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
孙宜生先生1930年出生于河南灵宝县，1953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其后长期在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1957年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素描和油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创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油画作品，如《终南山下》、《夕照》、《金秋》等，在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教学与创作中，他因坚持“以作人促作画”，抵制“按画法分阶级”，于是在“文革”之中遭遇了血腥之灾，同时也历练了“宜生”而顽强的个性。“文革”之后，他和许许多多受尽磨难的中国老百姓一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他的艺术生命也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升华。
1979年，孙宜生先生由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转入工艺美术系，开始了他的“意象素描”教学实验。他企图“在理论讲授与技法示范结合中，在与西方具象与抽象艺术的比较中，界定中国艺术有其意象原系统，在中西艺术交汇中使传统的神秘意象向明晰有序转化，在中西艺术的优势互补中，重构中国艺术的基础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孙宜生先生先后在《美术》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意象美学研究的论文，曾数次在全国性美术理论研讨会上宣讲意象美学理念，组织召开了多次意象美学研讨会，并撰写和出版了《意象素描》一书。1988年他所申报的“意象造型美学与教学”课题获得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成为全国“八五”科研项目之一。这标志着意象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叶郎教授在该课题推荐书中称：“意象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本课题极有可能在中国传统艺术研究中，取得较大的成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对该课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该课题针对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从意象的角度抓住了中国艺术发展的核心，不仅能充实我国艺术教育的健全，有利于教学实践的进行，更将促进美术创作、美术科学实验的发展。这是一项有利的、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课题。”随着孙宜生先生的意象美学课题研究的进展，从而也引起了艺术界对意象问题的广泛关注，不同观点的讨论与争议也此起彼伏，至今不绝。
自2000年以来，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科学的迅速发展，孙宜生先生萌发了将意象美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意念。2001年3月，他在西安美术学院主持召开了“艺术文化由观念形态向生命形态转型”的专题讨论会。在会议中孙宜生先生提出了他的意象生命美学的基本观点：由意象艺术学的本体论——以主体的意与客观的象作为艺术的两个基因，意与象的辩证契合，转换为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与基因组的生发之树——艺术生命之树，营构意象生命艺术科学的系统理论。在这种观念的支撑下。近几年来，年愈古稀的孙宜生先生将意象美学再度转化到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之中，笔耕不辍，锲而不舍，他的最终理想则是建构一个意象生命美学的新境界。
无论是孙宜生先生所提出的艺术与意象美学问题，还是艺术与生命科学问题，抑或是他从事的将意象美学转化到生命科学的研究，还是企图将意象美学与生命科学进行交叉互补的研究，甚至是用现代生命科学的先进方法对古老的东方意象哲学的解读和阐发，凡此种种，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问题，以及由此所碰到的问题都充满着既古老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既感性又理性，即抽象又具体，即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又有着朦胧的非逻辑因素等复杂而混沌的状态，他的许多观点也不免带有模糊的甚至是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实质上并非仅仅是孙宜生先生个人的研究方式所致，其主要原因乃是意象美学和生命科学的本质特征之所致。
意象是中华民族首创的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美学范畴。自两千多年以前《周易》指出“立象尽意”说之后，中国的意象说即经历了“表意立象”、“内心意象”、“泛化意象”和“至境意象”等不同阶段。近代以来在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心理意象”、“意象诗论”和“整体意象”等不同的意象学派。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对于“意象美学”的内涵和外延之界定，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而艺术与生命科学问题本质上乃是一个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所引发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具有前沿性的学术问题。“它既涉及一般生命物质，特别是人体这种极端复杂的生命物质现象的奥秘；又涉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创造物——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是一个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领域的复杂而崭新的边缘学科。从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问题尚处于一个探索和实验阶段，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尚未形成较为明晰的答案。但是，由于生命科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学对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因而它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关系的深层次研究与探讨，同时也为艺术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孙宜生先生的意象生命美学的研究，无疑是触及了东西方艺术与科学的高端问题，同时他的研究也面临着许多学术难题。
由于孙宜生先生的意象生命美学研究切入到了诸多学术前沿问题，而他将人文与科学合二为一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呈现出了一个具有多学科交义的复杂特征，加之他的研究尚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因而，他所提出的意象美学和生命科学的种种观点。如前所述，在美术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也正是这种种不同的观点才促进了人们对于意象生命美学的关注与探讨。实质上。许多不同的观点即是对意象生命美学研究的极好补充，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正面意见或反面意见实际上都促进了意象生命美学研究的发展，也都构成了当代意象生命美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自1978年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时接受孙宜生先生的短期指导以后，近30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的研究状态，并具体参与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孙宜生先生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并非是他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证，也并非是他在解决抽象的理论问题时所提出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如意象画法等问题，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所提出的艺术与意象美学和艺术与生命科学这个合二为一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即包涵了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最本质和最具特征的价值体系。我认为，艺术与意象美学研究实质上是抓住了东方艺术哲学中非科学、非逻辑但却是符合人的本质和艺术发展规律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而艺术与生命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引入了西方艺术中的科学精神，它是试图以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的方式来对人及其艺术作以本质解读。由此而论，孙宜生先生的意象生命美学之命题，则是将艺术研究从“物的研究”转化到“人的研究”，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研究的自觉与进步，它无疑对于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本土艺术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正如一位东方学者所说：
西方科学只研究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从未涉足理性以外的世界。不涉足不可思议的世界、暧昧的世界、神秘学中的“被隐藏的世界”。是西方科学的一般原则……然而，“被隐藏的世界”只是由于没有被现代科学所解释清楚，作为“不可思议的世界”就可以被无视、被否定吗？我认为不管科学如何进步，对于人类来说必将留有“不可思议的世界”，因此谁也不能断言……对于人类文明的兴亡是“被隐藏的世界”的宇宙法则所支配的假说是绝对错误的。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与不可思议”、“科学与神秘”，或者总结为“科学与神秘学”并不矛盾的事实将逐渐被人类所认识……西方的科学世界观与东方的精神世界观的融合，将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它不正是通向作为新的思想体系的“新文明”的道路吗？
（本文原栽《西北美术》2007年第1期，并收入李青着：《艺术文化史论考辨》，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48-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