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当然不这么简单，张勋确实已为黎元洪准备好了退位的全套文件，都是假托、伪造的。有《退位声明》，打算用于对外宣布，其中云“元洪一身不足惜，如天下生民何！反复筹思，为吾民谋久远之安，为根本至计，惟有归政朝廷，复子明辟。”还有“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民”的黎元洪的奏折。同时也草拟了溥仪准奏的“谕旨”，这件历史上不曾公布的草稿，更有其特殊的资料价值，我们不妨在事情过去七十年后公布这篇奇文：本日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吁恳复御大统一折，据称该员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多弊害，奏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无明大义，际此国事危岌、大局飘摇，竞能作吾民亲上之先，定中国救亡之策，厥功甚伟，深孚朕心。黎元洪着赐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钦此。
按张勋估计，令黎元洪退位易如反掌，再拿上面几个文件掩人耳目，一切都会顺顺当当，谁知竞碰了灰。
复辟头一天，梁鼎芬自告奋勇带了退位声明和奏折，前往总统府劝黎退位。他以为凭着与黎有儿女亲家关系，好当说客。不料黎根本不买账，大骂梁其人“不读新书，不懂新理，破坏民国，罪该万死”！
随后，张勋又派舒直夫去，黎元洪在居仁堂接见。叙礼坐定，舒直夫首先说道：“现在张大帅扶保宣统，重登大宝，以报先帝隆恩。今请大总统退位还政位，共同匡助新朝，亦不失公侯之位。”黎元洪乃从自身说起侃侃谈出一篇大道理来：“甲午一役，海军败绩，本欲自尽却遇救得免，遂得苟延。及至辛亥事起亦非本意。后为皇室优待条件，更首起力争，终于达到优待目的。然则我对于清廷，并非不曾效力。如今诸位主张奉还大政，本人绝不反对，但闻三事足矣：一日民意，民国非我个人所有，实为国民公有之物，元洪受国民之付托之重，亦不敢自暴自弃，退位一举，当以国民公意为我之从违，可以说与个人毫无关系；二日外交，尚不知列国是否接洽，国际方面肯不肯承认；三日秩序，诸君既然忠于清室，则当为清室计，复辟以后地方秩序有无妨碍是不能不先作考虑的。倘上述三事均已办妥，则个人之去留无所萦怀，且俟大局稍定，我决计引退。”黎元洪的一篇道理实为婉言谢绝，亦无异于严词拒绝。
梁鼎芬和舒直夫回报后，把刚刚受命为“内阁议政大臣”的陈宝琛气坏了，大骂黎元洪是“敌臣贼子、元凶大憝”，吼道：“黎元洪竟敢拒不从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溥仪觉得太过分，就反驳说：“民国政府也优待过朕，朕岂能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不可这样做！”陈宝琛遂不再坚持“赐死”。
第二天，正欲再派人去劝说黎元洪，消息传来，黎发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同时再度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自己则抱着总统印玺，跑进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中避难去了。于是，复辟派们精心代黎元洪预先草拟的退位声明和奏折以及溥仪的“谕旨”全部作废了。
复辟头一天张勋发出通电，指斥民国国情为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1日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认为祸患的根源在于共和国体，“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于是，又把十二岁的溥仪举到天上，“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无惊，近日圣学日昭，德音四被。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枕戈励志，六载于兹”的张勋，乃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
