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傅斯年（1896-1950）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
不从政，但不能不议政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北大读书期间，傅斯年受北大‘‘兼容并包”、‘嗯想自由”方针的影响，开始有了通过思想改造进而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的想法。于是，在北大同学中，他“约集了二十位，创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创刊号)上，傅斯年以《’
新潮)发刊旨趣书》一文，揭橥了《新潮》发刊的宗旨：一、引进新思潮，探索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方法和方向：“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二、社会启蒙；三、养成研究之兴趣；改造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通过《新潮》的倡导培养他们“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入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入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这同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刊登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项思想文化主张几近相同。其后，《新潮》以其敏锐的思想而名声大噪，《新潮》刊物成为北大众多学生团体和思想刊物中独标一恪的旗帜。《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封面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学生运动领袖、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带领游行队伍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表现了很高的政治领袖的潜质。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五四运动正在进行过程中，傅斯年忽然宣布脱离运动，潜心学术丈化。其同学罗家伦等人认为，此事的导火索是因为火烧赵家楼后的第二天，傅斯年与某同学意见相左，发生口角，终至互殴，遂一气之下离开学生会，退出五四运动。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傅在五四运动前即认为，社会改革仅作政治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以思想变革为先声。这从其在五四运动前夕，即1919年4月发表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可以看出其本义的。在该文中，傅斯年在分析辛亥革命后“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的弊端时，指出：“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正因如此，傅斯年与力主政治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关系日渐疏远，而与主张‘撇开政治”、“只谈文化”、‘=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逐渐成为声气互求的朋友。191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赴欧官费留学生，就读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四年后又转赴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直到1926年12月返国，应聘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其后，他远离政治，潜心教学和学术研究，到1928年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心参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当年10月，史语所在广州正式成立，他以研究员身份兼任所长，政治似乎离他愈发渐行渐远了。然而，傅斯年却好议政。但“对政治的兴趣，偏重于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溥伪政的空气”上。战期间，在《盛世危言》文中，他谈到了自己改革政治的理想：第一件事是“我们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
其生活如平民。如果官不成为阶级，则中国三千年之弊病一扫而空矣。”‘第二件事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其实此等风气之充实也不算难事，只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其直如矢’之人，‘唯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办事，不顾环境，不畏上下，社会之风俗可以立刻敦厚些，这犹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
傅斯年任北大校长时和蒋介石合影自然，腐败成风的国民党官场与他的这种政治理想相距是不止十万八千里的，理想与现实常常让他寝食难安，愤懑不平，那些贪官污吏毫无疑问也就成了他这位‘其直如矢之人”的抨击对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这些显要人物。孔祥熙作为蒋介石的连襟，又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其权势、财势在当时中国几乎无人出其右，对其腐败，也自然没有人敢去‘捋须’’。1938年1月，孑L祥熙升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这让傅斯年再也无法忍受。当月，傅斯年上书蒋介石，以大量事实说明孔祥熙不能胜任行政院长的理由，要求蒋介石免去其职，另选贤俊。未料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介石未予理睬。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当选为参政员。此后，利用这个合法舞台，傅斯年“每次会议发言建议，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对政要孔祥熙尤多质询。”其中以1944年9月的一次质询火力最猛。在这次质询中，傅斯年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要求孔祥熙予以答复(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一职刚卸任)。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一、官吏不能做买卖，曾有明确规定，就是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因为官吏经营商业可以利用政治特殊权力做到普遍商人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举一件实事，就是孔兼部长办有祥记公司，虽然这个公司成立已经很久，但近又继续成立广茂新商号，此由孔家经营之。现在可否请政府查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及一切有无囤积居奇情事、违反国家总动员会议法令情事，并请政府查裕华银行同国家银行往来账目。清查的结果，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同时请驻渝委员会注意这件事情。二、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总之，中央银行的情形，请政府查明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用山西人。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还有关于账目也要查明。三、黄金问题。我们知道去年黄金发售、裕华银行买大批黄金。他卖出来金价高，买进金价低，这是重庆社会上都知道的。上两个星期，黄金停止出售，而黑市高出一万。又美国借给我们的黄金，据孔副院长报告，这个黄金用飞机运到后作调剂金融之用，请财政部报告美国的黄金运到的多少？要卖的多少？以及每周出卖的情形与以后还卖不卖，运不运？请财政部报告。我们觉得，对于美借给的黄金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枝枝节节为私人发财之用。四、黄金储蓄券。去年大家知道，市场上固然有这个东西，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且中央信托局，中央各银行分别也在副院长最近出国之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他人，在一重要会议之后开秘密会，当场送给大家，人家不受，孔就云：“我暂为你们留情，兑换了再给你们。”这券如是国家的不能分送，个人的不必开会，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何事哉？
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出(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也，故维持之者灾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指孔祥熙——引者注)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人人加以触物(侮？)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
面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虽强为敷衍亦难以自圆其说，蒋介石虽百般庇护亦难以为孔开脱。于是，在宴请参政员酒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说：“你信任我吗？”傅说：“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见这次实在无法再包庇孔祥熙，只得免去其一切实际职务。一个腐败透顶的官僚终于在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之下被搬倒了。1945年6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本来傅斯年对宋子文是寄予希望的，但很快他就发现宋之贪鄙、专权与孔祥熙并无二致。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萌，孔祥煕、宋霭龄夫妇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
1946年，宋子文又主持制定了诸如《管理外汇暂行办法》、《黄金买卖细则》、《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等规章，结果，国家受益不大，宋子文等却私囊中饱，这让傅斯年忍无可忍了。1947年2月15日，他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对宋子文进行了猛烈抨击：“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人。”