撤离重庆。如自备车辆不够应用，本司令当代备车辆，派兵护送返回延安，即请转知上开列人员于2月28日上午3时起停止一切活动，分别集中于中共人员原住之本市曾家岩23号，及化龙桥新村76号两处，限28日正午12时集合完毕，以便护送，所有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之一切机器电台，希饬自行分别造册，由本司令饬员点收代为保管，除私人财物听其随身携带外，所有武器弹药、危险物品、无线电器材亦希造册，以便饬员点收。在撤退前所有中共人员给养，由本司令饬员照料，至前次名册所列及异动人员，并希详细开列见告，以便同时护送，逾期限者，倘有中共人员尚有隐匿逗留，本司令即不负保护之责任，以上各项，相应函请查照办理为盼。
此致
中共驻渝代表团吴玉章先生吴玉章看完信后，对杨处长说：“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没有你们政府的明文，没有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能撤退。”
我插言诬称道：“你们破坏和谈，逞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生活不能安定……”
吴玉章十分气愤地打断我的话头，对我怒声说：“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对面江北的兵工厂，是谁在日夜赶制军火？又是谁到处征兵、征粮打内战？”吴玉章转身对杨处长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之极，不准你们逮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肖参谋长、张市长讲理。”吴玉章去办公桌上打电话，这时电话线已被切断了。
我还赖着说：“吴先生年老了，不要那样大的火气，还是请上楼去睡觉休息吧！”
吴玉章更是发怒，厉声斥责说：“我认得出你，你是中统特务，较场口血案的主凶，人民是要向你讨还血债的！”
杨处长说：“好了好了！莫斗嘴了，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这时其他人员都劝吴玉章去休息，他才回到楼上屋里去了。
我们加强警戒四处逡巡，幸好没有发现异状，不然流血事件就在所难免了。
天刚亮时孙元良来了，吴玉章把自己坚决的态度告诉了他，他回答说：“为了慎重和保护起见不得不如此。”说完便离去了。孙元良走后，在里面监视的宪军警和我们便衣也跟着离去，转移至外面继续监视。
孙元良走后，吴玉章即致电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抗议军警特的暴行，要孙元良立即撤退监视特务，同时致函孙元良。孙元良复函如下：
敬启者，来函悉，贵党拒绝和谈，军调部因而撤销，中共军队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在各地中共人员又到处散布谣言，探听情报，煽动暴动，显然系军事间谍活动，以致社会骚然，人民恨贵党入骨。本部为了维护本市治安，并保护贵党在渝人员之安全，不得不请台端等由渝撤退，3月5日之期已甚短促，究何时可以准备撤退？至希函复为荷！
此致
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团吴玉章先生3月3日下午6时，肖毅肃、张笃伦来见吴玉章。肖对宪军警特的行为佯装不知，吴玉章便坚决要肖毅肃命令我们撤走，我们只好离开，但外面监视人员仍然不撤。当晚美国领事布德拿着董必武来电交吴玉章说：“美国将于五、六两日各来一架飞机，各载50人飞回延安。”吴玉章说：“两架飞机怎么能载得下？必须至少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延安，否则我不走！”他担心被分割在途中，特别是在西安加害，因此要求张群必须准备四架飞机，张群同意了。
3月5日，孙元良和一个宪兵团副“陪同”吴玉章“护送”到了白市驿机场，我们便衣才奉命全部撤走。
吴玉章到了机场，却只有两架飞机，一是C45式，一是C47式，停在机场。吴玉章一见便生气，坚决不走，孙元良很着急，反复保证第二天再来三架飞机，经吴玉章了解那三架飞机确是临时因为气候原因未来，次日一定可到，又经中共其他人员劝说先走一天，这样吴玉章才上飞机先飞回延安。
3月6日、7日，其余人员全部飞走。至此中共在南京、上海和重庆人员及眷属全部胜利撤回延安。
在这些事件中，我扮演了不可饶恕的角色，至今反思起来，愧恨交加，无地自容！
《挺进报》被特务破坏的经过
1947年夏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诞生了，同时建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先后由刘镕铸、陈然二人为特支书记领导工作。
为什么叫《挺进报》呢？一是纪念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是取革命者应该挺起胸膛向前进之意。
1947年12月，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手下邮检组组长曾庆回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检查邮件时，发现收件人是学生自治会的邮件中，有《挺进报》，内容是共产党宣传品，即送交二处引起注意。于是军统渝站、渝组、稽查处、刑警处、督察处奉令调查，中统渝调处也派出科长谭惠浓、高级特务平惠民调查。军统渝站站长李克昌发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是通过草堂国学专门学校的姚仿桓得到的。姚同该校校长杜钢百关系好，杜是民盟盟员。为掌握杜的活动，军统通信员曾继纲把姚介绍给李克昌发展为军统特务。这时民联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店员陈伯林因书店查封而失业，杜接待陈在国专暂住，姚在陈的一本书中发现一份《挺进报》，立即送交李克昌，李派特务曾继纲伪装失业青年由姚仿桓介绍认识陈伯林。陈伯林是地下党员，故而有《挺进报》。李克昌得到报告后侦察到一个叫任达哉的是陈伯林的领导人。1948年4月将任达哉逮捕，任招供出他的领导人许建业，并带领特务在民国路嘉阳茶社逮捕了许建业。许在狱中被伪装同情革命的看守特务欺骗，托他带信给刘德惠烧毁住宅内的秘密文件，特务据此将刘逮捕，接着又守候在附近，逮捕了前来商讨工作的川东临时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叛变后供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被捕后也叛变了。他二人出卖组织，出卖《挺进报》和负责人陈然。陈然被捕后送到第二科，由科长陆坚如审讯，吕世琨也在场陪审。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亲来命施酷刑刑讯。陈然几次上老虎凳几次昏厥，坚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只承认他一人刻印《挺进报》。不久，陈然与江竹筠、濮华辅、邓兴邦被公开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
陈然被捕后，与《挺进报》有关的蒋一苇、吕雪棠转移到香港，李维嘉转移到川西。《挺进报》被迫停刊。除陈然和曾经领导过该报的市委委员彭咏梧牺牲外，其余《挺进报》成员均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