与此同时，溥仪也发布了一篇煌煌上谕，即所谓《登极诏书》，宣布“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同时声明九条政纲：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姓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从是日起连续三天内，溥仪又发布数十道上谕，任命议政大臣、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巡抚，以及大学士、阁丞、侍郎等等。就在人们忙着封官的时候，“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忽然来到，他传达醇亲王载沣的意见说，打算给张勋封个亲王爵位，嘱咐万绳栻和胡嗣瑗草拟谕旨。胡对此举颇不理解，就表示反对说：“候大局既定，朝廷论功行赏，天下自然翕服。何必急急？”世续受到顶撞，悻悻而去。过不多时，又另派了两个人来，坚持让万和胡即行拟旨，又加了一句话：“此时诸事皆须与张公(指张勋)商办，独此关于张公自身之事，不必与商也。”载沣的言外之意是，他固然应该尊重张勋，然而他也有权过问朝政。至于“九条政纲”中“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之款，对他来说是不应有什么约束的。
宣统登极之初，载沣被授为摄政王，奉慈禧遗命监国，国家大事都由他裁决。后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载沣才卸任归藩。不久，宣统退位，接着隆裕去世。载沣乃于1913年2月21日再度入宫，奉旨“照料内廷一切事务”，从此载沣每五天到内务府一次，裁决例行公事，直到张勋复辟事出，当时议政大臣们决定的政令仍由内务府传达，所以载沣自以为仍然有权预问国政。
这件事，胡嗣瑗当天还是没有办。次日，世续又来找胡，口气也更加强硬，当然还是传达醇亲王的话：“张勋封爵事，仍请拟旨进呈，但不独封张勋一人将并冯国璋、陆荣廷同日加封。”胡嗣瑗一听更以为奇，封张勋还勉强可以说。对冯、陆二人，虽已发出“授为参预政府大臣”的“上谕”，而且也曾电召他们入京就任，但均无回电，还不知他们对复辟抱什么态度呀！怎么可以加封？遂反驳道：“冯、陆复电尚未至，不知其意如何。”世续竞用命令的口吻断然说：“此事已定。请即拟旨，即时进呈。”胡嗣瑗知道再无争辩的余地，遂嘱郭则法和徐宝衡两人各拟一旨，一为封张勋，一为冯、陆。但将草稿中爵号处空出，候由溥仪御笔亲定。
这两件谕旨草稿交内务府后，又先送到载沣手里，这位醇亲王则满有把握地援笔代溥仪在草稿空白处填人爵号：封张勋为忠勇亲王、封冯国璋和陆荣廷为一等公。填好，才让内务府进呈溥仪盖章发布。
这天，送呈的拟旨甚多，溥仪并不细看，也不说东道西，边看边命盖印，印过即生效了。偏偏翻阅那两张封爵的谕旨时卡住了。
“冯国璋和陆荣廷有复电来吗？”溥仪问。
“尚无复电。”内务府官员答。
“既无复电来，封爵暂停。即张勋封王，亦可暂缓。”溥仪想想又接着说：“俟大局定后，张勋可加封亲王。”于是，两件拟旨告废。
载沣大概没有料到，十二岁的儿子会不买他的账！有人说此事不足信，是故意渲染溥仪英明。其实，这种事不奇，并非“少年皇帝”英明，既然胡嗣瑗等当面斗不过载沣，谁能保证他在背后不向溥仪搞小动作呢？
载沣肯冒“亲贵干政”之名，其醉翁之意当然不在张、冯、陆。据某遗老的笔记，载沣还想起用六弟载洵和七弟载涛任近畿司令，重演宣统年间操军权于一家的故伎。这项任命的谕旨也已拟出，未及进呈就被刘廷琛发现。刘是张勋的同乡，在这次复辟中最受倚重，乃敢把此谕旨往口袋一塞，说一声：“这是绝对不行的！”也就了了。
倘真没人敢挡载沣，把冯国璋封了“一等公”，则又是天大笑话。众所周知：7月3日冯国璋就通电反对张勋，随后宣布代行民国大总统职务，并出兵讨逆了。
复辟第二天，溥仪又发布“上谕”，犒赏辫军官兵。谕旨说，在北京的军警人员，“保卫京师，奠安邦社”“异常出力”，特拨内帑十万元，交给民政部、陆军部分发。溥仪第二次登极，是辫军用脑袋拼出来的，当然应该赏钱。可是，辫军毕竟是孤军，保不了被全国唾骂的复辟朝廷。
7月3日，冯国璋在南京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反对复辟。同时派军队一旅开往徐州，控制了张勋的老巢。7月4日，在天津的段祺瑞携梁启超等赴马厂李长泰军中，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发表檄文，宣布讨逆。7月7日，讨逆军与张勋的定武军在天津与北京中间的廊坊交火，战斗激烈。当天还从南苑航空学校起飞一架飞机轰炸紫禁城，虽有段祺瑞出面制止滥炸，到底还是投下了三颗炸弹，并炸伤一名抬轿的倒霉夫役。溥仪和四位皇贵妃都没经过空袭的场面。不晓得从飞机上怎么会掉下炸弹来，一时乱作一团，墙角桌底瞎钻起来。
眼看复辟朝廷的日子不好过了，溥仪的师傅们开始谋退路。先是以溥仪的名义密遣师傅梁鼎芬和内务府大臣耆龄前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谋求必要时提供政治庇护，继而由陈宝琛、王士珍和张勋商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谕旨。在溥仪在房顶上复辟头一天发布的谕旨中只授张作霖奉天巡抚职，现在则加恩授为东三省总督，命其火速进京勤王。发布这道谕旨必须使用“法天立道”印章，而印盒钥匙在载沣手里，陈宝琛遂命砸锁用印，真看出火烧眉毛了。然而，受命传旨的张海鹏刚出京就被讨逆军截获，圣旨离张作霖还远着呢！
溥仪传旨任命的官员大多数不敢上任，少数接旨视事者一看形势不妙也纷纷奏请“开缺”。到7月8日那天，居然连张勋也辞职了。他还替溥仪草拟了一份批准辞职的“上谕”，旨云：“张勋奏请各省称兵，群来咎责，恳请开去差缺一折。应即准如所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其驻京军队仍着严加约束，保持秩序。内阁政务即由王士珍等妥慎办理，并着俟徐世昌来京，会同筹商善后办法。钦此。”这件草拟谕旨不知何故没能用印发布，所以外界无传，这倒使它成了秘史中一份珍贵资料了。
从张勋辞职次日起，战斗白热化了。段祺瑞统帅各路军队共五万七千人，包围了北京各门。张勋明知寡不敌众，却拒绝交出军队，负隅顽抗。尽管从郊外战到巷战，辫军节节败退，养心殿中的溥仪还总是听到胜利消息。当时宫中四门紧闭，内外隔绝，全凭护军统领毓逖通过奏事处太监，向宫里传递外界情况。毓逖等不知受命于何人，在“安定人心以防意外”的宗旨下，赝造战况，欺骗各宫的“孤儿寡母”。太监们传布“张勋大获全胜，段祺瑞的军队尽被歼灭”这类消息时，还能添枝加叶地编些“神助我也”的怪异之谈。有个太监向溥仪献殷勤，就编了一段根本没法核实的故事，他说那天早晨枪炮还没响，他就听见两只乌鸦在养心殿房脊上，一问一答地叫唤不停，就像对歌似的，特别好听。“后来枪声大作，咱张大帅就胜利了，那乌鸦是来报喜的”。溥仪第二次“退位”《诏书》溥仪不了解外界实情，还以为自己能当稳复辟皇帝。7月9日，王士珍和商衍瀛入宫值班。王虑及自身前途，感到没必要为张勋殉葬，乃请溥仪降旨，仍照辛亥逊政办法，将大政归还民国。他们想得美：要就拿过来，不要就还回去，就像借件东西。谁知溥仪一甩“龙袍袖子”，没答应。他心里或许在想：张勋打了胜仗，凭啥还要“还政”？遂把拟好的退位诏书弃置一旁，此即这份诏书一直不曾发布的原因。过了两天，王士珍退一步又奏请溥仪依照庚子义和团事件前例，自行取消7月1日以来发布的全部复辟谕旨，溥仪仍持固执态度不予实行。
7月12日是辫军作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天，天微明，枪声密如雨下，至中午炮火打中张勋住宅，段祺瑞的讨逆军攻克北京，张勋携家眷避人荷兰公使馆。直到这时，溥仪和皇贵妃们才明白事情真相：原来辫帅已经彻底失败了。而且，炮弹也落进宫中。据当天太庙首领太监孙进寿、李祥凤、王德寿呈报：定武军(辫军)与共和军交战，由西打来大炮数十发，打伤庙墙、御路、龙桂、神龛以及门隔扇等多处。即便如此，溥仪也不发退位诏书，只准清室内务府于第二天致函段祺瑞，其中有一句话：“所有7月1日以后谕旨自应一律撤销。”闹了一场天下皆知的复辟，岂可就用这样一句话交代？
7月17日，市面上早已恢复了民国原状，黄龙旗连一面也没有了。那天，溥仪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向刚刚返回北京的徐世昌赠送洗尘肴馔。徐对世续表示，他可以竭力维持优待条件，但宣统皇上至今尚无明文将统治权归还民国，这如何作结呢？世续回宫才赶拟一件公函送去，这件用清室内务府名义的公函，裹夹在段祺瑞签署发布的“大总统令”之中了。其中说：“张勋率领军队，人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从而把复辟责任全推到张勋身上。
公函归公函，感情属感情。经过这场复辟，溥仪与张勋两人还是互相惦记的。当张勋部将苏锡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荷兰公使馆去看望张勋时，张迁居天津后的张勋第一句话先问：“皇上怎么样？”吴当即答道：“这碍着皇上什么事！”张勋遂无话。溥仪得知张勋在荷兰公使馆的情况后，也曾对左右叹道：“此役苦张勋矣！”
让张勋一人承担全部复辟罪责实在有欠公允，当初在徐州召开筹备复辟的会议，各省督军代表都在一块黄缎子上签过名，北洋系元老徐世昌、冯国璋等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利用张勋推倒了黎元洪，接着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张勋，最后把实惠捞到手：冯国璋和徐世昌先后当上民国总统，段祺瑞则当上国务总理。
新的民国统治者并不反对皇帝，复辟事件刚结束，他们便与溥仪的“小朝廷”礼尚往来、弹冠相庆了，优待费照拨，溥仪的谕旨仍在紫禁城内漫天飞舞。恐怕他们自知也有理亏之处，对张勋明紧暗松，根本没打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